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上個世紀后半葉以來，我國居民的消費傾向低，有效需求不足，從而消費率也低，這使得居民消費價格幾乎一直呈下降趨勢，直到2003年前。消費率低制約著中國的增長。至今，在市場供求上，除住房、小轎車、電信商品等消費商品熱銷和旅游等某些服務消費興旺外，大多商品和服務的銷售仍不夠旺，居民消費價格雖然已在上漲，但那主要是一些商品(住房、農產品等)和某些服務(如房租等)價格上漲的結果。因此，在最近閉幕的第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在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談到，“合理調整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是今
年宏觀調控的重要方面。我國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偏低，不利于國內需求的穩定擴大，不利于國民經濟持續較快增長和良性循環”，指出“要通過不斷努力，逐步改變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的狀況。”
在國民核算體系(SNA)中，按支出法計算，一國的GDP由三部分構成，即投資(分為資本形成和庫存)、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和凈出口。如果不考慮凈出口，在GDP中，投資的比重(即投資率)與消費的比重(即消費率)成反比，投資率越高，消費率越低，或者相反。提高消費率是一個老問題了。在改革初期，就提出來了，當時是從生產的目的問題的角度提出來的，針對的是計劃經濟時期在“先生產，后生活”的口號下對人民生活和消費的輕視或忽視。那時，我們采用的是物質產品核算體系(MPS)，它與國民核算體系在原理、概念和方法上都不相同。當時關注的是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這個比例是由計劃確定的。按照經驗數據，當時認為積累率占25%左右是合適的，也就是說，消費率應占75%左右。但是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存在機制性的“投資饑渴癥”，實際上積累率大大超過25%，多的時候要占40%以上。在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初期，隨著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村和農業的改革，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民的收入迅速增加，消費率曾經有所上升，按照國民核算體系的支出法計算，在GDP中，最終消費率(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1978年為62.1%，1981年為最高，達67.5%,1989年為64.1% ，這幾年，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相應為48.8%、52.1%和51.8%。隨后，由于計劃經濟的體制尚未根本改革，特別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體制沒有根本改革，投資饑渴的頑癥沒有整治，投資率又開始上升，而消費率則開始下降。。在1993年初，由于發生了嚴重的經濟過熱、投資膨脹、價格迅猛上升，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之后轉入了較長時間的通貨緊縮，出現消費不振，消費率下降。2002年最終消費率降到改革以來的最低點，即58%，其中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也降到45.1%。這樣的消費率顯然是過低了。近年來，我國消費率的低下，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不良影響，以致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要求把提高消費率、擴大國內需求作為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任務。這項任務之所以重要，在于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國內市場是我國經濟賴以立足的主體，國內市場的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消費率長期低下，國內需求長期不振，國民經濟就不可能穩定、持續、快速發展。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雖然沒有明確指出，“消費率”中的消費是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還是僅指居民消費，但叢其后面的行文來看，顯然是指居民的消費率，盡管政府消費在國民經濟中也不可忽視，但居民消費是消費的主體，占全部消費的80%左右。我們在這里討論提高消費率問題也僅限于討論提高居民消費率的問題。
提高消費率雖然是2004年宏觀調控的重要方面，但絕非短期所能成功，必須較長時間從多方面作出努力。因為影響消費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因素不是短時間所能改變的。這里，想就幾個問題作一些討論。
首先，居民收入與消費率。增加居民收入是增加居民消費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地說，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費支出也會增加，從而會增加市場的有效需求，拉動經濟的增長。與此同時，如果消費率再提高，市場的有效需求就會更快增加。但是，在居民的收入為一定的情況下，其消費率又取決于居民的消費傾向，而增加居民收入是否會增加居民的消費以及增加多少，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則取決于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如果邊際消費傾向低，甚至下降，那么即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居民的即期消費也可能不相應增加，或者不增加，甚至減少。所以居民收入的高低以及變化與消費率的變化并不一定呈正相關的關系。這就是說，在一般情況下，居民的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費會增加，居民的收入高，其消費也多。那么，居民的收入增加是否其消費率也提高，以及居民的收入高其消費率也高呢？，則不一定。我沒有掌握具體的數字，我猜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的限度內，消費率呈倒U字形變化。這就是，在低收入居民中，由于收入低，全部收入都要用于即期消費，沒有能力儲蓄和投資，他們的消費率可達100%，甚至超過100%(需要借貸)，而在他們的收入增加超過能夠滿足最低生存需求的一定程度時，雖然他們的潛在的消費傾向很高，但由于收入低，他們并不會把錢都花出去，而會盡量地存點錢以應付未來的不時之需，或用于還債，而不都用于即期消費，所以在他們的收入提高到一定限度內，他們的消費率并不會相應提高，甚至會下降。在高收入的居民中，盡管他們的消費支出的絕對數大，但由于他們的收入很多，消費在他們的收入中的比重反而不一定高，他們可能會將更多的錢用于儲蓄和直接投資。因此他們的收入增加也并不會使其消費率提高，甚至還會下降。中等收入者則不同，他們有多方面的需求，也有能力去消費以滿足需求，而且還可以有錢儲蓄或直接投資，所以他們的消費率會較高，高于高收入者，在他們的收入增加時，他們的消費率可能會提高。如果這個猜想是正確的，那么可以看到，在居民收入的增長過程中，在一定限度內，消費率會呈倒U字形變化。如果這個猜想是正確的，那么，在居民的收入普遍大為提高且超過一定程度時，如果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也上升并成為居民中的主體的情況下，居民的消費率就會提高。發達國家的消費率一般較我國高，可以說明這一點。例如，在美國，2003年的GDP中最終消費率達到86.1%，居民消費的比重為70.6%,。在日本，1995年的GDP中最終消費率為70%，居民消費的比重為60·2%，我國1995年GDP中最終消費占57.5%居民消費占46%。由此可見，要提高消費率，除了需要進一步普遍提高居民收入(使遠遠超過小康水平)外，還需要通過調節收入分配，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第二，居民消費傾向與消費率。居民的消費傾向對消費率有重要影響。如前所述，在居民的收入為一定的情況下，居民消費率取決于其消費傾向。而消費傾向的高低則取決于一系列因素。其中之一是居民的收入預期和支出預期。居民的收入預期對居民的消費傾向，從而對消費率有重要影響。當居民預期其收入將繼續增加時，居民的消費傾向會上升，敢于增加即期消費，否則，像前幾年那樣，由于失業威脅和就業困難，雖然居民的收入在增加，消費價格在下降，但由于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不好，消費傾向降低，有錢也不愿多消費，導致消費率下降。同時，預期未來的支出將增加也會障礙居民的即期消費的增加。在我國隨著經濟的市場化改革，過去居民的一些福利如免費高等教育、單位分配住房、免費醫療等、已經取消，為應付這些支出，居民不得不把一部分收入存起來，這筆錢雖然也要用于消費，但那是延期的消費，它們會降低居民的即期消費，使得消費傾向下降，從而也導致消費率下降。居民的消費傾向的變化，也與政府的政策有很大關系。日本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為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刺激居民消費，曾一度降低消費稅率，結果是居民的消費立即上升，但不久又提高消費稅率，居民的消費也隨之下降。在美國，銀行利率的變化對居民購買住房和汽車的消費的影響巨大。這是眾所周知的。政府的政策是政府調節居民消費傾向和消費率的重要手段。我國也曾經采用過這種手段。例如，曾經想利用降低銀行存款利率的辦法，把居民存入銀行的大量儲蓄“趕出去”，以增加消費，減輕銀行的風險。這個考慮本身是不錯的，只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牽制，未能充分達到預期的效果。居民的消費傾向，從而消費率，還受到消費品和消費服務的供給的影響。前幾年，居民消費不振，消費傾向低，商品賣不出去，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居民的所有需求都已滿足，市場已經飽和。這自然是假象。如果在人均GNP還不到1000美圓的情況下，市場已經飽和，我國的經濟還要發展嗎？還能發展嗎？我國居民的消費傾向低，除上述以及其他原因外，與消費品和消費服務的供給不適應需求以及消費的配套條件不具備有一定關系。常常是居民需要的商品和服務，或者沒有供給，或者由于沒有其他條件的配套無法消費。例如農民想買電視機，但沒有電的供給，或者電價太貴。在城市也出現過限制用電而無法用空調的情況。實際上，問題不僅僅在于供給如何適應需求，從而使居民能夠消費，而且還在于供給如何創造需求。事實上，許多需求是由供給創造出來的。對數碼照相機的需求，是生產出數碼相機創造出來的，在其問市前，人們未必甚至可以說沒有消費數碼相機的需求。我國企業在用供給去創造需求上的能力不足，是造成居民消費傾向和消費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消費品有生命周期，有些消費品和消費服務會出現市場的飽和，但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以及消費品和消費服務的推陳出新，居民的需求，從而消費也是無止境的。
第三，社會保障與消費率。當前，我國的消費率低與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瓦解，而新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尚在建立中有關。沒有可靠的醫療、失業和養老等社會保障，居民自然不敢多即期消費，從而使消費率不高，甚至下降。但是，新的社會保障制度，除了政府和雇傭單位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外，居民自己也需要付出一部分，有些居民還要尋求商業保險，這樣，在居民的收入中，在一段時間內需要從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這方面的支出，從而減少即期消費，并使即期消費率難以提高，甚至下降。當新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在建立過程中，它對消費率的影響更為明顯。
第四，消費文化與消費率。一國的居民消費傾向、從而消費率與該國的消費文化有密切關系。崇尚節儉，不愿意借貸消費等，是我國消費文化的特點。節儉本是我國的傳統美德，人們提倡“新三年，舊三年，縫逢補補又三年”。這種消費文化的形成顯然與經濟的落后有關，也與日后的以供給短缺為特點的計劃經濟有關。那么，在市場經濟中如何看待節儉？如果我們把節儉理解為節約資源，特別是節約不可再生的資源，那么節儉仍值得提倡。即使從增加消費的角度看，也應提倡，因為節約資源可以用同樣多的資源滿足更多的需求，或者說用更少的資源滿足同樣多的需求，而且節約資源可以使國民經濟得以持續地發展，從而可以持續地滿足人民的需求。如果一桌飯菜大量剩下、扔掉，這種浪費資源的行為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把提倡節儉理解為壓制正常消費，壓低消費傾向，那也是不可取的，因為那會壓制生產，障礙經濟的增長，自然也不利于消費的增長。節儉不應是節制正常的消費，而是抑制敗壞社會風氣、甚至損害健康的非正常消費。而且，隨著收入的增長，人們的消費水平要提高，節儉的內含也要改變。今天總不能再提倡“新三年，老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否則發展經濟干什么？當然，愿意如何消費(只要不是違法違紀的消費)，那是每個消費者的主權范圍的事，有人愿意“縫縫補補又三年”，也不應去反對，正如不應籠統地反對高消費那樣。至于不愿意借貸消費的問題，那是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不發達所形成的消費方式。至今，我國大多數人還是愿意先存錢，再消費，而不是先借錢消費，再還錢。先存錢，后消費，是將現在的收入用于未來的消費，其結果是減少了推遲了即期的消費，降低了即期的消費率。先借錢消費，再還錢，則相反，是將未來的收入用于即期的消費，其結果是增加了提前了即期的消費，提高了即期的消費率。從促進經濟的發展和滿足人民的需要來看，借貸消費的作用更大。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借貸消費正在迅速興起。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年輕人，正利用銀行的按揭購買住房、買汽車、上學等等。但是，由于消費的環境不佳，其中特別是社會的信用環境不佳，銀行的服務尚有欠缺，特別是人們的消費習慣尚待改變，消費信貸發展得還很不足，如能加以改進，居民消費率將可提高。當然，消費文化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我們看到，在文化上與我國相似的一些亞洲國家，那里的居民也崇尚節儉，愿意儲蓄，一般地說，消費率也較歐美國家低。例如，在GDP中最終消費的比重，1996年，韓國為64.8%(其中居民消費率為54.2%)，新加坡為49.6%(其中居民消費率為40.7%)，泰國(1995)為64.1%(其中居民消費率為54.2%)。1996年我國最終消費所占比重為56.6%(其中居民消費率為47.5%)。與韓國和泰國比，我國居民消費率稍低一些，與新加坡比，我國居民的消費率還高一些。即使是經濟的發達程度僅次于美國的日本,受消費文化的影響，其居民消費率也低于美國，1995年日本的居民消費率為60.2%，而美國為67.2%。
第五，投資率與消費率。前面提到，在GDP的構成中，投資率與消費率成反比。但是兩者之間不僅僅是這種數量上的消長關系，還有相互帶動的關系。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為了保持經濟較快和持續的增長，也為了居民的收入能較快和持續地增長，必須有較高的投資率，但是投資率過高確實又會影響居民的即期消費，從而從需求方面約束供給，進而障礙生產的發展。同時，如果消費率過高，則又會使投資率過低，從而影響就業的增加、經濟的增長和發展，進而障礙居民收入的進一步增長。怎樣的投資率和消費率才合適？沒有確定的回答。因為它們取決于眾多因素，這些因素又是變動不定的。在計劃經濟中，積累率是由計劃決定的，積累率定了，消費率也大體定了。那時，在收入很低的情況下，一般地說，居民基本沒有儲蓄，而且不許投資，居民的儲蓄往往是被動的，即有錢買不到東西，不得不把錢存起來，那時，基本上不存在市場經濟中居民消費支出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間的函數關系，也基本上不存在居民的消費傾向(許多商品都憑票供應)。而在市場經濟中，雖然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節投資率和消費率，但已不可能決定投資率和消費率，因為由政府直接配置的社會資源有限，居民(和居民投資的企業)成為投資的主體，居民的收入是用于消費還是投資是他們自主的行為。居民的消費率基本上取決于居民自己的消費傾向。當然，居民的消費傾向又受到其他許多因素的制約。盡管這樣，對一個國家來說，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的發展階段，消費率和投資率雖然在不斷變動，但大體上有一個變動的區間，我們從統計上可以觀察到。例如，我國的GDP中最終消費率約占60%左右，其中居民消費約占50%左右，在最終消費中約占80% 左右，政府消費在GDP中約占10%左右，在最終消費中約約占20%左右。雖然，從長遠來看，隨著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及中等收入者成為居民的主體，居民的消費率會提高，但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消費文化的影響，其提高仍是有限度的。實際上，在消費率大體穩定的情況下，只要經濟能保持較快和持續的增長，居民的消費、有效需求仍能保持較快和持續的增長，從而反過來能促進經濟的較快和持續的增長。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在較長時間的經濟緊縮的影響下，居民的消費傾向過低，從而使得消費率過低，并對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需要調整。為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和消費率，政府除運用稅收和利率政策外，還可以運用投資政策，通過增加政府的投資來拉動居民的有效需求和消費。因為投資中有一部分會直接和間接地轉化為居民收入 (在計劃經濟時期，其轉化的比例約為40%)，但轉化的比例是多少，取決于投資項目的選擇。前幾年，為拉動經濟和居民的有效需求，政府通過發行特別國債在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上作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成功，但是基礎設施項目的直接的產業關聯度較低，雇傭的勞動力較少，如能在產業關聯度較高的項目上多一些投資，那么投資對居民的消費的拉動將更顯著。在居民收入為一定的條件下，居民的消費率不僅取決于居民的消費傾向，也取決于居民的投資傾向。改革以來，居民的投資的空間逐漸擴大，不僅可以投資辦企業，而且可以投資于證券市場，儲蓄作為間接投資的比重在下降。這雖然會對居民的即期的消費率的提高產生相反的影響，但是在證券市場的發展中，居民通過在證券市場的直接投資增加了財富，并進而產生了增加消費的財富效應。所以，在居民消費率過低的情況下，為增加居民的消費，提高消費率固然是必要的，但與此同時，居民從增加投資中增加財富，從而增加消費也是重要的，而且，從長遠看可能更為重要。所以在關心提高消費率的同時，不可忽視為居民創造更廣闊，更寬松的投資空間和環境。 2004年3月28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