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

　　眼下，世界關注的最大焦點之一便是中國總理溫家寶的美國之行。溫家寶總理訪美的三大主題是匯率、貿易、臺海，但最大、最根本的還是匯率。俗話說，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對中國而言，匯率是戰略；對美國來講，匯率是戰術。一個月前，溫家寶在出席首屆東盟商業與投資峰會時強調，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既 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穩定與發展，也有利于地區和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在這次訪問期間，美國官員向媒體表示，總統喬治布什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面期間,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中方重申長遠目標是要令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由市場決定。白宮發言人麥克萊倫說,布什在會面期間重申,美國認為最佳的國際金融體系,是建基于自由貿易,資本自由流動,以及由市場決定的匯率上,美方歡迎溫家寶重申同意美國這個看法,但承認人民幣匯率要過度至由市場決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對于中國向美國財政部尋求協助，美方表示贊賞。美國官員還表示,中美官員下月會在北京會面,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研究中方可以采取甚么措施,令貨幣市場自由化。由是看，中方雖有將球踢給美方的嫌疑，但對匯率問題畢竟采取了務實的合作姿態，同時也袒露了解決問題的誠意。

　　匯率于中國之所以是戰略問題，從兩國領導人會談議題就可見一斑。有消息說，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華府時，美國總統布什會提出討論的議題將包括美國急於尋求解決之道的就業問題。而紐約時報發自北京的報導則指出，在美國朝野政黨都抱怨制造業工作機會流失，且希望促使中國重估人民幣匯率的同時，中國本身也有嚴重的失業問題。專家們估計，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失業的工人及農民有兩億人；媒體也報導，今年畢業的大學生只有一半找到工作。美國就匯率做文章大打貿易戰，僅紡織、服裝業中國就可能有近億人生活就業受波及影響。波士頓大學的菲爾史密斯教授最近發表報告指出：中國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貧富差距，其次就是失業問題。從失業比例看，失業已影響到中國的穩定，由于中國經濟結構使然，匯率已觸動了中國的“擴大內需、外向拉動”經濟戰略，制約就業更不用說，因此在匯率上的底牌就是中國戰略的底線！就象臺灣問題，不能越“雷池”半步。

　　盡管如此，事物也不是鐵板一塊，匯率終將要走向市場，這點為中國領導層所接受已是事實。為此，中國在金融戰線只有積極迎戰，從近期看具體抓了：一是，近日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與美國貨幣監理署署長霍克在華盛頓簽署了《監管信息交換協議》。此舉不僅有助于銀監會加強跨境銀行業監管，而且有助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經驗，加速推進銀行業監管向國際最佳做法靠攏，從整體上提高銀行業監管的有效性。二是，修訂金融有關的一系列法律,消除不良資產處置的障礙,加快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的速度。三是，選擇國有商業銀行分階段進行試點，多種渠道向國有商業銀行提供資本金，進行內部改造和重組，同時提倡借助國際中介機構，吸引合格外資金融機構進行投資，試點完成后將經驗用于完善四大行公司治理，條件成熟即將上市。

　　然而，所做一切的結果還是因“匯率”二字。國內唱高人民幣的，高盛(亞洲)總經理胡祖六算是一個代表。他始終認為，如果人民幣正處于被高估的階段，作為弱勢的人民幣，持幣者對其信心不足，極有可能導致人民幣價值一瀉千里。相反，如果處于溫和的低估狀態，放開后人民幣有階段性的升值，這是最佳時機。他強調，無論什么估值模型計算，人民幣正處于溫和低估15%狀態。他警告，如果匯率固定而資本可以自由兌換時，當人民幣被低估，“熱錢”就會比現在更容易更大量地涌進來，反之，便會有更大量的資金抽逃。這一點正是亞洲以及南美一些國家金融風暴產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對于來勢迅猛的QFII資金,業內人士指出,雖然QFII的投資額度一再增加,但股票投資整體仍顯緩慢,不少資金在通過"屯兵"人民幣資產坐享匯率收益。在這種思路下,即便QFII資金在資本市場上一分未賺,僅匯率收益就足以吸引其在人民幣資產上扎營。從國際經驗看,本國貨幣升值、熱錢流入、股市上漲、更多熱錢流入、貨幣再升值是一個連貫過程。據悉，國內今年上半年外匯儲備扣除儲備增值部分，仍然多出200余億，也就是說，200多億美元的儲備是資本流入所造成的。專家斷言，在人民幣升值更強烈的預期下，外資沒有理由不繼續購入流動性極強、相對低廉的股票。設想，匯率走向市場化，“熱錢”更會奔騰而來，分享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成果，對于“求錢若渴”的四大行來說，進入股市不正應了“近水樓臺先得月”嗎？

　　歷史表明，一個國在躋身發達行列時，都不可避免伴著本幣的大幅度升值，中國也不可能例外。從日本看，1971年取消固定匯率日元開始升值，1985年"廣場協議"又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此后日元兌美元匯率曾升至78：1歷史高位。在日元升值早期，只有少量國際資本進入日本市場購買股票。此后隨著日元升值，股票上漲，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1979年，國外凈購入日本股票值為1.92億美元，到1980年則猛增至61.5億美元，1986年東京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值僅次于紐約證券交易所，1988年東京和大阪證券交易所股票市值高居全球股市前兩名。當然，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吸引“熱錢”、股指上漲的根本保障要靠經濟的健康高速發展。

　　就中國而言，金融和證券市場依然是個封閉系統，系統內還保留著計劃經濟的框架、模式。前兩年，證券市場的“國際化”因股權結構等的先天不足導致長期低迷而進展緩慢，但金融的國際化在WTO召喚和“匯率”催化下，義無返顧地一邊自身改造一邊踏上進程。作為資本市場的載體之一，證券市場不可能置身度外，有人預測，證券市場將可能迎來一個重大政策“頻發”期。那么，隨匯率市場化的預期以及市場化步驟的實施，金融和證券必將由封閉走向開放與國際接軌，在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前提下，本幣的升值必然引來大批熱錢，證券市場在消化了歷史“遺留”，對上市公司、券商進行淘汰洗禮后，迎來大更新、大高潮、大發展是歷史的趨勢，不可避免，也阻擋不了！

　　放眼看，開啟這一歷史契機的實質行動，發生于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訪美之行。期間美國財長斯諾透露，美國財政部不久就會宣布委任一名美國官員常駐北京，同中國在貨幣及其它金融事務上合作。他說，中國領導人近月已采取多個步驟，為人民幣可在國際自由浮動作準備。如果北京太快實踐這一步，可能會在區內制造問題。他也指出，中國已局部放寬資本管制，容許更多硬貨幣在中國及國外之間流動。至于中國要貨幣走向自由浮動需時多久，斯諾拒絕猜測。從美國人的“慎重”里，我們則可以猜測，走向自由浮動的倒計時已開始了，而中國金融、證券的“脫胎換骨”也就從此刻開始孕育、孵化了。“匯率”，將是繼文化、傳統經濟后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三次革命。既如此，中國證券市場能不上大臺階、發生大轉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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