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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湘源
上海第一財經的證券節目主持人老左不久前出了一道趣味猜先的題目：全流通和創業板誰先誰后？顯然，這道猜先題，猜的是政策，測的是民意。
老左的兩位嘉賓無一例外地猜是創業板在先。一位說，創業板是十六屆三中全會定了
案的，而全流通目前還未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一位說，擇機推進創業板出自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范福春之口，而說2004年是全流通最好時機的是證監會規劃委主任李青原，前者表達政策動向的權重大于后者。其實，兩位的思路并無太大的差別，他們都是圍繞決定政策的人們在尋找政策出臺的依據。
中華工商時報的專欄作者水皮在差不多的時間發表《經濟學家扮演什么角色》一文，雖然不是直接回答老左的猜先題，但議論的卻是有可能影響全流通和創業板決策的經濟學家的觀點的價值，因而實際上間接作出了很有意思的回答。水皮似乎兩者皆不認可。對創業板，水皮認為，從法律上講，中小企業板不存在什么障礙，但在深圳設立創業板于法無據。水皮甚至說，沒有成思危點頭，創業板就沒門。按照水皮的說法，圍繞中國證券市場的相關立法，成副委員長這一關是非過不可的，沒有成思危的諒解，任何來自證監會的行政努力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而素有“風險投資之父”之稱的成思危在創業板上卻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謹慎。理由就是在中國股市過度投機的氣氛之下，二板的推出會加重過度投機，監管也更加困難，難以確保廣大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因此他更贊成的是在主板市場中設科技板塊而不是單獨設市。對全流通，水皮則王顧左右而言他，引用了成思危對學者和領導關系的一段妙論。成思危說：“完全不聽參謀意見的領導是獨裁的領導，完全聽參謀意見的領導是無能的領導�！彼ふf，“成思危提及的領導也許是尚福林，也許不是尚福林。如果是前者，大家就可以據此對目前的全流通討論作出自己的判斷，如果不是，也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斷。總之，成思危是不會無緣無故議論‘領導’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說，現下關于全流通的說法無非經濟學家的參謀，領導的意見何妨等著瞧。
那么，市場投資者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呢？對創業板，投資者的疑問多多。不是說深交所恢復發行功能，專發中小盤股嗎？早晚要恢復，那么，晚恢復當然不如早恢復，干脆恢復就是了。為什么一邊對TCL集團在深交所上市還要解釋一下，說是并不意味著深交所恢復發行新股，一邊創業板卻舊事重提？這不是把事情又搞得復雜化了嗎？如果內地企業對上香港創業板興趣確實很大，在CEPA的框架下一板兩市有何不可？為什么非得還要另搞一個風險大大的深圳創業板呢？至于全流通，民間的聲音責問起來更是一點也不拐彎抹角：“剛剛好像某個權威部門表過態，近幾年不實行‘全流通‘，音猶在耳，怎么今天又有人跳出來說火燒眉毛了？”“專家啊專家，就不能讓廣大股民過幾天安寧的日子嗎？”(引自2004年1月13日《信息早報》)
也許，僅僅去猜測全流通和創業板何者為先是沒有太大的意義的。盡管從目前的政策動向來看，從1999年開始已經呼喊了將近4年的創業板的出臺，出自證監會副主席之口，似已鐵板上訂釘；而國有股減持和流通，即使國資委暫不出臺全面的方案，也不排除證監會有可能有限度地先行試點，但重要的不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是政策的出發點。無可否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決定政策的人們的意志，但決定政策的人們的意志并不是政策的根本出發點。政策的出發點，用當前大家都認可的一種說法來說，應當是“三個代表”。用證監會主席尚福林的“三個統一”論來說，是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市場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對于這個問題，還是老百姓說得對：“關系到民生的大事情，還是應慎之又慎吧！”(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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