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湘源

　　民生銀行對于造假責疑的澄清公告是一份值得“疑問相與析，奇文共欣賞”的奇文。該行對于原股東深圳前進科技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邱影新所指責的2000年5月30日董事會的決議簽名造假一事并未否認，還進一步證實，公司相關工作人員為盡快辦妥變更事宜，將2000年5月30日董事會的決議變造為“股東大會決議”。盡管在該行看來，由于1999年股東大 會已通過決議修改公司章程，并在章程修正案中已對公司名稱進行了確定，A種股票的發行與上市滿足了境內股票上市的所有實質性條件，并依法通過了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證監會的審核與核準，但該行發行上市材料中變造股東大會決議的行為畢竟是不可否認的。

　　上市公司發行上市中的原罪，一般都認為是《證券法》生效之前的老問題，屬于歷史遺留問題，而且，在某些人的眼里，還似乎是一個偽問題。其實，即使民生銀行的問題猶未可定，但這個結論也大有改寫的必要。我們注意到，中國證監會今年1月7日下達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長運股份在股票發行、上市過程中存在一些違法行為：虛構1996年至2000年收回應收賬款共計5661萬余元，從而虛增銀行存款；虛構委托貸款及委貸利息共計700萬元，從而使1998年和1999年共計虛增利潤700萬元；招股說明書披露1994年和1995年的分紅情況與實際情況不符，致使虛增資產1066萬余元；1999年、2000年虛增收回其他應收款3600萬元；虛構收到涪陵國資局的出資款，從而虛增銀行存款1445萬余元；在未收到有關股權轉讓金情況下，虛構收回長期投資款2341.5萬元；虛構1998年股權投資4610萬元。查長運股份是2000年12月21日發行的股票，次年1月9日上市，顯然屬于《證券法》生效后的原罪新生代。

　　從以往經中國證監會查實并作出處罰的案例來看，上市公司發行上市中的原罪大致有幾個類型：一種是實質性條件虛假，如紅光實業編造發行前三年度利潤達1.57億元，扣除虛假利潤，實際上根本不符合上市條件。鄭百文也是以虛構利潤的手法制作虛假上市申請材料，且存在股本金不實，上市公告書重大遺漏、年報信息披露虛假等嚴重問題。長運股份的問題就屬于此類。一種是手段造假。例如藍田股份在上報發行材料中，偽造相關的土地權證和銀行對帳單，綜藝股份倒做了涉及改制時間的一系列文件等。民生銀行的情況如果屬實，至少屬于輕微的手段造假問題。三是兩者兼而有之。大慶聯誼不僅虛報前三年利潤達1.62億元，而且還偽造了時間虛假的改制文件、工商營業執照和內容虛假的審計報告、法律意見書等。吉諾爾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應該說，由于我國證券市場開市初期法規不完全、市場規則不健全，在相關上市公司過度追求低成本融資圈錢的頭腦發熱之下，同時也在一些地方政府政績工程的過多干預和撮合之下，在券商等中介機構片面追逐尋租效應的推波助瀾之下，不少上市公司或多或少存在這樣那樣的原罪問題。只不過對上市公司發行上市中的原罪，歷來總是諱莫如深，好像它是一個偽問題似的。

　　雖然早在1993年的《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和《股票發行與交易暫行條例》中對于虛假陳述就明令禁止，《公司法》明確將“對財務會計報告作虛假記載”和“公司有重大違法行為”列為退市條件，《證券法》也明確規定，不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應按《公司法》的規定退出。但目前證監會只對“公司最近三年連續虧損”的上市公司作退市處理，而對“虛假記載”和“重大違法行為”列為退市的規定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這實質上等于放縱了上市過程中的欺世盜名、背信棄義行為，為各種損害投資者利益的圈錢尋租原罪大開綠燈。

　　無可否認，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確實出現過“綠燈行，黃燈停，遇到紅燈繞道行”的現象。在剛剛進入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許多事情卻仍然為計劃經濟的框框所困擾，有時不得不采取“繞道走”的對策，才能達到改革的目的。但是，好心和為難都不是違法違規的正當理由，也不能成為漂白原罪的理由。在上市條件和履行相關手續上的“繞道走”，明顯違背了相關的證券法規，構成了欺詐上市和對投資者權益的侵害，如果情有可原，那么，誰來體諒受侵害的投資者？

　　當然，同樣無可否認，在發行上市受到計劃額度限制的情況下，爭取上市額度曾經成為一種權力尋租活動。在上市公司利益和地方經濟的局部利益互為一體的前提下，圍繞個別官員的意志運作的傾向常常非常明顯，主動權有時候其實并不完全掌握在上市公司手里。不少環節上的弄虛作假，如果沒有有關部門的配合和幫助，單憑上市公司本身是無法完成的。但只查處上市公司的違法違規責任，不追究縱容、支持甚至直接參與造假的后臺，并不能真正從體制和機制上根本杜絕造假，更不能成為政府對上市公司造假大包大攬的理由。

　　最近，河北省出臺了一個一號文件，首次提出民營企業經營者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超過追訴時效的，司法機關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地方上不再追究民企“原罪”，出發點可能是為民企發展創造寬松的政策環境，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黨的各級機關和政府有沒有法律解釋權固然是一個問題，一個健全的社會是否應該講規則更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如前所說，所謂“原罪”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講規則所造成的，今天既要糾錯，那么，并不是用一個新的錯誤去取代一個舊的錯誤，而是更要講規則才行。對于上市公司發行上市中的原罪，也許也可能存在追訴時效問題，也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也需要在發展中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但重要的是要講規則。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如果對原罪問題一味諱莫如深，一味大包大攬，一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么，《證券法》生效前的歷史遺留問題原罪固然不妨永久塵封，但新的原罪難道也可以永遠如此這般的不了了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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