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 東 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年8月1日子夜)

　　我一直覺得作為我們前輩的董輔礽教授比我身體還棒，怎么這樣匆匆就走了，走得那么快，走的有那么遙遠——大洋彼岸，連看一眼都不可能。1998年早春二月，春節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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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董老師去江蘇泰州春蘭集團公司參加由國家體改委體改研究院主辦的“國有企業改革與春蘭發展研討會”。在首都機場，寒風颼颼，我穿著加厚毛衣，外加大衣，還覺得寒氣襲人，有點發抖。而董老師卻只穿了件白襯衣，沒有穿毛衣，外面僅穿了件舊的灰色西裝上衣。我看了大吃一驚，趕快把大衣脫下請董老師披上，董老師直擺手說：“不用，不用；沒事兒，沒事兒！”我真佩服董老師的身體素質，對董老師說：“您這么棒的身體，定能夠活百歲以上。”董老師一笑了之。

　　上個世紀80年代初，當我尚在自修經濟學的時候，就非常景仰董輔礽教授的學識造詣。但在較長沒有見過董老師，只能在拜讀他的論著中神交。1992年，我在西北大學帶的碩士研究生馬險峰有幸考上了董老師的博士生，搭上了我與董老師交誼的橋梁。1993年我到了國家體改委工作，首次到董老師家里拜訪。我對董老師說：“我把我的學生推薦給您做學生，我也同時給您做學生吧！”董老師高興地笑了。董老師上個世紀90年代的舊居在三里河的一座青磚舊樓上，兩套老式宿舍合并在一起，走道的前面裝了一個鐵門。我先后到董老師家去過五次，每次去董老師總是熱情接待。但看到董老師的辦公桌上擺著書籍資料和正在寫作的文稿，不好意思多打擾，辦完事、談完話就告辭了。

　　1997年，國家體改委體改研究院在西安召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研討會，我請董老師參加會議。到了西安，我馬上安排董老師在武漢大學的老同學、我在西北大學跟隨了十年的導師何煉成教授在一起聚會。兩位老同學、老經濟學家在一起相聚，非常高興和動情，又進一步加深和凝結了我與董老師的交誼。

　　我與董老師的會面大多是在各種會議上。有不少會議是我請董老師參加的，包括研討會、課題立項、職稱評審等，只要他在北京沒有其他會議沖突，有請必到。1994年夏，由國家體改委體改研究院與中信研究所和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聯合在山東泰安舉辦首屆全國信托業研討會，董老師當時兼任著中信研究所所長，由于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會議不能前去出席，就給會議寫了一份書面祝詞帶到會上宣讀了。董老師對我的事總是如此熱情支持，我打心里感激不盡。

　　董輔礽教授在上個世紀80年代曾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我于1999年夏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擔任常務副院長，有緣再走董老師走過的道路，難免要向董老師請教。在研究生院工作期間，有幸經手把報考董老師的學生招進學校，有幸進行教學管理工作。董老師也向他的學生們交代“有什么事找鄒老師”。這幾年，我也沒有少請董老師參加博士生學位論文答辯，而且總是請他擔任答辯委員會主席，他都認真“履職”。2003年3月6日，是研究生院新學期開學的第一次“中國經濟”大課，董老師很高興很精神地應邀來到研究生院講課。董老師來講課，學術報告廳座無虛席，走廊都站滿了學生。董老師仍然穿著白襯衣和灰色舊西裝上衣，沒有帶一紙一筆，侃侃而談，一上午秩序井然，學生掌聲陣陣。我作為講課主持人，一步沒有離開董老師，端茶送水，并從頭到尾認真聽講，作了大量記錄。

　　董老師講課的題目是《黨的十六大之后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問題》，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什么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論述了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特別是“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的重要意義。他認為十六大報告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依靠國有經濟所能起的作用已經非常有限了, 因為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已呈現出一個逐步退出的趨勢,因而必須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他對理論界關于發展非公有制原因的兩種解釋進行了剖析校正。第一種解釋，是說非公有制的發展是由現階段我國生產力的多層次性決定的,公有制經濟是與現代化的、最先進的生產力相適應的,而非公有制經濟是與落后的生產力相適應的。第二種解釋，是說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由于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非公有制經濟促進經濟的發展。董老師指出，這兩種解釋都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本質。

　　按照第一種說法，就意味著非公有制經濟只能同落后的生產力相適應。那么實際生活中非公有制經濟不僅能夠容納非常落后的生產形式，而且可以容納非常現代化的生產形式，國內有很多高科技企業是私營的，這又如何解釋？馬克思提出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不是像腳與鞋的關系那樣要求嚴格，而是具有非常大的彈性。以生產力的多層次性來解釋發展非公有制的原因顯然是很荒謬的。

　　第二種說法在邏輯上暗含著這樣的意思：現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將來我國經濟發達了就不要非公有制經濟了，或者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束后非公有制經濟就要壽終正寢了。試問將來我國經濟發展越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后，非公有制經濟將如何？是否要重新實行公有化？這種說法對私營企業的老板有很大的影響，他們會因此對黨的政策產生疑慮。

　　董老師說，我們為什么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說到底就是為了發展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天然就是與非公有制經濟聯系在一起的，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不能發展市場經濟。這里我們碰到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大問題，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此很多人的回答都是錯誤的。有一種說法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有這種市場經濟嗎？答案是沒有。如果在公有制基礎上能夠發展出市場經濟，我們就不需要改革了。道理很簡單，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市場交換基礎上的。馬克思講交換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是社會分工，沒有社會分工就沒有交換；第二個是必須有私有制，就是交換的雙方必須是不同的所有者，因為在同一個所有者主體內部是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交換的。市場經濟是私營經濟發展的結果。我國就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私營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市場經濟也隨之發展起來了。大家去各地看一看，市場經濟發達的地方一定是非公有制經濟發達的地方，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地方一定是國有經濟比重很大的地方。

　　第二個部分講了“與十六大有關的幾個觀念和理論問題”。第一問題是如何看待私有財產問題。如果人民的財產不增加，也就不可能全面實現小康。過去認為私有財產是萬惡之源，人們有了私有財產就會有各種犯罪行為和社會丑惡現象。而現實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從股份公司出現以后，資本呈現社會化、公眾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公眾成為有產者，社會也越來越有產階級化。如美國有50%以上的家庭擁有股票，有70%以上的家庭擁有基金，將來我們國家也會呈現出這種趨勢。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私有財產看作是萬惡之源了，關鍵在于財產的取得與使用必須合法。我國現有三部關于外資企業的法律，其中有兩個法律中寫道“國家不對外資企業實行國有化”，這對增強外國投資者的信心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法律文件中就沒有不對私人投資實行國有化的條文，因此很多私營企業老板的對黨的發展私營經濟的政策缺乏信心，導致一方面他們把大量的資金轉移到國外，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老板到加拿大等國家辦護照或者拿一個永久居留證，一旦形勢不對就跑到國外，這是很多私營企業主的心態。所以這次十六大提出要完善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是非常及時和重要的。

　　第二個是資本問題。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要確立按照勞動、技術、資本、管理等生產要素的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對于資本參與財富的分配大家沒有什么疑問，但是對于資本是否參與價值的創造則存在很大的分歧，資本在財富的創造和價值的創造中究竟有什么貢獻？董老師從五個方面歸納了資本的貢獻：一是把潛在的生產要素轉化為現實的生產要素；二是把潛在的生產力變成現實的生產力三是能夠提高各種要素的效率；四是使企業的產品或服務得以實現；五是能夠承擔市場經濟的風險。把資本在這五個方面的貢獻結合起來看，它不僅參與財富的創造，而且參與價值的創造，因此它就需要得到應有的回報。

　　第三個是關于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的問題。1998年董老師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要形成和發展中產階級，使得我們的社會形成紡錘一樣的結構。”中等收入者的增加是同家庭財富的普遍增加相聯系的，也是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相聯系的。那么我們怎么來看待中產階級或者說中等收入者階層？中等收入者首先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實際上各個國家的情況都是類似的。首先，中產階級或者說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越大，其社會就越穩定。其次，中等收入者數量越大，市場就越大，經濟就越發達。只有中等收入者大量存在以后，我們才能說我們社會已經進入一個全面的小康社會。

　　第三部分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一些政策上的問題”。講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關于市場準入的問題。我國過去是把非公有制經濟定義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的補充”，這樣就把它限制在了非常有限的范圍內。十五大雖然把非公有制經定義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的限制。現在私營企業可以進入的行業越來越多，但還是有很多領域不讓私營經濟進入，所以十六大提出了擴大私營經濟可以進入的市場領域。在十六大期間以及大會結束以后，有些官員提出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都要允許私營經濟進入。還有官員認為，凡是外資能夠進入的，私營經濟也應該能夠進入。因為我們要給外資企業以國民待遇，為什么不能給私營企業以國民待遇？

　　第二個問題是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長期以來我國對非公有制經濟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著歧視，因此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在金融、土地、稅收、進出口貿易等方面給他們以公平的待遇。但在十六大之后，私營企業在貸款方面仍受到歧視。如新疆有一家私營公司生產彩色棉花，一位國務院領導親自批準某銀行對該公司提供3億元人民幣授信額度，但該銀行還是不貸，結果只好變通，先讓一家國有企業來控股這家私營公司下面一個子公司，通過這家國有企業才得到貸款。在土地方面，制造企業要發展就需要土地，但私營制造企業在土地批租方面困難重重；在稅收方面也存在歧視，但更主要的還是亂收費；在進出口方面直到1998年才允許私營企業自主進行進出口貿易，之前都要委托國營進出口企業代理。雖然經過十五大、十六大，已經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但是一涉及到具體問題、具體部門，仍然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這說明了我們改革的艱難和曲折。不管怎樣十六大改革的大方向已定，我國私營經濟大發展的前景是光明的。

　　大家都知道，在改革開放初期，董輔礽教授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他的許多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后來逐步被社會認可并成為國家改革政策。近些年來，他積極宣傳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精神，為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董老師精彩的講演贏得了同學們一陣又一陣掌聲，我自己也獲益非淺。但萬萬沒有想到，我這次主持董老師的講演，竟是與董老師的訣別，不禁悲從心來，嗚呼！痛哉！特吟詩一首，以悼董老師的在天之靈。

　　大洋彼岸飛噩耗，凄霜悲雨越洋澆；

　　大師乘鶴歸天朝，莘莘學子慟云霄。

　　一生治學重創造，探索改革功尤高；

　　陪師講演成絕唱，思想風范長秉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