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強

　　“鄭百文”模式曾經在證券市場紅極一時。它曾與四川長虹和原中國建設銀行鄭州分行之間建立的一種三角信用關系，其基本內容是：鄭百文購進長虹產品，不須支付現金，而是由原建行鄭州分行對四川長虹開具6個月的承兌匯票，將鄭百文所欠貨款直接付給長虹，鄭百文在售出長虹產品后再還款給建行。原建行鄭州分行和鄭百文領導堅持認為，這是一種適 應大生產、大市場、大流通要求，對工、貿、銀三方都有利的合作模式，既能使工業企業增加銷售，又能降低商業單位的經營成本，還可以促進銀行存款的增長，可謂“一石三鳥”。

　　由于有銀行作后盾，鄭百文從1996年起著手建立全國性的營銷網絡，在沒有一份可行性論證的情況下，大規模投入資金上億元，建起了40多個分公司，最后把1998年的配股資金1. 26億元也提前花完。遍布全國各大中心城市的一幢幢樓房和一臺臺汽車，形成了大量的資金沉淀，使企業積重難返。

　　公司規定，凡完成銷售額1億元者，可享受集團公司副總待遇，自行購進小汽車一部。僅僅一年間，鄭百文的銷售額便從20億元一路飚升到70多億元；與此同時，僅購置交通工具的費用就高達1000多萬元。為完成指標，各分公司不惜采用購銷價格倒掛的辦法，商品大量高進低出，形成惡性循環。1998年下半年起，鄭百文設在全國各地的幾十家分公司在彈盡糧絕之后相繼關門歇業。數以億計的貨款要么直接裝進了個人的腰包，要么成為無法回收的呆壞帳，鄭百文至今還有4億多元的帳款沒有收回。但與企業嚴重資不抵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鄭百文養肥了一批腰纏百萬甚至千萬元的富翁。任職幾年，鄭百文某分公司的一名經理便擁有了價值上百萬元的寶馬轎車和北京羅馬花園300多萬元的豪宅。(《鄭百文：假典型巨額虧空的背后》新華社2000年10月30日)

　　這是新華社記者謝登科的報道。鄭百文的這種好大喜功的經營模式，讓人想起上個世紀50年代的“大躍進”。也許有人認為，國有控股公司，由于企業領導的頭腦發熱，才會出現這種荒唐的事情。如果是民營企業，財產是自己的，一定會精打細算，絕對不會出現“鄭百文”這種經營模式，因為民營資本積累不容易，誰會拿自己的財產開玩笑呢？其實不然。最近《科學投資》《中國民企死亡全書》，就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李忠文也是一個漁民的兒子，19歲時被人推薦到天津當學徒，學習做鞋1994年，羽翼漸豐的李忠文辭了原來的老板，借了4000塊錢，和哥哥兩人開始在天津打江山。李忠文很有生意頭腦，看到天津當時商店里的鞋都賣得很貴，他就反其道而行之，將所有的鞋廉價銷售，生意一下就紅火起來。李忠文第一次做生意，在他做生意的第一年，他那個由老式澡堂子改建的只有420平方米的鞋店就為他帶來了400多萬元的收入。

　　初步富裕起來的李忠文心更大了，那個“澡堂子”鞋店除了一部分自己經營，他又分出一部分進行出租。看到李忠文的鞋店生意紅火，別人都愿意出高價租賃他的鋪面。李忠文這樣做，一方面分散了風險，另一方面收取租金有更多的資金進行運營。這是李忠文與眾不同的一面，也是他為人精明的一面。到1996年，李忠文和哥哥在天津已經擁有4家鞋店，每家單店面積都在四五百平方米，生意都不錯。

　　但是，這一年的晚些時候，李忠文卻突然決定將這4家鞋店都關掉，而另外租賃了5個店面，每個單店的營業面積都擴大到上千平方米，同時打出“百信鞋業”的旗號，以“平民化，低成本，低價位”為號召，搞起“鞋業超市”，并引進連鎖概念，對外號稱“中國第一家鞋業連鎖企業”。全新的經營模式，超低的商品價格，引來社會上好評如潮，慕名而來的顧客整天擠滿了店堂，為李忠文帶來了豐厚的收益。

　　李忠文慢慢覺得光是一個天津已經不夠自己施展了。他決心順風扯帆，將“百信鞋業”之花開遍全國。從1997年起到2000年，短短的4年時間里，“百信鞋業”在全國40多個城市開了80家連鎖店，旗下擁有了2.8萬名員工，總資產達到30多億元。李忠文的鞋店，大的單店面積超過1萬平米，小的也有1千多平米，顯得大氣磅礴，氣勢非凡。這時候的李忠文已經不僅僅是個億萬富翁，而且成為社會名流，被人譽為“中國鞋王”。過順的境遇使得李忠文豪氣爆棚。他宣稱，到2002年，“百信鞋業”要在全國開100家連鎖店，5年內躋身世界500強。他自豪地宣稱，他的習慣是只做第一，不做第二。如果哪家百信鞋店在當地的銷量不是第一，他寧愿關掉它。

　　就在李忠文宣稱他的“百信鞋業”要在5年內躋身世界500強的時候，災難開始了。李忠文開鞋店，采取的是家電經銷的那一套模式，即由廠家先墊貨，待一段時間之后，再由商家給廠家結款。這種運作模式，可以很好地緩解商家資金緊張的局面，但同時也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在“百信”起步的時候，李忠文的信譽非常好，說好10天給廠家結款就是10天結款，最多不會超過15天。但是隨著李忠文的信心爆棚，短時間內一下開出幾十家店，而且單店面積越來越大，最大的超過1萬平米。這些店鋪占壓了大量的資金，這使“百信”的資金始終處于極度緊缺的狀態。“百信”開始對廠家失信，結款的日期越來越長，廠家怨氣日積月累。與此同時，“百信”在短時間內急劇膨脹，老板自身的知識積累和知識結構跟不上企業的發展，管理混亂不可避免。這導致了兩個后果，第一，替李忠文打理在全國各地幾十家店鋪的大多是他的親戚朋友。這些親戚朋友乘其一時分身乏術，開始公然地、大規模地損公肥私，化公為私，使企業利益受到極大損害；第二，劣質商品開始大量涌入“百信”，原來打天下仰仗的兩項利器，一是廉價，二是質優，現在廉價仍舊，質優卻已經談不上了。顧客的不斷投訴，引起政府管理部門的關注。因為產品質量問題，“百信”銷售額急劇下降，使本已緊張的資金鏈進一步繃緊。

　　“百信”內外交困，李忠文看起來固若金湯的企業帝國變得岌岌可危。正在這時，百信一直存在的“偷逃稅”事件被揭發出來，成為了壓折駱駝腰的最后一根稻草。隨著由工商、稅務、公安等部門聯合組成的調查組進駐“百信東北分公司”，被“百信”拖欠著上億元巨額貨款的各地供應商聞風而動。李忠文的“百信”帝國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李忠文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許下一大堆諾言，開出一大堆空頭支票，然后逃之夭夭。這次李忠文在長沙的被捕，便是被人控告利用空頭支票進行詐騙。(《中國民營企業第一死：死于“順”》)

　　看了這個故事，會覺得"百信"很象“鄭百文”。為什么民營企業也會出“鄭百文”的經營方式呢？為什么李忠文會頭腦發熱？中國有句古話：“創業難，守業更難”。想想李自成進北京不久，就被迫退出，也許能明白了。難道李自成不知道打江山是何等的艱難嗎？他當然知道，但是當人被勝利沖錯頭腦時，可能就會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了。李忠文曾經號稱要“要在全國開100家連鎖店，5年內躋身世界500強。”這樣的豪言壯語，讓人想起了“15年趕上英國”的大躍進口號。為什么20世紀50年代會出現大躍進？如果我們從中國傳統文化找原因就會發現，直覺性的思維方式，充滿了理想主義。理想是美好的，但是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卻需要邏輯思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的正是邏輯思維。嚴復從英國留學回來后，曾經指出，西方科學發達就在于其思維方式的邏輯性，科學的基礎是歸納和演繹，中國傳統的道德性命之學不適應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應該轉變思維方式。

　　如果我們明白這個道理，就會發現傳統的理想主義思維方式往往是“大而化之”，不求甚解，憑著想當然的熱情，先干起來再說。這種熱情在一個企業創業初期，可能發生促進作用，一旦企業做大，就會出現管理上的漏洞，甚至會出現無法控制的局面。即使企業是民營的，財產是自己的，也會陷入困境。李忠文與李福乾是何等的相似，然而我們的輿論也曾經為“鄭百文”的工、貿、銀三方合作模式叫好，也曾經為“百信鞋業”叫好。李忠文成了億萬富翁，李福乾成了勞動模范。但是，仔細想一想，在一片叫好聲中，有誰看到了了其中的危機？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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