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薛洪言

　　近期，互聯網貸款全方位收緊，從數據采集到貸后催收，從頭到腳迎來集中整治與強力監管。在此背景下，早已引發各方關注、但一直沒公布統一監管文件的聯合貸款，又重回輿論視野。畢竟頭和腳管住了，沒道理不給聯合貸款一個明確說法。

　　但聯合貸款，不僅僅是產品創新和模式創新，更帶來了金融生態的深層次變革，利弊優劣，三句五句說不清楚；如何監管，也遠非“禁”與“不禁”所能涵蓋。

　　太過復雜，需從頭說起。

　　聯合貸款因何而生？

　　聯合貸款并不神秘，很多人以為它是金融科技公司的模式創新，其實不過是銀團貸款的模式化用。

　　監管將銀團貸款界定為“由兩家或兩家以上銀行基于相同貸款條件，依據同一貸款合同，按約定時間和比例，通過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幣貸款或授信業務。” 聯合貸款也是這樣，兩家或兩家以上持牌放貸機構，基于協議安排聯合發放貸款。

　　銀團貸款里，有牽頭行、參與行和代理行之別，在“信息共享、獨立審批、自主決策、風險自擔”四原則下，各方權責分工各異。牽頭行負責貸前調查、確定貸款條件并組建銀團，代理行代表大家進行貸款發放、收回和統一管理，其他參與者統稱為參與行。

　　聯合貸款里，基本也是一家機構負責獲客、貸前初審、貸款管理和回收，其他持牌機構在獨立審批、獨立決策并與借款人獨立簽署合同的基礎上參與進來，同樣要遵循“信息共享、獨立審批、自主決策、風險自擔”等基本原則。

　　銀團貸款又稱辛迪加貸款，為大額借款項目而生，合多家銀行之力，滿足大型基建和集團公司貸款需求。聯合貸款，則為小額普惠金融而生，合多家機構之力，優勢互補，降低成本，為普惠金融提供新的解決方案，也助力金融機構科技轉型走上快車道。

　　（1）破局普惠金融難題

　　小微群體貸款本金小，利潤薄，金融機構做小微貸款，往往無利可圖，要么棄之不做，要么提高定價。前者導致融資難，后者產生融資貴，顧此失彼，普與惠不能兼顧。

　　破局之策，便是降低綜合成本（如資金成本、獲客成本、風控成本、運營成本等），綜合成本低一些，普惠金融的空間就多一些。

　　單一金融機構，固然可通過模式創新和科技創新不斷降低成本，但幅度有限。相比之下，聯合貸款取各家金融機構所長，讓擅長獲客的去獲客、擅長風控的做風控、吸儲能力強的多提供資金、強于運營的做貸款管理，可把綜合成本壓降至理論上的最低值，普惠金融空間自然就出來了。

　　2016年末，央行征信系統中僅4.27億人有貸款記錄；2019年6月便增至5.48億人。表明這兩年半時間內有1.2億人從傳統金融機構獲得信貸支持，由無貸戶變成有貸戶。這是普惠金融的成績，又何嘗不是聯合貸款和助貸的功勞。

　　（2）助力金融機構科技轉型

　　科技已成為金融機構第一驅動力，但科技轉型不能嫁接在空中，需在業務轉型中落地。

　　全國性銀行基礎厚、實力強，自力更生還算條出路；區域性銀行底子弱、基礎差，除了銀行牌照帶來的資金優勢，在獲客、風控、運營等方面均有困難，完全靠自己，業務動不起來，科技轉型更是空中樓閣。

　　聯合貸款聚合各方力量，為優勢資源互聯互通提供橋梁。借助聯合貸款，全國性銀行可以不必自己造輪子，科技轉型步入快車道；區域性銀行更是可以在開放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

　　在這里多說一句。雖然相比單打獨斗，聯合貸款和開放平臺為金融機構轉型提供了更好的條件，但金融機構是否愿意轉型、能否轉型成功，還是取決于自己。當前市場中有很多聲音，認為聯合貸款和助貸加劇了持牌資金方的管道化和空心化，這就好像那些互聯網讓孩子沉迷于網游的指責一樣，并不能令人信服。

　　生態重構與場景崛起

　　聯合貸款連通了銀行資金和互聯網流量，釋放出巨大能量，消費金融因此得以快速增長。增長強化增長，消費金融風口效應形成后，引來各方加速布局。如據奧維咨詢估算，2018年末，線上消費貸款余額1.5萬億元，較2016年實現近四倍增長。

　　行業高速發展中，一些機構乘成為新模式里的重要節點。這些節點連通四方資源，開放平臺和開放銀行模式便應運而生。演化至此，金融業的生態模式已然有了深刻的變化——金融與場景深度融合。

　　以互聯網平臺為代表的場景方憑借龐大的用戶流量，有實力有資格與金融機構洽談助貸和聯合貸款合作，而助貸和聯合貸款的發展，進一步加速金融與場景的融合，鞏固了用戶在場景中獲取金融服務的習慣。

　　隨著以互聯網平臺為代表的場景方深度融入金融生態圈，就帶來了各方權責利關系的重構。重構中有沖突，更有和解。

　　從順序上看，金融機構率先反應，從排斥到競爭再到合作，用了大概三年時間（2013-2016年），最終以開放平臺和開放銀行崛起為標志，宣告雙方全面和解，共同完成了金融業務模式的重塑。但厘清金融機構與場景方的關系只是第一步，如何厘清場景方與用戶、場景方與監管的關系，則構成了新挑戰。

　　新生態下新挑戰

　　（1）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挑戰

　　規模的增長、模式的重塑、新角色（場景）的介入，均對金融消費者保護提出新要求、新挑戰。

　　比如規模快速增長，加大了數據需求，大數據行業迎來藍海，新進入者參差不齊，導致數據違規采集與交易亂象頻發；

　　比如規模快速增長，加大了催收外包需求，催收行業迎來更多從業者，但疏于管理和規范，導致違規催收、暴力催收不斷；

　　比如場景方介入，金融機構與場景方彼此收費模式和收費結構出現交叉重疊，彼此責任權利出現重疊模糊，為個別機構渾水摸魚創造了條件，致使場景惹禍、金融背鍋的事不斷，長租公寓跑路后的租金貸問題、培訓機構跑路后的教育貸問題，均為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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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都屬于“舊制度趕不上新變化”的必然結果，屬于發展中的問題。一旦管理和規范跟上來，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近期，監管清查大數據亂象、嚴打套路貸和違規催收，重申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要求，行業氣象便有了明顯改觀。

　　（2）對現行監管制度的挑戰

　　金融模式已然進化，而監管機制未變，就會產生新模式與現有監管體制的沖突。就助貸和聯合貸款而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打破了區域經營限制。現行監管體制注重屬地化監管，如銀行有全國性銀行和區域性銀行之分，區域性銀行資金不出省；小貸公司則有普通小貸公司和網絡小貸公司之分，普通小貸公司資金不得跨區域。但依托助貸和聯合貸款，區域性金融機構可向全國用戶發放貸款，現行監管體系下的區域限制便形同虛設。

　　二是消解了金融牌照邊界。在新的生態模式下，金融分工細化、再細化，到了一定程度，就消解了金融牌照邊界。比如說，風險審批屬持牌經營環節，金融機構不得將其外包，但風險審批也可細化為數十個步驟，每個步驟都涉及一堆合作方，這些合作方算不算涉足核心金融環節、涉嫌無證經營呢？自是無從說起。

　　從近一年來出臺的文件看，地方監管機構普遍重申現行監管要求的權威性，如強調屬地化管理、重申核心環節不得外包等，但略顯頭疼醫頭，可解一時之急。要緩解金融創新與現行監管之間的沖突，需順應金融生態化發展的大趨勢，從牌照監管轉向功能監管，并夯實監管科技，探索監管沙箱機制，以保持監管與創新的動態平衡。

　　（3）規模快速擴大，如何控制風險？

　　在開放平臺生態中，資金是流動的，客戶是流動的，連科技都是流動的。流動帶來更高效的配置，致使金融效率有了根本性提升。

　　不過，金融與風險共生，業務效率的提升需輔以風控能力的提升來中和約束，否則效率高，隱患也大。

　　金融以風險為生，各方所求不是消滅風險，而是分散風險。風險分散的妙處好有一比，如巨石立于高山之巔，搖搖欲墜，足以構成系統性風險隱患；若把巨石碎為粉塵，隨風而落，于各方不過是微塵拂面。

　　作為提升效率、做大規模的利器，同銀團貸款一樣，聯合貸款的第一原則也是風險分散，即各方要獨立承擔風險。只要各方獨立承擔風險，在完備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和嚴格的撥備計提約束下，增長再快都不怕。

　　當前各方對聯合貸款的擔心也恰恰出在這里。一些機構為了吸引資金方加入，違規兜底承諾，違背了風險分散原則，猶如在山頂立一塊大石，讓各方憂慮不已。

　　但違規發放聯合貸款，錯在違規，不在聯合貸款。

　　在發展中解決發展中的問題

　　如上種種，便是市場對聯合貸款模式的核心憂慮。仔細去看，有些是純粹的違規操作，有些是配套規范沒跟上，還有些則涉及監管與創新的平衡這個永恒的話題。

　　其實，于金融生態各方而言，流量集中和互聯網平臺崛起是不爭的事實，也是無可更改的外部變量和大趨勢。聯合貸款也好，助貸也好，不過是各方基于新趨勢所做的創新與應對。

　　正因為與大趨勢契合，聯合貸款和助貸在推動普惠金融發展和金融科技轉型創新方面發揮了積極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不過是新模式與舊制度不可避免的摩擦沖突，屬于發展中必然要面對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中，遇到問題就解決問題，而不應去推翻模式本身。因為模式既然順應趨勢而生，消滅了這個模式，還會有新的模式出來。

　　所以，聯合貸款應該怎么管呢？順應趨勢，用其利，減其弊，在發展中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如是而已。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