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李玫

　　美國的新冠病毒案例已經一發不可收拾。截至3月9日，美國已經有628例，死亡26例，其中，華盛頓州162例最多，紐約州142排第二。

　　與中國很不同的是，美國爆發的很多案例開始就是社區傳播，無法溯源。2月28日，斯諾霍米什縣一名確診的高中生的基因組數據， 竟然與美國首個確診病例（35歲斯諾霍米什縣的男子）有關，最早可追溯到1月中旬。新冠病毒可能在華盛頓州傳播了數周而未被發現。

　　很顯然，極有可能存在疫區旅游史的人沒有按照CDC的要求進行14天自我隔離，或者隔離措施不到位，甚至還有可能有人隱瞞旅游史。

　　1為什么總有人隱瞞、不配合隔離？

　　博弈論中有個經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解釋人們喜歡隱瞞、不配合隔離的原因。

　　A，B兩個嫌疑人被抓捕，分開審訊，都面臨兩種選擇，要么守口如瓶，要么出賣隊友。如果兩個人都守口如瓶，兩個人都會被無罪釋放，各自收益為3。

　　警方往往需要破除他們的信任和合作，所以通常如果一方先出賣隊友，警方給與一些利誘，比如，除了無罪釋放，還可以戴罪立功，成為證人，給予表彰，假設收益為5，而另一方因為隊友的出賣會承擔所有糟糕的后果，收益為0。

　　但如果兩個人都出賣隊友，招供，下場都會很慘，重判，所以收益為-2。很容易可以看出，雙方最佳選擇是大家都守口如瓶，加起來收益為6，做到總收益最大化。

　　但現實中，人們往往因為害怕自己信守諾言，而對方背信棄義，對方會拿走大部分收益5，而自己只能承擔糟糕的后果，而選擇出賣隊友，變成兩個人都選擇出賣隊友，大家都滿盤皆輸，這就是“囚徒困境”。

　　疫情中，常有疫區旅游史的人、甚至已經有癥狀了還不主動隔離，到處傳播。在美國，盡管疾病防控中心CDC有規定從疫區回來無癥狀者要自我隔離14天，否則處罰1000美元，仍常常爆出有人從疫區回來，沒有隔離直接上班、孩子直接上學等消息。有不少人義憤填膺，認為這些人隱瞞旅游史，沒有自我隔離，沒有公德心，沒有社會責任，自私自利等等。其實，疫情旅游史的人和社會之間就可以用博弈論很好的解釋，就很像一個“囚徒困境”。

　　疑似患者和疫區旅游史的人可以選擇配合，把自己過往旅游、接觸史和盤托出，這樣，社會可以很好地判斷是否需要把他隔離了，還可以追蹤其他接觸過的人，進行迅速隔離，這樣對于社會收益是最大的3，這些人也有一定好處，比如，自己的癥狀可以得到藥物、治療，如果是新冠肺炎，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救助，收益為1。

　　然而，為什么往往人們選擇隱瞞呢？因為隱瞞收益更大。如果一個有湖北旅游史的人，實話實說，哪怕他只是咳嗽，可能很快就被舉報隔離了，他會認為自己可能沒病都會因為隔離而染病。而如果隱瞞，他還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舒服地待在家里，住酒店，去餐館，去旅游等等，就像中國的臺商、侯某、鄧晞等人，別人不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他，收益為5。

　　他如果配合社會，進行自我隔離。在美國，他得自己跟公司請假，孩子托兒所費用可能早已經交了，不能退，不送孩子，得自己承擔損失，出去酒店隔離，還得付酒店費用等等，一系列都是損失，對自己沒有什么收益，自然沒有動力主動去做。

　　但因為他的隱瞞，社會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接觸者沒有迅速追蹤，時間一長，難以追蹤，隔離成本也極大地增加。所以社會收益為-1。

　　但往往因為隱瞞對于個人利益更大。在經濟學里，重要假設就是每個人都是理性的，理性的意思就是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大于社會利益，道德層面上這種思想不對，但經濟學就是談論純理性，沒有對錯。因此，到最后，往往陷入個人隱瞞-社會強制隔離的“囚徒困境”。

　　2“囚徒困境”如何破

　　很簡單，給予主動配合、隔離的個人巨大利益，當收益大于他的不便、和損失，人們自然選擇就變了。

　　比如：香港一名老伯知道從大陸過來，要隔離14天，專門跑去深圳過關，再回來，住在隔離酒店14天。然后又跑去深圳過關，又回來，又免費住酒店14天。

　　又比如：下面方艙醫院的人們都不愿意走了。因為這里免費吃好、住好，還有專業醫護人員，在外面只能待在家里，那里都不能去，在這里還能跳廣場舞、打撲克等等。

　　當然，這已經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任何一個政策推行，總有一些漏洞，很難排除一些“搭便車”（free rider）的人，利用政策，謀取福利。但在特殊時期，畢竟像老伯這種無所事事、沒有家人、能夠來回港深、還如此聰明、愛貪小便宜、愿意冒風險（很多人不愿意隔離還擔心交叉傳染風險）的人是少數，如果能夠達到大多數人愿意隔離，減少社會強制隔離成本，政策就是有意義的。

　　3 民主國家的隔離模型

　　現在，中國外也有很多國家也很嚴重，民主國家無法強制隔離，只能靠大家自覺。自覺隔離行為也可以用經濟學模型來解釋。

　　假設有a 部分（a是一個百分比）的人選擇自我隔離，隔離的收益為b （benefit），成本為c （cost）。模型如下：

　　如果自我隔離的人足夠多，

　　收益為b-c；

　　如果自我隔離的人不夠多，大部分還在外面晃，只有小部分，

　　那就沒有收益，只有成本，所以總收益為-c。

　　其中，

　　每個人實際不知道

　　是多少，只能看到一個關于a的信號

　　來決定是否自我隔離。

　　所以，大家得看到信號足夠強，才會有足夠多的人選擇自我隔離，這樣才有收益，否則，隔離只有成本，沒有收益，也就沒有實質意義。

　　如何能讓信號足夠強呢？那就靠媒體宣傳，官方指引。所以，在美國、意大利等國家，我們可以看到疾病防控中心、國會、衛生部等等幾乎天天開聽證會直播，媒體公布確診數字，到了一定階段，總統特朗普也是迫于壓力，出來開新聞發布會，這些都是釋放信號的手段。

　　因為沒有信號，大家就不會自覺，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這些官員、哪怕是總統都是要下臺的。

　　這個模型對于網紅經濟、演藝圈等藝術類發展道路也適用。對于網紅來說，只有吸引到的粉絲比例a超過一個臨界值，才開始有收益 b-c，如果一直無法超過臨界值，就只有成本c沒有收益，所以總收益為-c，就是燒錢虧錢。如果什么都不做呢？那既沒有成本，也沒有收益，總收益為0。

　　4“選擇悖論”和“認識謬誤”

　　行為經濟學往往與心理學有關，人們由于心理、情緒的因素往往無法做出理性的選擇和判斷。

　　斯坦福大學的特維爾斯基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卡尼曼有個著名的心理實驗叫“選擇悖論”。把這個實驗應用在疫情中，類似如下。

　　美國正在為爆發的新冠病毒疾病做準備，該疾病預計會奪去600名公民的生命。為了對抗這種疾病，有兩種方法：一、可以確保200人治愈。二、具有33%的概率將拯救全部600人，但也有67%的概率沒有拯救任何人。

　　如果是你，你會怎么選呢？

　　結果是：72%的人選擇了前者。

　　好的，那如果是以下兩種方案呢？一、將確保會有400人死亡；二、可能有33%的概率沒有人會死亡，或者67%的概率600人都將死亡，你會怎么選呢？

　　結果是：人們的喜好逆轉。現在有78%贊成第二種選擇。

　　這是不合理的，這兩個問題在數學上沒有區別，僅僅是問法的不同，一個問法從救活治愈人數的角度，另外一個從死亡人數的角度，人們的選擇便轉向了，因此被稱為“選擇悖論”。

　　兩位教授解釋說，損失比收益要大，損失帶來的痛苦比收益帶來的快樂更大。因此，如果以治愈（收益）角度提問，人們喜歡確定性而逃避損失的風險；而如果從死亡（損失）角度提問，人們將愿意承擔更多逃避死亡的風險。

　　即使疾病是假想的時候，這個案例說明，我們的決策已經無法做到理性了，容易做出糟糕的決策。當這種疾病是真實的時候，當我們看到實際死亡人數每天都在增加，除了對損失的敏感性之外，還有另一個因素在對人們決策起作用：恐懼。

　　兩位教授又做了一個實驗，叫“認知謬誤“。讓人們閱讀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使他們感到悲傷或憤怒，該文章描述了自然災害對一個小鎮的影響（使人們感到悲傷）或在國外激烈的反美抗議活動的細節（使人們感到憤怒）。

　　接下來，要求人們估算一些事件發生的頻率，例如，要求多少人必須對寵物實施安樂死（悲傷情緒）或，今年有多少人被不誠實的汽車經銷商騙了，買了劣質“檸檬”車（憤怒情緒）。

　　實驗發現，當人們的情緒與未來事件的情緒調相吻合時，他們對該事件發生頻率的預測就會增加。例如，感到憤怒的人比那些感到悲傷的人預計會有更多人被汽車經銷商欺騙，即使他們感到的憤怒與汽車無關。同樣，那些感到悲傷的人選擇要求更多的人必須對他們的寵物實施安樂死。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當我們處于某種情緒中時，當符合這種情緒的事件發生，即使這個事件跟我們毫無關系，我們也會預計這類事件發生的概率極大地增加，這就是”認知謬誤“。

　　在疫情中，人們普遍處于“恐懼”情緒中，所以一切跟“恐懼”情緒相關的事件，人們都會覺得發生的概率極大地增加。

　　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美國經濟面非常強勁的情況下，美股泄洪般連跌數日。以下這段話是2015年特朗普自己說，如今的道瓊斯跌到猛打總統特朗普的臉。

　　同樣解釋了為什么素質良好的日本竟然因為一條謠言出現搶購“廁紙“的風潮。

　　疫情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伴隨而來，必然有更多不可思議的現象、情緒等等，不妨用行為經濟學多理性思考，學會調整自己的情緒，如果你覺得行為經濟學很有趣，不妨分享給更多人，幫助他們在疫情中做出更好的決策。

　　(本文作者介紹：美國固定收益證券交易公司FTN Financial經濟分析師，具有豐富的宏觀經濟和交易策略分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