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偉一

　　神機軍師、智多星，都是野史里的說法。但此類英雄我們今天也見識過，就是我們親愛的主流經濟學家。國民生產總值是他們的本行，經濟學家當然要講，Sars他們也要講，證券法他們更是要談。請看，適逢討論《證券法》修改，專家小組內坐前幾把交椅的又是主流經濟學家。真是佩服他們大膽老臉，竟敢在股民面前耍花腔，沒有學過法律，勝似學過法 律。主流經濟學家當然可以指導證券法的起草和修正，只是他們應該在領導小組，而不是專家小組。外行領導內行是哲學的勝利，外行把握宏觀大局，與內行互補。但外行領導外行豈不成了真正的盲人瞎馬。

　　修改《證券法》，經濟學家們很忙，又在大談保護投資者。他們好象與投資者最親——爹親娘親不如投資者親。其實他們是口是心非，要么他們就是真的不懂——但這種可能性很小。就現階段而言，保護投資者并不取決于《證券法》的立法。我國《證券法》由美國的證券法翻版而來，一招一式都很像，保護投資者方面的規定并不遜色。

　　立法完成之后，投資者保護取決于執法部門和司法部門的努力，尤其是取決于司法部門的努力。證券市場的執法部門就是證券監管機構，而司法部門的努力就是看法官的努力。可惜的很，就這兩方面而言，首先是不能相信證券監管部門，美國證券監管部門的表象就很不好。安然前董事長和環球通訊前首席執官是公認的的股市大盜，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下稱“證交會”)遲遲不肯動手，卻抓住馬爾莎·斯圖爾特(Martha Stewart)大做文章。斯圖爾特涉及內幕交易，但金額只有5萬美元，無怪乎很多人心中不平，說是證交會也是只抓蒼蠅，不打老虎。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有著千絲萬褸的聯系，監管者不可能對被監管者大打出手。美國有證券法專家甚至認為，證券交會成立六十年以來，沒有綸為券商的工具，這本身就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美國股災之后，立法部門大張旗鼓地推出了《薩班斯法》，口口聲聲地說是要保護投資者利益。但證交會主席唐納爾德遜不這樣看，他反倒擔心律師的過度訴訟。唐納爾德遜公開表示，美國公司界擔心《薩班斯法》的意圖有可能被誤解。律師在那里煽風點火，這是許多律師事務所的創收點。大家擔心的是，許多執法官員在該領域比較生疏，有可能走的太遠。

　　當然，證券監管部門有其苦衷，其地位和威望遠不及法院，有心幫助好人也難以服眾——更何況，這個世界上并沒有既定好人，投資者也并非根正苗紅。證券市場的實踐是社會全方位的實踐，涉及一個國家的許多根本大法和各方的重大利益，經常需要法院出面調和各種矛盾并調整各種關系。證券監管機構經常也主動退避三舍，因為它們缺乏法官的權威和技能。中國的情況也一樣，國有企業中有龐然大物，在國民經濟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這些公司是部級或副部級的，其領導干部遠不是證監會所能監管的。證監會也不過是一個正部級單位，而且是1998年由副部級提升為正部級的新單位，其級別遠不足于抗衡級別相同或更高的公司或單位。中國是一個等級化和官場化都很強的國家，級別決定權力，至少是影響權力。在中國權力結構中，最高法院的地位遠高于證監會。中國實行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的一府兩院制，即，國務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國務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是同一層面上的機構。

　　中國股市各方對我們的法院、法官翹首以盼，盼望他們能夠出來為各方擺事實講道理。法院、法官也高唱“加強法治”的勁歌，但對證券訴訟卻裹足不前。《證券法》第二百零七條說的再清楚不過，“違反該法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法院卻遲遲不肯受理有關民事訴訟。“千呼萬呼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終于公布了《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下稱“《規定》”)。《規定》同年2月1日生效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有關證券訴訟，但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被告已經受到行政處罰或是已經被刑事定罪。這樣一來，投資者便受制于人，其民事訴訟的權利受制于政府部門的決定和行動，投資者保護缺少最關鍵的部分。

　　保護投資者首先是保護其權利，而不是保護其利益。證券市場是個你輸我贏的地方，曲終人散之時，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訴訟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處罰違規者，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平息各種矛盾和爭端。不錯，有些權利和權益還是合而為一，成為權益，而且有時權利就是權益。就投資者而言，維護自己權益也首先需要維護權利，甚至首先是維護其訴訟權利。權利得不到保護，自然也就談不上保護權益。即便投資人的理由不夠充分，也不應該剝奪其訴訟的權利，投資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法官將其訴訟駁回即可。如果不允許投資人訴訟，如果法官根本就不聞不問，如何知道投資人沒有理由？法院如此退縮，而有些法官也在那里大談法治，這能算是誠信嗎？我們有這樣的法院，法官，股市能夠培養出誠信文化嗎？

　　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現實中的許多大事仍然要靠指示、批示解決，而且趨勢有增無減。遵照批示、指示辦事并非不好，可以令行禁止，省去許多不必要的損耗。但批示、指示分兩種：一種見報公開；另一種內部掌握，而證券市場的投資者經常是眾多的，其中包括一些不易被說服的人。遇到證券方面的爭端，法院不肯受理，批示、指示又不能照面，自然投資者會有人不服(盡管這并不代表他們有理)。

　　看一位經濟學家是否真正愿意保護投資者，拿什么去鑒別他，拿什么去檢驗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看其是否愿意通過修改證券法來更正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人大通過的法律可以修正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如果經濟學家不愿這樣改，那就是假保護投資者，不保護投資者，甚至是反對保護投資者。如果親愛的經濟學家不愿談這點，卻還在那里大談誠信，那主要是讓別人講誠信。如果我們這里還講一點誠信，如果這些經濟學家還有一點羞惡之心，他們就應該謙虛地但堅決地退出專家小組。

　　今天談修改《證券法》，經濟學家仍然是主力軍。可是我們不禁要問，經濟學家可以任意把玩的法律，會是什么的法律？經濟學家可以任意把玩的法律，會是重在保衛投資者的法律？我想不太可能。經濟學家如此把玩法律，任何真心對待法律的人，無不痛心疾首，凄然相向，熱淚欲零還住。中國的法律、法治何其艱難——“魂夢不堪關塞闊，瘡痍漸覺乾坤窄”。但法治的道路就是努力實現群體良知的漫長道路，是百折不撓的心歷路程——“便劫灰冷盡萬千年，情尤熱。但一城一旅起從頭，無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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