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海琴

　　七、對我國股票市場內在基本矛盾的討論

　　正如在整個人類社會存在著社會基本矛盾一樣,我國的股票市場內部必然也存在著一種基本矛盾,這個矛盾決定著我國股票市場的基本面貌、存在方式與運行方式,因而也就構成了 理解和研究我國股票市場的基本分析對象。根據上述對我國證券市場若干年來變化態勢的跟蹤分析，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我國股票市場的管理機構有限的駕馭能力與其所擁有的相對較大的權力不適應或不對稱以及大部分上市公司管理層有限的管理能力與其所擁有的相對大的權力不適應或不對稱乃是我國當前股票市場內在的基本矛盾。

　　這種基本矛盾決定和規定了目前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主要矛盾，這個主要矛盾就是：不斷增長的上市公司數量與上市公司質量之間的矛盾、上市公司運行條件以及與此不相適應的有關法律法規之間的矛盾。

　　由于認識水平的局限性，上市公司數量和質量的矛盾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在上市公司質量尚無起色甚或每況愈下的情況下，上市公司的發行數量卻幾乎從未中斷過，而且還有這一發行車輪越轉越快之跡象，從而使這一矛盾更加被激化了。另外，上市公司運行條件以及與此不相適應的有關法律法規之間也存在著直接的的矛盾。本次招商轉債風波是各方面利益嚴重沖突而與之應該適應的上層建筑明顯滯后的結果。我國證券市場以異常迅猛的速度發展著，上市公司在13年的時間內由不足10家增長到今天的1300多家，其中蘊含著巨大的變化和變革，但是，這些行為所依據的法律文件卻仍然沿用著10年不變的《公司法》和5年未改的《證券法》。這種幾乎固化的的法律文本注定要使社會矛盾迭起、怨氣叢生，進而會阻礙社會的發展。然而，管理層給人的感覺是，對類似招商銀行的事件事前無所適從、事中無能為力、事后無所事事，這樣的情況怎能提高投資者的熱情呢？一些保護投資者利益的口號不也就只能停留在口頭上了嗎？

　　這種基本矛盾還決定了和規定了目前我國股票市場發展的直接矛盾，這個直接矛盾就是：流通股東和非流通股東之間的矛盾、控股股東和非控股股東之間的矛盾、所謂的莊家和散戶之間的矛盾。公正而客觀的說，所有的流通股東進入證券市場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如果上市公司的經營班子能夠給與投資者一個接近于滿意的回答，那么，上述兩個矛盾就不會如此激化；現在的問題恰恰是，經營班子似乎將圈錢作為經營的目的，將不分紅少分紅作為公司持續發展的杠桿，將負債作為公司存續的手段，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這些經營班子有限的經營能力決定了他們只能這樣做，如果不是這樣做其公司就會難以為繼、無法生存，因此，經營班子背后的控股股東或者大股東與流通股股東就形成了愈演愈烈的矛盾。

　　波動的股市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蕩氣回腸的大起大落則不是正常的。我國股市的短暫歷史表明我們的股票市場從來不缺資金，也從來不缺信心，缺的第一是信用、第二是公正，但這兩者都是建立在“能力”這個基礎之上的，有能力可以守信用也可以不守信用、可以講公正也可以不講公正，但是沒有能力則一切就無從談起。所以提高管理部門的管理能力、提高經營班子的經營能力是重中之中的任務。沒有這樣一個能力，就不會正確的認清我國證券市場的本質和發展規律，就不會確定證券市場的發展思路和中長期目標，就不會合理科學的頒布出符合國情和民意的一系列完整的政策和和連貫性的措施，就不會確定證券市場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只能拖著這條越來越大的巨輪摸著石頭去過河。作為經營班子，如果達不到這樣一個能力，那就只有一年一年往下拖，先花資本金，再用配股資金，再去發債券，還要去擔保或互保，最后被ST-PT。這就是民間傳播的“上市三部曲”。

　　有了這樣的能力，上市公司經營的好它就會和五彩繽紛的國民經濟相一致，它就不必靠負債來生活，它就不要靠斂錢來經營，它也就不要靠發布虛假信息來糊弄股東；管理層要具備了這樣的能力，就會制定出相對穩定的指導性政策和指令性指標，就不會朝令夕改過分的看市場臉色行事，就會使我國的證券市場步入一個和國民經濟的發展進而也就必定和投資者的預期相適應的良性循環中。

　　一股獨大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經營班子能力的發展，但從根本上講，還是能力的有限性助長了一股獨大的作風，如果一個經營班子能夠秉公辦事，能夠使公司經濟效益最大化，能夠順應社會經濟發展規律，那么，一些大股東的不正當做法與想法肯定會要有所收斂，所以，能力、信用、公正是任何個人、任何主體、任何單位的基本要求，上市公司和管理層理應做到這一點，也只有如此，我國的股市才有健康正常發展的可能，否則，侈談規范管理、保護一切投資者利益、保證非流通股全流通的順利實現就成了永遠也實現不了的一句空話。

　　飯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能力也是要一步一步的提高，這才是科學的態度，為了大干快上超過力所能及的能力去辦事，其結果只能是欲速而不達。這個能力包括人們自身的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以及環境的實現能力和客觀能力。

　　由此聯想到我國曾經出現過的人口生育高峰。五、六十年代連同七十年代我國一直處在人口高出生的生育高峰時期。當時，我們用所謂馬克思的觀點狠狠的批判了英國的馬爾薩斯和我國的馬寅初。從那時起，我國的人口增長在機械人口變動幾乎為零的情況下駛入了一條高出生低死亡的快速通道，以至于從四萬萬同胞迅猛增到了盡瞬堯的六億神州，旋即又到了八億、逼近十億，以至目前超過了十三億。在建國五十年中人口翻了一番，其長速是罕見的，由此也給我國的經濟帶來了過重的負擔。為什么會這樣呢？當時的主觀思想是：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是富裕的象征；人是主觀能動的，人首先是生產者其次才是消費者；只要有了人，世界上一切人間奇跡都會創造出來。在此思想指導下，極其盲目的學習了當時地大人稀的蘇聯人的做法，由此而產生的結果也就不期而至。這種死亡率越來越低出生率居高不下的嚴重的生死不均衡的狀態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的畸形發展，及至今日我們還沒有真正從當時的后遺癥中緩過神來。

　　請看1955年3月1日《中央衛生部黨組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報告》中的一段話：“我們認為：中國現在已有六億以上的人口，而且每年要增加人口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當然，這并不是壞事，而是好事。但在目前條件下，人口增加過速，會使國家和家庭暫時均感困難。國家的困難是：托兒所、小學校以及生活資料來不及供應。家庭的困難是：子女多了，父母負擔過重，影響工作、學習和生活，也影響對子女的教養。我們適當地提倡節育，是為了減少目前的困難，使子女們的教養可以更好。”

　　我們國家的股市現在正在走這同一條不加節制的道路，即只追求數量不注重質量的發展。其實，這個中無不透視出一個共同的隱私，這就是帶有某種中華傳統色彩的喜好龐大、多多益善的意識與人們的行為始終相隨相伴。從我國的人口方面講，當時號召全國人們多生、多育，其實也正好迎合了當時人們的人丁興旺的愿望，所以從上到下對此幾乎一拍即合。這種好大、喜大的傳統意識及其做法在現在的很多方面仍不鮮見。股票市場和上市公司也同樣也受著這種潛意識的影響。目前，從各級政府到上市公司再到中介機構，無一不是以發行家數的居多、規模的浩瀚、籌資額的龐大為業績的吹噓資本，這和當時的人口多、產量高的追求目標幾乎是一脈相承。

　　我們聽到最多的就是用夸獎的口吻到處宣傳，我國股市用了十年的時間從幾只上市公司增長到今天的過千家公司，每當說起增長速度無人不喜形于色、興奮之情溢于言表。因為從每一級的政府部門來講，發行了多少多少只股票、募回來多少多少資金是一個政績的表現，但從來沒有一個地方由于出現了一個或幾個ST或PT而影響了他們的政績或業績，在這種剛性政績的驅使下，誰都會拋開長遠的眼光而急功近利的多發行少退市甚至完全不愿意接受退市。退一步對于地方來講，本地公司上市是在全國范圍進行的一場無息融資，這種幾乎只有大股東才有權確定的回報浮動利息又肯定沒有不良后果的必然尾隨，那又何樂而不為呢？錢多又不是壞事，越吸越多越多越吸，誰還管它宏觀的股票市場和未知的前景呢？

　　從上市公司來講，把公司做強做大是一句非常煽情的口號，所以，送股和轉贈股本是上市公司最擅長也是最常用的分紅手段，這種手段的直接結果是股本的擴大，公司注冊資本的增加，公司向更大規模的挺進。所以有限的利潤在追求膨脹中屢屢贈送給了公司整體而忽視了支持它的投資者個體。另外一方面，以融資為特征的上市公司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些利潤現金又怎舍得輕易的再派發回去？因此，我國股票市場這種怪異的疾病即只追求入市不客觀退市、上市公司只懂得融資不舍得派息的吝嗇病態是有其社會根源的，這個根源的結癥之一就是好大喜功、追求浮夸，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直接矛盾的成因也與這種虛榮的浮夸心態有著一定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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