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發

　　連日來，媒體浪潮滾滾一般推出了郎咸平教授的一系列高論，指責海爾、TCL、科龍電器等等眾多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為主體上市公司，批評這些企業在國退民進過程中資產嚴重流失，這些企業的廠長經理或者利用管理者的優勢低估企業資產的價值，然后搞MBO，化“公“為 “私 ”，或者與政府官員勾結，合伙瓜分國企資產。總之是幾乎沒有“好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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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教授眼中，國有企業原來的機制倒是優點不少，似乎這么多年國企改革搞錯了，國企領導都不好，管理國企的政府及其相關部門都有問題。連海爾、TCL這樣的企業，以及一大批在國內很有影響的管理與發展較好的國有企業也是領導人心術不正，瓜分國有資產。

　　郎教授的言論引起了媒體的巨大反響，特別是網民的巨大反響。有網民給郎教授戴上了國有資產“郎監管”的光環。郎教授利用人們的國有資產流失憤怒之同感，博得了網民的一片聲的叫好。看起來郎教授的立論言之有據，然而我要說,郎教授的立論不正確，或者說基本不成立。

　　筆者得出這一結論在于，不知道是郎教授本人不是深諳企業改革的實際操作的內情，還是利用廣大讀者、特別是對國有企業了解不多的網友，還是拿企業改制與改革中運行的不適宜公布于眾的東西來向國企改革叫板，總而言之，從理論上、從紙面上公布的數據是能唬弄很多人。一個讀者，如果沒有深入過國企改革的實踐，不是十分通透地了解企業改革與改制的內幕，當然也沒法向郎教授的高論說不。

　　一、按照郎教授的理論，不但是國企，民企、私企與外企同樣也會有大量的資

　　產“流失”問題，為什么偏偏抓住國企資產“流失”大做文章？

　　與其它所有制一樣，國有企業如果經營上遇到困難，對國有資產采取相應處置是一個極其正常的事情。一個菜農，早上在市場上青菜賣2元錢一公斤，晚上臨回家時，他可以用0。5元一公斤的價格把剩余的處理掉。我們沒有人會認為他是資產流失問題。一個外資服裝企業生產絲綢圍巾，原價是150元一條，大 清倉時可能是5元一條。企業自己認為是市場上的經營之道，盤活資產，加快運轉。幸好不是國有企業，否則郎教授就此可以寫一篇高論，把這當成國有資產流失 的活靶子。一種在非國有企業極其正常的事情，如果當作資產流失提出來會被人笑掉大牙的事情，到了國有企業，就是問題了？

　　二，按照郎教授的理論，企業在轉讓與兼并過程中，只有在此之前的財務報表與兼并之后的財務報表完全一致，才是真實，否則就有資產流失嫌疑。這種縱觀西方發達國家也從來行不通的高論憑什么用來批評中國的國有企業？

　　郎教授的分析得出，在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由于顯著低估了原有資產價值，這說明企業管理層有可能與相關方面可能勾結起來侵吞國有資產。在實際生活中，雖然說這種情況也會存在，但就象香港有小偷就把香港人全部說成小偷一樣荒謬。

　　也許有的讀者不明白，企業在轉讓兼并過程中為什么會突然增加出巨大的虧損？實際上不管是外資企業、外國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是這樣。只是國有企業這種體制才更會有人關注，正象剛才所說菜農處理自己的菜一樣。

　　企業臨近兼并轉讓，一般情況是遇到了巨大的經濟危機，至少也是為了克服危機去爭取新的發展采取的對策。我們許多人去年買了一部3000元的手機，今年更新手機，舊手機僅1500元就出售了。但企業的情況復雜得多。正常運行的企業，許多可能的虧損都在企業的帳務處理中包著。如果那個想兼并的企業只看帳面資產就決定兼并的話，可能是天底下第一號傻瓜。各類企業都一樣。國有企業與其它類型企業一樣，在運行的過程中，有很多方面可能的虧損不會反映出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決定企業要被兼并時，企業歷年形成的帳面應收款有5億元。在正常企業做帳時，它就是5億元資產，其實這5億元資產，可能有兩億元連債務人都快要找不到了，例如企業破產了，轉制了，換承包人，有的被騙了，有的早就無影無蹤了。還有1個億要打官司，可能有較大的訴訟成本，還有2個億分布在50家債務人身上，討債的差旅費及相關費用還要有一堆，到最后究竟有多少要回來也未可知。象這種債務，在轉制或兼并的過程只能估算。你說5個億值3個億，那么購買方不要，你自己要去，算你的資產，你也不干，只有作價再低一些。假如這一最終成交價是3億元，新增虧損就是2億元。如果我們一定要透明并且絕對公平處置的話，只有把債權清理完了，再出售，于是只有等到企業停產幾年后再出售。因為一生產又會產生新的債權。而在現實當中，任何對這項處置有看法的人都可以高唱保護國有資產的理論去迎合那些不了解實情的人，去激發他們的義憤。如果一個國有企業在處置過程中只有等到停產幾年后才能彰顯公正，只能什么也干不成。

　　三、按照郎教授的理論，企業在運行過程中，帳面的數字是完全真實的，后來

　　如果有明顯的變動與調整就是做假，難道用帳面公布的數字去質疑企業后來的帳務調整就是證據確鑿嗎？

　　或許也會有人問，企業在運行過程中，為什么不及時核銷這些虧損，使其帳面更真實？

　　在企業運行實際當中操盤的人清楚，幾乎所有企業在運行過程中，都會有一部

　　分虧損不在帳面上反映。這是因為，一是虧損沒有顯性化，同時也存在著不確定因素。比如庫存，遇到降價時沒有出售，想等到價格回升時再出售，因此壓在倉庫里。庫存的價格高于市場價格，處置的時候，這一部份虧損從可能轉變成現實。

　　比如，一臺車床，購置時價格為10萬元，在出售時作價5萬元，后來的購買方對機床進行維修，保養，能夠較好的進行生產作業，與市場上同類產品相比，價值上升了，在重新評估時作價是7萬元。

　　再比如，企業處置時，企業的原有的5億元應收款作價3億元，但另外的2億元虧損實際上是 一種預計，還并沒有形成現實，當企業進入新體制時，它可能把這些并沒有形成帳面虧損的重新做一些調整，這樣企業的帳面便與以前的不相同。

　　象上面所說的這些情況，我們不能認為企業在做假帳欺騙社會。上市公司的帳復雜得多，不能用一些數據，特別是沒有說服力、沒有可對比性的數據來認定企業做假。

　　四、按照郎教授的理論，國有企業出售時操作要絕對公開，讓天下人都知道，

　　才可以保持公正與透明，才能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一理論其實質是要讓國有企業、特別是困難的國有企業改不了，活不成，最終死路一條。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說，一個資產在轉讓兼并過程中，要想完全公正，最好是公布全部家底，到市場上去拍賣。然而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沒有幾個企業在轉讓與兼并當中這樣做。眾所周知，日本的第一大銀行與第四大銀行合并，美國惠普公司與康柏公司合并，都是在談成了才公布，而且從來都沒有完全公布企業兼并的細節。前不久，外資的雅虎公司兼并中國的國內企業卓越網，也是達成協議后才公布。相信即使卓越網的員工也并不會完全了解兼并細節。一個企業只有全部信息公開才能避免資產流失的高論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地方也不這樣做。為什么郎教授要中國的國有企業這樣做？

　　企業在出售轉讓過程中，信息公開化是最大的禁忌。只有臨到兼并成功了，才開始公布，信息的保密程度超乎想象。其實這也是企業的獨特特點所決定的。

　　那么企業兼并與出售，為什么要如此秘密運作呢？我們分析一下個中因果關系就可以知道。一個瀕臨兼并的企業，大抵是危機嚴重的企業。搞企業，即使困難，只到臨近關門的前一天，你還必須說企業很正常，很安全。這只有實干家才體會得到，離開實踐的理論家是沒法體會的。

　　讓我們想一想，一個企業幾百人，幾千人，上萬人，企業還在運行之中，如果我們公布企業全部內幕，讓大家知道瀕臨破產，那么正常的企業就會人心離散，生產經營再也無法正常進行。上游的客戶聽說此事，會立即停止提供原料或半成品，并且組織力量來清收欠款，所有的供應商將會同樣作如此反應，甚至為了拿回欠款，搶東西抵債的，堵住企業大門的，收回原來供應的原材料的都有，企業將無法收拾。同樣，下游的銷售商了解此情況，已經到手的貨物也會停止付款，甚至欠帳不還，等等再看。

　　再看銀行與資金提供單位的情況，原來他們雖然也知道企業的基本情況，但是可能沒有聽說兼并或出售那樣更擔心資金安全。最保守的做法是，立即停止貸款，凍結銀行帳戶上資金，努力減少不確定帶來的損失，更多的還會立即上門催收欠款，了解情況作出應對之策。

　　再看員工的情況，人心惶惶，議論紛紛，無心工作，等待結果。有能力的管理人員可能考慮自己下一步的去向，有技術的帶著技術出走，有市場的準備帶著市場另謀活路。包括企業領導班子在內，誰也不能不考慮企業的出路，考慮個人下一步的去向。也難怪，人人都有家小，人人都有臉面，人人都要生活，誰能置之度外？在這樣情況下，企業不是一下子就死定了嗎？

　　某地有個當年國內的知名企業，選人去當一個大企業老總，這位先生想把自己洗個干凈身子，不惹個人責任，于是就把企業情況在當地政府的交流會上捅出去，并且組織審計班子一查再查。這樣情況到是弄清楚了，面對這個家底，銀行怕了，客戶怕了，終于這個著名企業走上了絕路。這樣的人難道不是趙括嗎，馬謖嗎？

　　由此可見，郎教授借企業轉讓與兼并過程中的不透明的現象，當作企業家與政府主管部門暗箱操作，意在單方或者合伙瓜分國有資產的批評，既不公平，也不真實，難道不是顯而易見嗎？“莫須有”的東西不能作為定性的東西，不是很清楚嗎？

　　五、按照郎教授的理論，國有企業不論是MBO，還是曲線MBO，凡是轉換企業運行機制使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獲得價值的方式都搞不得。這種理論的實質不僅抹殺了企業家的勞動價值，而且在于它會斷送企業的前途。

　　首先我們要討論企業家在企業中的作用。我們把企業家討論范圍集中于知名企

　　業，有助于我們認識問題，把握實質。記得1996年，廣東有個當時名揚天下的國有企業叫小霸王，這個企業當時效益突出，知名度如日中天。這年下半年，因為企業的領頭人段永平就原中山市工業公司所承諾的利潤分成事不落實，毅然出走，在一江之隔的東莞辦起了名不見經傳的步步高。又是一年，步步高開始名揚天下，而小霸王則是輝煌不再。到了第三年，步步高開始登上中國電話機行業的龍頭寶座，產值與銷售額均突破數億元，而小霸王則每況愈下。當今的步步高，其品牌價值估計數億元不成問題。而小霸王而今安在哉？真有點“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的意思。當時與小霸王齊名天下的還有許多，有的已經門庭冷落，曲終人散，也有的灰飛煙滅。此類事例不勝枚舉。

　　當然，我們所說的企業家并不都是段永平，因為段永平是公認的業界奇才。但是，對于一個在風口浪尖上的企業，與眾多行業內企業較量當中，與國外同類企業的競爭與搏斗當中，能夠生存下來，并且發展很好，企業家們一定有其非常過人之處。或許是當初他的潛力還沒有發揮；或許是他后來刻苦鉆研，奮發圖強，殫精竭力，在成百上千次交手與較量當中，終于勝出；或者其本人能力并不大，但是會用人，會發揮團隊的作用，象劉邦，劉備，靠用人而勝出；歸根結底，畢竟是非常不容易。當企業家面對一個波折時勝出了，我們可以說偶然的因素比較大，但是當一個企業在多少年的驚濤駭浪中安然無恙時，并且獲得巨大發展時，我們要看到這其中有必然的因素。

　　與張瑞敏的海爾同時崛起的有眾多小電機廠，小冰箱廠，當時是群雄并起，幾經多次洗牌，大多數都被時光的流水淘汰了，“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象愛多VCD的胡志標，象鄭州亞細亞的王遂舟，石家莊造紙廠的馬勝利，以及年廣久，步鑫生，終于英雄落難，流水無情。

　　記得當時有幾件事，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國家有兩個非常有前途的科技成果，一個是來電顯示電話機技術成果，是國家專利，有關方面去了6個以上國有電話機大廠，以極便宜的價值想促成轉讓，但就是轉讓不成，原因是，這些企業通過市場調研得出了這個專利 產品沒有市場的結論，再三宣傳這個產品的市場潛力他們也不信。然而眾所周知的是，步步高把這個產品推向極致，不但開發了巨大的市場，而且也賺取了高額利潤。再有一個事，就是后來的盼盼防盜門。早在1992年就有杰出發明家將這此類高檔防盜門申請了國家專利，發明人為該產品的推廣聯系了數家企業。許多大型機械企業都搖頭否定，到了遼寧營口的企業家韓召善手里，終于成了國內最好掙錢的產品，盼盼也由此此知名國內外。有許多企業老板們，每天都在遇到機會，每天也會有人向他們介紹新產品，然而為什么這些企業最終壽終正寢為天下笑？我們只能用企業家的能力、智慧與膽識去解釋，用企業家的水平去解釋，而不能是別的。

　　企業家究竟價值幾何？ 據 2003年08月18日 05:40 香港商報報道，在過去3年美國公眾在經濟低迷的沖擊下，被迫勒緊褲帶度日，唯獨大型企業行政總裁例外，這群天之驕子的平均年薪高達1,200萬美元，蘋果電腦公司行政總裁喬布斯以2.19億美元獨占鰲頭，股神巴菲特則以33.6萬美元敬陪末座。我們再看國內市場，外資著名公司，如微軟中國總裁，年薪一般都在百萬美元以上，國內著名網絡公司CEO也有約50萬美元左右的年薪。其它上市公司總裁或其它高管也有數十萬人民幣的年薪。對于普通工薪階層來說，確實難以想象。然而我們盡管不滿，盡管自己拿不到，但對市場的選擇也無法改變。當一個企業年銷售額以數億元的速度攀升時，一個企業的決策人拿多少薪金其實已經無足輕重。當一個決策可使企業增加產值數億元，增加稅收數千萬，有多少員工增加了收入時，對企業家來說拿個幾百萬元也不為多。因為一個能力不夠的企業家或許一個不完善的決策就使企業陷入困境。

　　按照郎教授的疑慮，企業轉制好象純粹是政府主管部門與其在一對一決定企業家的價值。其實不然，企業家的價值早就由市場決定了，不承認不是辦法。沒有人能與市場規律較勁。近十幾年來，有許多地方對那些運營較好的企業動輒更換企業家，結果是雞飛蛋打，企業也每況愈下。

　　國內有一家著名的信息企業，一批技術人員集體跳槽，為穩定與發展計，企業決定對技術人員工資調升一倍。技術人員尚顯如此，更不要說那些在風口浪尖上影響力號召力巨大的舉足輕重的企業家。

　　那些有能力與人格力量的企業家，這些人有一個企業管理班子會跟他走。你要搬他，你不承認他的價值，結果他走了，可能企業的精英力量也走了，你這個企業也混不下去了。這是因為，市場是人創造的，這些能力突出的企業家能夠獲得別人的信任，其它企業與其說是與這個企業做生意，有時不如說與這個人在做生意。雖然這個話有點個人英雄主義色彩，但實際生活中事實如此。例如我們是因為相信某個人而去相信那個企業，用那個產品，是喜歡那個人而采用了那個產品。正如廣告明星一樣，企業家也是企業明星。有時候人們相信海爾的產品其實是相信了張瑞敏這個企業家。

　　一個企業做到了相當大的規模，企業家就是企業的靈魂，就是企業的中流砥柱。就象戰爭中面臨危機，說司令員和我們一起戰斗一樣。我們可以想象，如果小霸王的當年上千職工能對段永平的出走有權說不的話，就沒有今天步步高的輝煌，然而段永平的功績將積累在小霸王之中。

　　雖然我們并無一個準確的辦法來確定企業家的價值。但市場經濟使我們有了參照物。一個技術人員可以跳槽去外企掙上萬元工資，我們沒有異議，認為這是他的能力。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進入國際市場，中國的企業家不能總是與高薪無緣。能者多勞，能者多得，你不給，就會有人將他挖走。你不給，他心里也不平。象海爾，象TCL，已經在國際市場上立足生根。海爾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的驕傲。眾多的中國國有企業家的水平在與國際企業較量時已經不再遜色。我們不給他定價，市場也已經給他定好了價。例如，有的企業招聘了個碩士研究生，給他開了5000元月薪，幾個月后他來辭職，理由是他的同學都拿了8000元，所以要辭職。企業沒有理由不讓人走。我們可以用覺悟與奉獻精神來攏絡住企業家，但他的部下走了，工資是企業家的數十倍，我們怎么在市場上體現公平？

　　說老實話，最終還是市場決定價值。能者多得，讓有能力的人先富起來，許多民營企業的老板資產數十億元，我們感覺這是人家勞動所得，很公平。象郎教授自己說的，在香港的別墅就值上千萬，作為經濟學家的價值可見一斑。為什么國有企業的企業家們就不能體現價值？為企業的成千上萬員工計，每個員工還有一個家庭，為企業的平穩發展計，為當地的經濟發展計，為財政供養人員的稅收來源計，我們不得不、不能不用市場經濟的方式來體現企業家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巨大價值。違背市場規律的事情既做不成，也長不了。再說，中國人素以寬厚聞名天下，為什么要不公正地對待這些企業家？難道被洋企業洋品牌兼并了才安心，難道要等人被挖走才追悔莫及？

　　六、照郎教授的理論，格林柯爾“七板斧”席卷國家財富。這一理論也顯得非

　　常牽強。

　　郎教授分析，格林柯爾用極少的資金連續兼并了七家國有企業。并且說，這些

　　企業各方面均運行良好。言下之意，相關的政府部門與這些企業高管勾結起來瓜分了國有資產，或者這些家伙都是弱智。其實雖然國企轉制、兼并也不是盡善盡美，但也有非常多的程序。一個企業到了打算兼并的那一天，這種情況也一定醞釀很久了，或者也曾經跟多個對象洽談過。臨到兼并的時候，政府的主管部門不知研究會辦多少回合，審計，分析，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企業職工代表、工會代表，也不知研究多少次，企業實際家底究竟如何，并不等于那一個企業高管就能一手遮天。真是想席卷也沒有那么容易。企業實際家底其實這個問題太復雜了，因素太多，但絕不象郎教授說的那么好，當然也更不會象紙面上說的那么好。格林柯爾連續兼并了七家國企，涉及得七個大型國企，七家企業當地的政府主管部門。好象童話一樣容易，那么懸乎，其不真實也就在其中了。

　　有的網友說，格林柯爾兼并是用了國企這個殼，好從銀行里掏錢。其實搞企業的人知道，從銀行里拿錢，不僅程序十分嚴密，而且銀行貸款的目的是讓錢升值，包括還貸有保證。如果說有個什么殼就能貸款，這不僅小看了銀行的素質，而且自己當初為什么不會貸？如果說格林柯爾在兼并程序上即使有什么問題，只要符合當時的相關法規就是合法的。這個道理難道不是十分明顯的嗎？

　　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進行了20年，國有企業改革幾經攻堅也還沒有完全成功。還有為數不少的國企正在謀劃改革與轉制。沒有國有企業改革的完全成功，中國經濟的完全與市場經濟接軌就不能實現。特別是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國企現在正需要加快改革。在郎教授的橫加指責與似是而非的理論面前，多年來的國企改革沒有多少是正確的，國有企業的負責人也沒有多少好的。郎教授看上去對國企改革中國資流失的提醒實際只會導致在人們在國企改革上束手束腳，畏首畏尾，我們應該加以認識。好在中國是一個學術自由的國家，我們當然可以討論、爭論，但更重要的是要用企業的實踐去檢驗理論，從而得出正確的認識，以促進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更完善，推動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