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強

　　吳敬璉教授的《發展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制度重于技術》一書出版(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書中收集了他近三年為報刊雜志寫的評論和在一些會議上的講話，內容豐富。除了大家所熟悉的《中國怎能樣才能有自己的硅谷》、《互聯網要發展還是要泡沫》、《注重高新技術企業的制度創新》之外，還有兩個專欄《政府與市場作用的消長》和《高 清晰電視之爭》也十分引人注目。

　　在《政府與市場作用的消長》中，作者指出，整個20世紀上半期，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無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計劃經濟，還是救治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凱恩思主義，雖然政府干與的程度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強調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組織和管理經濟職能這一點上，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于是列寧提出的占領"制高點"(中文譯為"命脈")成為各國普遍的原則。但是世界各國的教訓，都有以無可爭辯的事實揭示出：只有在保證市場公平、有序動作的同時，恰當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市場和政府這雙看不見和看得見的手的巧妙結合，才能創造繁榮的經濟、富裕的生活。

　　在《高清晰電視之爭》中，作者先簡述了1990年日本在世界上首次演播了模擬技術的高清晰度電視(HDTV)，但是兩年之后被美國的數字化HDTV超過的情況，指出直到1994年日本才放棄曾經注入大量資金的模擬式HDTV，但是數字技術使美國成為20世紀90年代IT產業的霸主。接著，作者進一步分析了在超大型大規模集成電路和數字化電信技術的兩次競爭中，日本政府和美國所起的不同作用。

　　20世紀80年代是日本產品凱歌進行的時期，在超大型大規模集成電路趕超的時候，日本采取了由政府主導型的技術發展模式。，并由政府和八大廠家組成一家公司進行技術攻關。在技術上取得突破以后，再將相關的專有技術出售給予制造廠家進行大規模生產，這種技術和競爭相結合的辦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僅在超大型集成電路的制造技術上很快超過了美國，并且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成為超大型集成電路制造業的霸主。但是同樣一種"政府主導"進行攻關的辦法卻在后來的電信技術的發展上遭到期了失敗。日本在這場競爭中花費了18年的努力和大量的投資全部東付諸流水。即使到現在日本與美國在網絡技術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原因在于日本對技術革新保持強有力的"行政指導"，通常先由有關當局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預選，對技術路線乃至技術標準作出規定。而美國的應用卻由不同的企業和個人以千軍萬馬各顯神通的方式進行，誰最先取得成功，有關當局就將他(它)的技術標準確定為待業標準。日本的方法雖然有利于集中統一地使用人力、物力，卻束縛了人們的創新活力。美國的方法雖然看著雜亂無序，卻極有利創新精神和積極性和發揮。

　　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東亞模式在過去數十年中，曾經依靠強有力的政府規制和政府支持的大企業集團，通過高強度投資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是進入新經濟時代以后，特別是東亞經濟危機爆發以后韓國朝野已經普遍認識到，這種做法已經不能適應全球化知識經濟的要求，于是銳意進行改革，"重新界定政府的職能"，從過去生硬和具體入微的行政法規轉變為建立競爭性的、透明的和公正的市場游戲規則，促進市場有效地進行。

　　吳敬璉還在《美國政府對風險投資的作用》專欄中，進一步分析了亞太模式形成的歷史原因。他指出，在從各國的歷史經驗看，在后進國家趕超先進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一些國家運用政府的力量加快資本的原始積累、促進市場體制的形成，同時保護自己自己的幼稚工業，保證潛在比較優勢的發揮，的確顯示了很大的能量。在二戰后的亞洲，這種市場經濟+強有力的政府干與的模式(韓國稱之為"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被有些經濟學家叫做"亞太模式"。國際經濟界普遍認為，采取這種模式是戰后亞太地區一系列國家和地區高速成長的關鍵因素，對中國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趕超"時期，先進國家走過的道路是清楚的，政府有相對充分的優勢，在這樣的條件下，政府發揮了民間力量所不及的調動資源的能力，故而成功的把握大。然而當面對創新的課題、需要探索未知的時候，政府并不具有信息優勢，它的反映能力、動作效率肯定不如民間機構，而政府直接組織、管理高技術開發和生產，又必然創造力的發揮，這就導致了日本90年代與美國爭奪信息產業霸權的競爭失敗。

　　吳敬璉的文章向來是語言通俗、思想深刻。上述分析使我們看到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必須是審時度勢、與時俱進。無論是集中有效力量進行突破還鼓勵競爭都要根據實際情況。而且特別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某些成功的經驗絕對化，日本政府在超大型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業上的指導成功，并不等于在電信技術上仍然適用。

　　從哲學的角度看，人的認識是不斷發展的。日本在超大型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成功，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就在于借鑒了先進國家成功的經驗。間接的經驗也是認為過程中創新的資源，它可以使人能夠從別人的成功與失敗正反兩個方面進行總結，充分發揚成功方面，同時可以避免再犯錯誤。在前人的經驗上進行創新固然是一種創新。但是在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上創新，要適應新的情況，就要研究問題，提出解決新問題的新方案，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特別是新經濟的發展要求人們的思維方式進行變革。同樣道理，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指導也要與時俱進，不能固守以往的成功經驗。日本在信息模擬技術上的失敗還有更深刻的歷史原因---這就是東方特有的思維方式，重直覺、重經驗，但是忽視邏輯推理，所以并沒有重視數字化技術的研究。實際上模擬式HDTV要比數字化HDTV消耗更多的資金。而且模擬式的思維方式往往是單向式朝著目標前進，而數學式的邏輯思維要考慮多種形式，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在各種方式中進行優化的選擇。這樣我們進一步看到在經濟活動中思維方式的重要性，所謂"與時俱進"首先要求我們在思維方式上能夠做到"與時俱進"。

　　目前東亞經濟模式已經進入一個新的轉變時期，韓國對主導"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進行反思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從歷史的眼光看，集中有效力量進行突破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方面，那么在成功突破之后如何進一步發展呢？這是我們要研究的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