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30日下午四點鐘，當楊再平師兄打電話到辦公室，哭著告訴我說董老師已于3點、美國當地時間8點多去逝，我頓時淚水盈眶、一片茫然：董老師怎么可能會去逝？就是在一個多月前，即6月20日，我還給董老師打電話，當時董老師說“情況不太好，已擴散到肝，在試用一種新藥”。因為有前一段時間治療效果較好為基礎，我想不至于太嚴重。而在董老師去美國的當天上午，我去他家給他送一些幫他打印好的文稿時，他還說：“我過一段時間就會回來!”我說：“那當然，我們都等著您!”。但放下師兄的電話，理智告訴我：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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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大洋彼岸已經離我們遠去了。悲慟沉思，與董老師相處的一幕一幕，尤如就發生在昨天。

　　一、上門輔導論文

　　能成為董老師這樣著名經濟學家的學生，當屬幸運。93年，我報考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博士生，只是想碰運氣，因為我94年才碩士畢業。但未曾想到成績合格，被正式錄取。因此，直到開學之后，才與董老師見面。而在此之前，甚至連一個電話都未打過。

　　我們這一屆，董老師共招三名學生，也是他正式在經濟所第一屆招收博士生。后來，我們問他，為什么以前不招收學生，他說以前他也曾兼任過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長，但工作較忙。而實際情況是，他已在武漢大學招生多年。據我所知，社科院具備博導資格的研究員有數百名，但當時每年招收的學生數量則不足百名，因此，為使其他更多的研究員特別是青年學者有機會招生，他可能就不招了。從我們這一屆起招生，則是他從社科院退休之后經濟所的統一安排，包括他和其他所內的著名學者，他也就不再反對了。這一點是我個人猜測，我想也符合董老師的一貫作風。

　　學習期間，我們幾位學生也曾表示，希望幫助老師做一些事情。但董老師講，“我的東西都是我自己寫的。你們要多看些書，多學些東西”。博士生期間有一個讀書計劃，我們列進了多位諾獎得住的專著，請董老師過目。董老師則說，所列書目太多，其中有一兩本能徹底讀懂，就不錯了。他還說，博士生三年期間，要少寫些文章，多讀些書，奠定好基礎。在指導論文時，董老師強調，論文一定要有一個中心，要立得住，這一點特別重要。后來，我偶爾也參與博士論文的評議和答辯，以此原則指導和分析博士論文，確實抓住了要害。

　　博士生三年間，對我和我太太留下印象最深的，則是董老師在一個冬天的早晨到我宿舍為我輔導論文。社科院研究生院當時的條件還不錯，博士生每人一間宿舍，我太太和我住在研究生院。九五年冬天的一個下午，董老師打電話給我，說他明天到研究生院開會，他將提前到院里，給我講一下論文的修改情況，但我當時并未注意開會的時間。所以，當董老師第二天上午敲我們宿舍門時，我和我太太還未起床。當我們迅速穿好棉衣、起床開門后，見董老師依然穿著襯衣和茄克衫，站在樓道中。但他一點都未責怪我們，他給我詳細講解了論文的修改意見，甚至劃出了每一個打印錯誤。后來，每當我想起這事，就后悔不應該如此粗心大意，既不禮貌又浪費老師寶貴時間。

　　二、熟悉自己學生

　　97年7月26日，董老師的學生們為慶祝董老師70大壽暨從事經濟學研究50周年，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董老師經濟思想座談會后，晚上在亞運村一個飯店舉辦師生聯歡晚會。因為是師生聚會，大家基本上都帶家屬，我也和太太一同前往。距飯店很遠，就看見董老師和師母站在門口接每一位客人，這使我們非常感動。因為是師生聚會，只有老師和師母年齡最大，其他學生及家屬們年齡都較董老師年輕很多。董老師出門迎接，是表示對大家的尊重和感謝。近來，教兒子讀三字經，當讀到“君則敬、臣則忠”、“兄則友、弟則恭”時，我才悟到，董老師身上所體現的，正是我們數千年來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準則，董老師以實際行動在繼承和發揚我們的優秀傳統文化：為人師表，堪稱典范。

　　在晚會上，董老師介紹每一位學生的情況和特長，甚至包括家屬情況。對每位學生情況的熟悉程度，令人驚嘆。晚會氣氛熱烈，眾多小孩玩得盡興，令人難忘。

　　三、關心證券市場

　　證券市場是證券資產交換的場所，也是經濟利益較為集中的場所。市場處在波動之中，總有一部分人在獲益的同時，而另一部分人在遭受損失。因此，凡是研究證券市場的經濟學家，很難獲得完全一致的好評。我從事政策研究工作近7年，深知其中甘苦。但董老師總能在證券市場發展的關鍵時刻和針對關鍵問題，提出深刻而獨到的見解，把握市場的整體利益和發展大局。

　　董老師早在十多年前就指出，證券市場是學習市場經濟知識的大學校。在我看來，這也正是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適應我國需要、快速發展的根本所在。轉軌經濟之中，大家更加需要學習市場經濟的運作原理，學習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企業競爭生存之道，盡管證券市場仍是費用相當昂貴的一個學校。而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甚至有位諾獎得住預言：中國不需要資本市場。

　　在制定證券市場政策或分析證券市場存在問題時，往往需要一個假定。如果將證券市場比喻為一個人，這個假定就是他有多大？董老師則是“嬰兒論”假定的代表。有的人假定中國證券市場是中學生，將它與美英發達市場相比，差距實在太大，“差得很”。有人假定它是小學生，盡管與英美的“大學生”相比，差距很大，但仍有前途，將來也可能擠身“重點大學”。董老師則認為它相當于嬰兒，需要愛護，有壞毛病不要緊，邊長大邊糾正就是了。我以為，這是對中國證券市場發展階段所做的最接近真理的假定，盡管有人意見與之相左。

　　董老師在證券市場發展的許多關鍵環節和關鍵問題上，曾發表過非常有益的見解。如針對上市公司雙重審計的問題，就寫過文章進行過評論，我也曾將此文推薦給有關主管領導參考，促進了該問題的妥善解決。針對國有股減持問題，董老師不顧前一天夜里從云南歸來的疲勞，參加了在一天上午舉行的專家分析會，進行了主導性的發言，監管機構也采納了董老師的建設性意見。

　　四、熱愛生命

　　生命是寶貴的，每一個人都熱愛。但董老師熱愛生命的表現，則是他在任何可能的條件下，都是充分運用生命的每一刻鐘，做一些對他人、對社會有益的事件，“毋以善小而不為”，且從無懈怠，直至生命的最后期間。

　　03年國慶節后，得知董老師患腸癌住協和醫院。在了解董老師病情之后，未預約，我直接到高干病房去看他。記得大約是晚上八點鐘，當時董老師一個人在病房，但常有電話打來，絕大多數都是問候電話。手機來電鈴聲較大，董老師說他想調得聲小一點，但都未成功。在他未用手機之時，我就試著調得聲音小一點。然后，我就介紹了一些我的工作情況和幾位師兄弟的情況。

　　直到我快九點半離開前，我都未直接詢問董老師的病情。我希望談一些輕松的其他話題，董老師也可休息一下，暫時不必想著生病的事情。我說，在《環球時報》上看到他寫的在美國阿拉斯加和家人一起旅游的文章，他說總共寫了7篇，其中一篇已發表，其他6篇還要自己打印一下再發表。我說，我來幫您打印，您就安心去美國吧。因為當時已決定去美國治病。董老師考慮了一下，就同意了。這一次是第一次幫老師做一點事情，以前都是董老師幫我，包括推薦去北大做博士后、推薦找工作等。但董老師非常認真，要我在他去美國前送他一份打印稿，在美國治病期間還審閱了幾篇擬發表的稿件。這幾篇旅游經濟的稿子后來陸續發表在《環球時報》上。

　　我在醫院的一個半小時中，正趕上蕭灼基老師也來看望董老師。蕭老師是董老師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博士后導師。兩位老師見面，份外親切。蕭老師說，你在北大的學生，我幫你帶，等你美國回來，再還給你。董老師還拜托蕭老師幫他的一名博士生推薦在某雜志發表論文。蕭老師走時告訴我，少待一會兒，讓董老師多休息。但沒有控制住，蕭老師走后，我還多呆了一會兒。當時，董老師躺在床上、靠著床頭，有些傷感地說，人的一生，說不好要得什么病。我說，不管得什么病，治療就是了。后來，董老師在美國治病期間，還專門寫了一篇題為《我去美國治腸癌》的文章，公開發表在《環球時報生命周刊》上，詳細介紹了他治療的經驗教訓，供相關人士參考。

　　五、一代大師

　　有人說，用諾獎得主們所創造完美模型標準來衡量，中國沒有大師級的經濟學家。但我想說，與中國經濟學家們在社會經濟巨大變革之中所發揮的作用相比，國際上有幾位大師可與之相提并論？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事業，是中國十三億人民集體參加的事業。但站在改革開放最前沿、最具社會責任感、最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而為之鼓與呼、為國家決策提供有益參考的，正是經濟學家群體們。他們具有理論思維優勢和信息優勢，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社會啟蒙和制度設計的作用。董老師作為他們之中的杰出代表，當之無愧!

　　經濟學大師留給社會最有價值的東西，應當是其思想產品，是其理論創造，是精神財富。但支撐這些理論成果的，卻是一個普通的人，是其價值觀，是其生活中的細節瑣事，是其平常而忙碌的每日生活。一個人之所以偉大，個別人靠其驚天動地的成就，但更多的人，是靠其每日生活之中的點點滴滴，靠其每日閃光的東西多于常人，真可謂“一滴水亦可閃耀太陽的光輝”。董老師對我之印象最深，恰是許多日常之事。而正是這些平常之事，也成為激勵我不斷進取、勤奮兢業的力量源泉。

　　人生在世，終有一死。但為什么，有些人的死，總是那樣的令人撕肝裂肺、悲慟欲絕？

　　愿董老師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