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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1日
董輔礽老師走了，帶著他還沒有寫完的經濟論著，帶著他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時時的關切。
我可以說是讀著董老師的文章走進經濟學的殿堂的。在大學二年級學習“社會主義
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就開始讀他在60年代初期寫的關于國民收入平衡的系列論文。在那時充斥著許多政治八股的理論刊物中，董老師的文章卻可以說是真正的經濟理論論文，內容豐富，言之有物，邏輯嚴謹，也堂堂正正，毫無政治媚俗的下作，后來讀起來也絲毫沒有過時的感覺，使我們真正感覺到經濟學的“理論之美”。
第一次見到董老師，是在1980年大學2年級的時候，董老師到河北大學做報告。那一次對我來說可以說是第一次親眼見到、親耳聽到一位自己仰慕已久的全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做報告，而且講的是當時十分前衛的話題：國有企業改革。董老師的大家風范，睿智深刻，不僅給了我們理論上和思想上的啟迪，也為我們今后的學習與研究，樹立了一個榜樣，使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做一名經濟學者。
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以后，接觸董老師的機會就多我起來，因為那時他親自兼任我們經濟系的主任。他雖然不是常給我們開會，但每一次座談，從他不多的談話中，我們都可以學到不少東西。
而我直接“受惠”于董老師，是在1995年考上博士研究生之后。那時，董老師是經濟研究所的所長。1995年下半年，是他做出的決定，把當年經濟研究所唯一的一個公派出國去美國著名學府研究學習的名額給了我。我當時還是一名學生，還不是經濟所的工作人員，而當時一個出國學習的名額是多么的稀缺，有多少人在爭取，可想而知。我與董老師非親非故，也不是他的學生，而他卻力排眾議，把這一寶貴的機會給了我這個所外的人。據說當時他提出的理由就是因為我西方經濟學的功底較好，外語好，出去學能學到更多的東西，回來更有用。不知我有沒有辜負董老師的殷切希望，但無論如何，從他做出的這一決定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無私的胸懷，甚至不從一個研究所的局部利益出發考慮問題(我以后是否會留在經濟研究所工作是一件不一定的事)，而是以國家的人材培養、以經濟學學科建設的角度思考問題，來“配置”這一份資源。我走之前和回來之后都沒有專門去拜見他一下、感謝他一下(后來想想有點后悔)，但我潛意識里知道他所在乎的絕不是我的一點客套，而是在乎我以后的表現。應該說，后來我做出不違反國家規定超時滯留國外學習、也不留在美國工作，而是抓緊利用一年多的寶貴機會多讀書、多聽課，多學些東西盡快回國工作的一系列決定的時候，都有“不能讓董老師失望”、不能讓經濟研究所失望這個因素所起的作用，都有那種“知恩圖報”心理所起的作用。
以后多年，董老師學術之樹常青，思想一直十分敏銳，總能站在理論和政策研討的前沿，勤奮刻苦，寫出大量有價值的論文，直到他被疾病擊倒。
中國經濟學的一位巨人去了。而巨人之所以是巨人，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能言傳身教，培養起后一代的新人。我們這些董老師的學生，懷念董老師，更重要的還是要好好想一想，我們怎么才能不辜負他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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