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連平 胡亞楠

　　貨幣國際化的根基是一國的經濟實力。未來，我國需要加快結構性改革，通過高質量發展持續做強綜合實力。在此基礎上，未來人民幣國際化還需要采取一系列針對性的措施。

　　新中國成立至今70年的歷史，是中國經濟撫平戰爭創傷、戰勝自然災害、實施改革開放和獲得高速增長的歷史。在這段歷史長河中，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偉大歷史事件。人民幣國際化就是其中一項戰略性的改革開放壯舉。

　　2009年9月，我國開啟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十年來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2016年人民幣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權重位列第三。截至2018年年底，人民幣成為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和第六大儲備貨幣。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較為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應在肯定人民幣國際化成果的同時，厘清存在的不足，為下一個十年的發展未雨綢繆。

　　人民幣國際化十年成績有目共睹

　　一是人民幣跨境結算長足發展。據人民銀行統計，2009年人民幣結算金額不到36億元，而2018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總計發生5.11萬億元，增長1418倍；其中跨境貨物貿易3.66萬億元，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1.45萬億元。根據SWIFT數據，截至2018年末，人民幣占全球所有貨幣支付金額比重為2.07%，較2017年同期1.61%進一步上升。

　　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雖然較快增長，但存在著不平衡。目前，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主要集中于周邊國家，而在歐盟、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和主要貿易伙伴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貿易結算中人民幣比例較低。目前，人民幣結算業務在進口支付方面比重較大，但在出口方面及服務貿易方面比例較小。這表明人民幣業務拓展受到了出口議價能力的制約，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較低的位置限制了中國貿易企業選擇貨幣的能力。這種貿易支付結算不對稱的現象是當前我國為“貿易大國”，而非“貿易強國”的具體表現。

　　二是人民幣投融資功能逐步提升。2018年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總計發生2.66萬億元，其中對外直接投資8048.1億元，較2013年增長8.4倍；外商直接投資1.86萬億元，較2013年增長3.2倍。同期“熊貓債”累計注冊/核準額度6623億元，累計發行規模超過3147億元，發行主體涵蓋國際開發機構、外國政府、境外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等。隨著境外投資主體配置人民幣資產需求顯著提升，2019年，彭博正式將中國債券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BBGA）。2018年，“滬深港通”業務跨境收付金額合計8415億元，較2017年同比增長30%。截至2018年末，共有19個國家和地區獲得RQFII投資額度合計1.94萬億元，205家境外機構備案或申請投資額度合計6467億元。其他投資項下，包括跨境融資、項目貸款等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1.7萬億元，較2017年同比增長23.6%。SWIFT報告顯示，目前人民幣已成為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

　　盡管人民幣的國際投融資功能不斷提升，但依然存在制約人民幣投融資功能發展的因素。當前中國資本項下尚不能完全可兌換，人民幣還不是可自由兌換貨幣，資本項目下人民幣跨境結算主要集中于直接投資，其他金融和投資比重較小。境外主體對人民幣的接受程度較為有限，境外企業在收取人民幣后往往傾向于兌換成美元等幣種。香港地區作為主要的人民幣離岸市場，總體上是以負債為主，資產業務比較有限，作為資產貨幣運用的投資領域還需要繼續開拓。

　　三是儲備貨幣功能嶄露頭角。據人民銀行統計，截至2018年末，我國已與38個境外包括日本等發達國家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額達3.55萬億元。越來越多的國家與中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以此來滿足雙邊貿易投資的需求。2016年人民幣正式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根據IMF數據，截至2014年，共有38個國家持有人民幣資產約合718億美元，而2018年年底，全球人民幣儲備規模達2027.9億美元，增長182.4%，超過澳大利亞元和加拿大元，居第六位。據人民銀行不完全統計，目前全球已有60多個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

　　應該看到，目前人民幣發揮貨幣儲備功能依然有限。目前人民幣在SDR中的占比為10.92%，遠低于美元和歐元占比。人民幣儲備規模占標明幣種構成外匯儲備總額的1.89%，而美元占全球儲備貨幣的60%以上。這說明過去十年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雖然上升顯著，但存量占比依然偏低。

　　四是人民幣計價功能實現突破。2013年10月，大連商品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中國鐵礦石期貨。2014年9月，上海自貿區黃金國際板正式上線，2016年推出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基準價格——“上海金”。2018年3月，上海國際能源中心（INE）掛牌交易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2018年11月，精對苯二甲酸（PTA）期貨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據央行數據，截至2019年2月末，原油、鐵礦石和PTA等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均已引入境外交易者，匯入和匯出保證金中人民幣占比分別為59.2%和75.5%。推動大宗商品以人民幣計價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舉措，有助于提高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

　　目前人民幣的計價功能仍然在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各種商品市場引入境外交易者步伐緩慢，反映出現階段金融開放水平依然較為有限。另一方面，國際定價影響力有待進一步提高。如“上海金”價格與前一晚國際金價走勢有著很大聯動性，尚不能充分反映國內黃金市場的供求情況。

　　五是人民幣離岸市場穩步前行。根據SWIFT數據，人民幣是全球外匯市場最活躍的貨幣之一，目前倫敦已經超過香港成為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中心。截至2018年末，境外主要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余額超過1.2萬億元（不包括銀行同業存款）。境外清算行人民幣清算量合計316.61萬億元，較2017年同比增長11%。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在倫敦首次發行人民幣央行票據，隨后2018年和2019年兩次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央行票據。這表明中國央行對離岸人民幣市場越來越重視，并采取措施進行調節。由于目前離岸市場金融產品類型有限以及離岸與在岸人民幣市場的聯通程度不夠，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的增加有些是出于套利套匯目的，真實需求不足，這說明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的基礎尚不夠牢固。

　　六是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推進。為滿足市場主體對人民幣跨境資金清算、結算安全高效的需求，2015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一期成功上線運行。2018年CIPS二期投產并在制度安排、結算模式和流動性機制等方面進行了升級優化。截至今年6月，CIPS系統已經有31家直接參與者，847家間接參與者；實際業務覆蓋全球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63個國家和地區（含中國大陸和港澳臺地區）處于“一帶一路”沿線。自2015年10月上線以來，CIPS累計處理業務超過400萬筆，金額超過60萬億元人民幣。

　　目前各國跨境支付和結算系統仍處于初步階段，相對于SWIFT每天5萬億~6萬億美元的交易額，其他國家跨境系統的交易量都還只是杯水車薪。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地位繼續下滑。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運行和完善將有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前行。

　　十年來，盡管人民幣的各種國際貨幣職能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迄今為止，人民幣的國際貨幣職能及其影響力仍然較為有限，其國際使用程度與美元、歐元尚存在較大的距離；同時與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和新興對外投資國的經濟金融地位相比也不匹配。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人民幣國際化尚處在初期發展階段，人民幣想要取得與我國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國際貨幣地位，依然任重道遠。

　　理性認識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國內外環境

　　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驅動和制約，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密不可分。準確把握當前國內外經濟重要因素的影響，有利于更好地分析和判斷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基礎和條件。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將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基礎。在所有影響貨幣國際化的因素中，一國的經濟實力是建立并維持國際貨幣地位的基礎性因素。貨幣的本質是信用關系，一國發行的貨幣想要在世界范圍內行使貨幣職能則需要強大的國家信用做依托，而綜合國力是國家信用最好的背書。目前我國的經濟實力已躋身世界前列，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增速多年來保持全球領先水平。我國經濟擁有巨大的市場和潛力，人民幣國際化有著良好的動力、基礎和條件。

　　金融擴大開放將有力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一國貨幣國際化必須要依托強大的國內金融市場，而金融開放是促進金融市場競爭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擴展金融市場深度和廣度的重要環節。近年來，我國積極打造對外開放新格局。2019年7月，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推出11項金融業對外開放舉措。在市場方面逐步減少了資金進出的限制；在行業方面放寬了股權和有關業務的限制。2019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決定改革完善LPR形成機制，新實施的LPR報價成員中新增了渣打、花旗兩家外資銀行。2019年9月，國家外匯管理局決定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限制。這些金融開放的舉措無疑將對中國金融市場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開放為直接融資提供了更多便利，將提高資本市場運行效率，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金融開放一定會帶來新理念、新業務和新流程，有助于金融創新向更深層次推進；開放舉措將導致境內金融市場會更廣泛和深入地與國際市場相聯通，支付結算、人民幣計價交易和投融資等國際需求都會得到長足的發展。

　　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以及主觀故意，國際市場往往對中國經濟存在非理性預期。在金融開放度擴大后，這種不利因素毫無疑問將會成為市場穩定的障礙。擴大開放之后跨境資本自由流動規模擴大。在“蝴蝶效應”和“羊群效應”作用下，有時國際市場稍有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導致資本大規模流進流出。如果此時有投機資本興風作浪，可能會對國內經濟金融造成沖擊。金融市場動蕩必然會帶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從而影響市場人民幣需求，妨礙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為此，人民幣國際化應與資本項下開放、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利率市場化相協調，符合國家整體改革開放的需求和戰略。

　　“一帶一路”已經和正在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真實需求，資本輸出成為“一帶一路”上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抓手。2016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境貿易人民幣實際收付7786億元，占雙邊貿易額的13.9%，比2012年年末提高了4.3個百分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而中國具有較高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經驗，因此可以推動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建投融資領域的使用。2017年以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分別提供了等值人民幣2500億元和1300億元的“一帶一路”專項貸款，用于支持“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金融合作。絲路基金新增1000億元人民幣資金，未來將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豐富的資源能源，而我國是大宗商品消費大國。在沿線國家推動大宗商品以人民幣計價和結算，不僅可以解決雙方的價格風險，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還可以發展人民幣的計價結算職能。中國在跨境電子商務領域的優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身處歐亞大陸要塞的地理優勢相結合，有助于擴大人民幣的影響力。“一帶一路”將繼續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新的需求。

　　“一帶一路”沿途基本是發展中國家，政局動蕩和政權更迭引發的政治風險問題突出，尤其是中東地區沖突不斷。目前大宗商品定價權目前依然以美元為中心，加上地區沖突、自然災害等原因導致大宗商品供給不穩定，沿線國家的大宗商品價格波動明顯。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融資本身會有投資風險，包括投資成本大、建設周期長、資金回收慢等。因此“一帶一路”上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必須引起高度關注。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中美貿易摩擦下人民幣國際化的挑戰與機遇并存。從短期看，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影響了市場對于中國出口和國際收支的預期，人民幣匯率出現了一輪貶值，對國際市場持有人民幣資產的需求帶來影響。但從中長期看，貿易摩擦也可能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新的發展契機。隨著貿易摩擦的推進，2018年第三季度以來，中美兩國之間的進出口明顯負增長。截至2019年8月，美國在中國進出口中的份額由2017年的14.2%下降至12%。中國對美的直接投資也大幅下降。但與此同時，中國與歐盟和東盟等其他經濟體的經濟關系平穩發展。這種狀況的發展必將會減少中國跨境貿易中美元的使用，有助于人民幣進一步擴展跨境使用的空間。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企業會加大力度發展自主研發和核心競爭力，加快步伐推進中國產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在交易定價和貨幣選擇中占據有利地位，從而降低對美元支付結算的依賴，在跨境交易中進一步減少美元使用。

　　近年來，全球央行國際貨幣儲備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土耳其、德國、委內瑞拉和中國等多國中央銀行國際儲備中增持了黃金，歐元和日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占比逐步上升。為了擺脫對美元的依賴，俄羅斯減持了貨幣儲備中85%的美債，取而代之的是大幅增加黃金、人民幣和歐元資產。與此同時俄羅斯在國際經貿中轉向非美元外幣結算，2014年上線了獨立于SWIFT報文系統的支付系統——金融信息傳輸系統（SPFS）。為了繞開美國的管轄，多國都在構建獨立的支付系統，中國2015年開發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2018年CIPS二期亦已投產。德國、法國和英國于2019年1月設立了避開美元的貿易往來支持工具（ISTE）。越來越明顯的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趨勢，將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人民幣國際化新征程怎么走

　　貨幣國際化的根基是一國的經濟實力。未來，我國需要加快結構性改革，通過高質量發展持續做強綜合實力。在此基礎上，未來人民幣國際化還需要采取一系列針對性的措施。

　　一是依托“一帶一路”拓展人民幣跨境使用空間。“一帶一路”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難得的投融資載體、國際分工環境和市場條件。“一帶一路”建設已經使人民幣國際化，在夯實做強域化基礎、境外信貸發展、基礎設施投融資、大宗商品定價和電子商務計價結算等關鍵領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人民幣投融資職能逐步得到了增強。未來政府相關部門要適時做好沿線國家政治、經濟、金融市場的風險評估和預警，積極引導和推動企業和金融機構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幣投資和信貸行為，采取有力措施切實保護本國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利益和投資安全，為“一帶一路”上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保駕護航。

　　二是協同推進金融改革與金融開放。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改革開放是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關鍵性制度安排。人民幣要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不能僅靠經常賬戶項下的跨境使用，還需要通過資本賬戶進行更為便捷的跨境流動，發展人民幣交易職能和國際儲備職能。資本賬戶要實現有序漸進開放，離不開匯率市場化改革和金融市場發展。具有良好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有助于防止國際資本大進大出對本國經濟金融產生沖擊，也有利于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金融市場發展水平是決定資本賬戶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的重要因素，進而也是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因素。我國的貿易規模和經濟總量全球排名靠前，但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與國際成熟市場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金融市場需要繼續擴大規模并拓展深度，尤其是拓展金融衍生品市場，同時需要擴大對外開放，鼓勵和推進國外投資者積極參與境內人民幣資產投資。未來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要協同推進，共同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三是拓展人民幣貨幣計價和儲備貨幣職能。目前人民幣國際化最主要的成果體現在商品和服務貿易有關的方面。但在金融領域，人民幣國際化的水平尚有不小的距離。人民幣最終能否成為與美元和歐元并駕齊驅的國際貨幣，計價貨幣和儲備貨幣方面的表現十分關鍵。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結算是推動人民幣實現計價功能和儲備功能的重要抓手。未來既要發揮中國規模龐大的優勢，推廣人民幣計價的大宗商品現貨；還要發展期貨市場，進一步擴大石油等以人民幣計價的大宗商品期貨。要使人民幣成為各國的儲備貨幣，一方面要加強與各國的經貿往來，在結算和投資職能的基礎上，拓展多國儲備需求；另一方面則要創新適合國外央行配置的人民幣固定收益資產，滿足國外央行對資產多樣性和平滑期限結構的需求。

　　四是穩步大幅增加黃金儲備。出于對沖美元風險和國際儲備多元化的需求，各國央行購買黃金儲備的意愿明顯增強。截至2019年7月，中國中央銀行持有黃金達到1936.5噸，較2012年末1054噸，增長83.7%。盡管近年來中國央行不斷增持，但黃金儲備占總的國際儲備比重僅為2.7%，與我國可觀的外匯儲備、龐大的GDP總量和貿易投資總量等所產生的需求相比顯然較低。與美國和歐元區等經濟體相比，中國黃金儲備的規模和比重也偏低。截至2019年7月，美國持有黃金儲備8133.5噸，占其外匯儲備比重達76%，可見美國國際儲備的主體是黃金；歐元區（包括歐洲中央銀行）黃金儲備共計10775.7噸，占其外匯總儲備的55.7%；歐洲中央銀行持有黃金儲備504.8噸，占其外匯儲備總儲備的27%。參考美歐持有的黃金儲備規模，考慮到人民幣要成為與美元和歐元并駕齊驅的國際貨幣，未來外匯儲備增長會較為平穩甚至減少，我國黃金儲備比重至少應提高到20%。黃金儲備規模和占比的增加將為人民幣國際信用和國際清償力的增強帶來有力的支持，有助于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有效的信用保障。

　　五是發展和完善人民幣離岸市場體系。人民幣要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需要在全球形成一個統一、具有深度和流動性的離岸人民幣交易的網絡和體系。目前人民幣離岸中心主要在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周邊地區，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推進，可以考慮在中亞、中東等地區和金融市場發達、影響力相對較強的區域中心城市布局新的人民幣離岸市場。為了使人民幣離岸市場健康發展，未來應該繼續完善離岸人民幣的合法充實和回流機制，創新吸引投資者的人民幣計價離岸金融產品，加強對離岸資金流動和衍生品交易的監測，密切人民幣離岸、在岸市場之間的資金流動和業務往來，探索并形成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管理機制。

　　六是構建和完善系統性的銀行全球經營網絡。從各國貨幣國際化的經驗來看，本國銀行體系在全球的拓展，為這個國家的貨幣在全球布局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平臺。境內的商業銀行及其境外分支機構共同推進借貸業務是發展人民幣借貸職能的重要渠道。商業銀行通過借貸業務，提供支付結算等方面的服務，有助于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落地。應支持大型國有銀行和部分有條件的中型銀行做好國際化發展的規劃，與本土企業走出去相呼應，將銀行國際化發展納入我國金融發展戰略之中，有序地加以實施。商業銀行作為“一帶一路”的參與者和實踐者，應該在投融資資金配置、信息交互和風險評估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同時應該加強與國外銀行在人民幣支付清算、資金拆放和報價做市等方面的業務合作，為企業“走出去”和人民幣資本輸出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銀行服務。

　　七是加強和拓展基礎設施建設。隨著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規模不斷擴大，傳統清算模式在效率方面的不足逐漸顯現。如報文兼容性出現問題導致收付款不能被識別、需要借助第三方銀行層級較多、受時間限制常常不能當日結算等。為了滿足市場主體對人民幣跨境資金清算、結算安全高效的要求，中國央行推出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這相當于修建了自己的人民幣國際化高速公路，但其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想要擴大CIPS的全球影響力，不僅需要豐富系統功能和產品類別，完善報文系統等，還需要依托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設。CIPS的總部設在上海，隨著自貿區建設的不斷完善，上海已經成為人民幣產品創新、交易、定價、清算和業務等金融中心。未來上海應該擴大與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互聯互通，將CIPS的使用推廣到更多地區。

　　(本文作者介紹：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和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