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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銀廣夏事件與美國安然事件前后市場的種種反應進行對比，就可以看到在中國股票市場上輿論監督的滯后性。
2001年12月以來，國內報紙談論最多的，就是銀廣廈造假與美國的安然造假。其實，雖然銀廣夏造假，安然也造假，兩起事件仍有根本性的不同。安然造假被揭穿是個比較長的過程，其間媒體的作用功不可沒。安然股價在2001年初最高時達90美元，后來隨著媒體的質疑和曝光而步步下跌，在10月已經跌至30美元。到11月該公司尋求被收購失敗，股價已經在1美元以下。破產是12月2日的事情，已完全在預期之中。最后以《華爾
街日報》一篇評論“安然敗了，但市場勝了”而收場。
銀廣夏的造假故事觸目驚心，引發了國內許多人對于監管的批評和反思。但以往對監管的理解，還是過多地集中在職能部門身上，例如證監會和司法機構。從安然事件可以看出，證監會和司法介入固然重要，但這主要還是事后的監管，而在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若要較早阻止或揭露造假行為，使市場公正和效率得以體現，媒體及公眾輿論的制衡力量很重要。因此，除了按傳統的看法承認公司董事會、證監會和司法部門的作用，還必須重視媒體監督的力量。在安然事件中，最終市場勝了，但媒體的監督力量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媒體對于股票市場的監督近年來正在步步加強。財經媒體是為廣大讀者、包括投資者服務的，而監督從來都是其最重要的基本職能。要緊的是，行使這種職能與其他職能不一樣，不僅不能收費，還要花錢去采訪調查，而且直接得罪既得利益者，承擔了多重風險，可謂成本高昂。所以，這方面要做得好，不僅需要正確的理念、勇氣和智慧，更需要社會的支持和肯定。在媒體的輿論監督方面，不能不提及具有廣泛影響的《財經》雜志。如果不是因為《財經》雜志，也許很多人不知道《基金黑幕》。
在充滿著短期利益誘惑的中國股市里，難得有少數的媒體始終比較清醒。他們相信自己永遠也不會爆發出像莊家呂梁那種不顧一切的瘋狂，他們希望正義的聲音能夠得到張揚。人們從大量對股市進行批評與分析的文章中，從對國內股票市場關鍵問題的追索與反思中，得以感同身受。而輿論監督力量的增強，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正是中國股票市場從幼稚走向成熟，從混亂趨于規范過程的一個縮影。
有鑒于此，更應當同步建立起有利于媒體履行監督職能的外部環境，包括政治和法律環境，促使傳媒業形成平等競爭、透明自律的機制。這正是財經媒體不斷強化監督功能的前提，而中國股票市場的未來定會從中極大受益。
除了法律監督、媒體監督之外，市場參與者對股票市場的監督，在中國也相當薄弱。這與中國股票市場與生俱來的結構性缺陷相關，也與市場本身的發展水平相關。成熟的市場上總有相互對立的利益主體，相輔相成，相克相生，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買方與賣方、多方與空方，等等。各種利益主體形成平衡，各方的分析師和媒體一起形成強大的市場合力，推動市場透明度的提高。
中國股市發展還處于初期，在買賣方向上本來就只有“做多”一方，而且買方與賣方幾乎已經利益趨同——暗中勾結者之外，最重要的是已有的基金管理公司都由券商和信托投資公司所控制，而這些券商自身恰恰正是賣方，“買賣一家”的壟斷局面使市場上難以形成獨立的強大買方力量。在這種既定的格局中，獨立的、實事求是的專業分析既少且微弱，無法受到應有的關注。
因利益失衡出現的重大偏差，需要通過平衡利益來校正。在中國股票市場上發展多種利益主體非常迫切。具體到操作層面，當前有兩方面的事情較為重要，一是在基金業放開行業準入，改審批制為核準制，使機構投資者的發展與壯大體現出多種利益主體并存的原則；二是選擇時機推出新的金融工具，建立做空機制，使市場的各種力量有足夠的激勵相互制衡。在當前，決策者可能出于對現有行政“監管能力”的擔憂，放緩市場開放的腳步。不過，理論和經驗都表明，以行政監管來代替市場監督從來是得不償失，眾多市場參與者的相互監督與制約，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才是建立公正市場秩序之本。
(注：本文為蔡慎坤先生授權新浪網獨家發布，嚴禁轉載！)
誰來拯救中國股市(連載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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