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流通不等同與國有股減持，但全流通繞不開國有股減持，國有股減持中的利益分配問題實際上也折射出全流通必須正視的利益分配問題。游戲必須是在規則明確的情況下進行，無利益分配規則導致全流通的游戲無法進行。

　　――作者題記

　　老槍

　　全流通的討論似乎成為近期中國證券市場思想家們的興奮點，草根出身的股評家或者是居于廟堂之高的經濟學家們的唾沫漫天飛舞，是市價減持還是競價減持仰或是凈資產減持？每個人都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每個人似乎都有駁倒別人的充分理由。

　　處于漩渦中心的國資委和證監會到是異乎尋常地沉默，李榮融和尚福林內心的考衡我們無從得知，但任何一個證券市場參與者心中都明白，國有股的減持乃至部分與國計民生無關的公司的股份全流通是中國股市的必然之路。

　　周小川做過努力，但市價減持的實驗最終失敗了，2200點到1300點的落差讓市場難以接受。其實，如今回顧起來，周小川的努力也許是最接近成功的，當時中國股市甚囂的“千點論”離1300點也不過區區三百余點，如果不是高層的突然叫停，也許我們今天聽到的討論不再是價格問題，因為當時千點就是一個心理關口，如果當時的證券市場跌破千點，也許市價減持或者其他減持方案引發的就是大規模的超底資金入市。但是，周小川失敗了，這就是事實，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在中國證券市場多了一次印證的實例。

　　也許現在看來有點事后諸葛的味道，但經過兩年多，看看中國股市的現狀，剔除新股發行的因素，按照當時的指數計算環境來衡量的話，許小年先生也許可以笑傲江湖了。

　　筆者始終認為，目前的任何全流通方案都不太成熟，因為這中間涉及一個關鍵問題：減持后的國有股資金如何分配？是用減持后的資金來充實社保資金還是紓困國有企業？在烹制美味的蛋糕前，最好劃定蛋糕分配規則，否則沒有人有興趣參與烹制。

　　股權分裂或許是不為部分經濟學家接受的觀點，但我們拋開各種性質的股權僅僅考察國有股股權就會發現問題：到底誰是國有股的真正持有人？

　　理論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是代行全民所有制的機構，問題是我們的國有股本身就有國資委直接管理，地方政府管理，部委管理等多種形態，一旦涉及具體的資金分配問題時，國有資產的管理者們的地方利益，部門利益乃至個人利益就凸現出來，如何分配可能到手的蛋糕？利益交織下的減持如果沒有明確的分配規則，結果也許只有一個：失敗！經濟活動的游戲規則一樣適用于國有股減持和全流通。

　　姑且不論這些利益交織，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是各個部門獲得資金后總有一個去向，如何使用這些資金并保證公平又成為一個問題，這都是我們的股評家或者經濟學家沒有看到的，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去看的，比較起來，我寧愿相信是后者。那么對資金的流向我們還是暫從所謂的“充實社保基金論”，但這一資金流向本身也值得懷疑。

　　既然國有資本退出競爭性行業是遲早的事，那么通過證券市場來實現國有資產的利益最大化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作為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部門，國有資產管理者將國有資產在證券市場套現無疑是明智之舉。將套現資金用于社會保障基金可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畢竟國有資產屬于全民所有嘛。

　　但是，且慢，讓我看看能夠享受到國有股減持后充實的社保資金的是什么人？

　　長期以來中國城鄉分割的局面形成城鄉的“二元結構”，尤其是輔之以戶籍管理、人口流動限制等政策，城鄉經濟發展處于極度不平衡的狀態。

　　沿海的城市高廈林立、燈紅酒綠，而內地邊遠山區的農村依然存在大量的赤貧人口。這就是現實。筆者無意抹煞我們政府在解除農村貧困上的努力，我們的“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無疑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我們的貧困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城鄉差別甚至出現日益擴大的情況。

　　4億5千多萬多的城鎮人口能夠享受到國有股減持的成果，絕對數量是龐大的，但是不要忘記，中國是有12億9千萬人口的國度，拋開港澳臺地區，大陸的人口有12億6千萬，剩下的八億呢？他們享受到什么？

　　建國初期我們采用工農產品的“剪刀差”進行蘇聯模式的積累，工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這一模式也留下了城鄉差距拉大的隱患。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們在盡力縮小城鄉差距，但正如縮小東西部差距的努力一樣，取得的效果并不明顯。差距實際上是在不斷增大并非縮小，當然，如果沒有國家的一系列政策出臺，可能這個差距將更大。

　　實際上，從每年的年度經濟統計數據上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的居民收入增長比例。而且，在刺激內需的政策導向下，城鄉收入差距更是出現“一頭沉”的局面，最典型的是2000年，政府給8000多萬人長工資，平均每人漲120元，使得去年城鎮居民收入增加9.3%，農民的收入還是按照過去的自然增長，由4.2%變成了3.8%。政府的政策導向將本來收入增長就緩慢的農民推向更為緩慢的境地。

　　農民在政策的制定上處于弱勢的地位，如果我們不保護農民的利益，那么僅僅依靠農民自身的努力短期內是無法實現農民收入的迅速增長的。遺憾的是，長工資我們忘了農民，國有股減持我們又忘了農民。

　　其實，從某種程度而言，增加農民收入對刺激內需的作用更大，因為城市的消費行為日趨理性和成熟，而且目前的形勢是“讓窮的越窮，讓富的越富”，《馬太福音》中的這句話被經濟學家稱為“馬太效應”，難道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足以克服這個缺陷嗎？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是1：2.56，1985年為1：1.86，1999年是1：2.65，這個數字說明了什么？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改革開放20年后終點又回到起點，我們改革開放的動力最先來自農村，可是在解決溫飽問題后，我們的城鄉收入差距又回到當初的狀況。應當指出，改革開放并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的八億農民兄弟能夠逐步過上小康生活，那么城鄉差距的縮小能否作為小康的一個標志呢？

　　用一句電視劇的臺詞來形容，我們要讓我們的八億農民“為了新生活，前進！”，不縮小城鄉差距，我們的農民只能向城市大規模的“前進”，由此引發的人口無序流動，社會動蕩隱患將是難以評估的。

　　關于中國基尼系數的計算一直是學界爭論的問題，但無論是怎樣的觀點，基本都承認一個事實：中國的基尼系數偏高，學者們爭論的無非是基尼系數是否高到足以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而已。而坊間流傳著一個未經證實也難以證實的數據：20%的中國人擁有80%的銀行居民存款，這個未經證實的數據從某種程度應證了帕累托定律一樣適用于中國社會。

　　不管爭論的結論怎樣，不可否認的是，農民無疑是處于國民收入鏈條的底層，工農產品的價格體系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來理順，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無疑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距離我們的“共同富裕”目標差距還是很大。

　　從理論上來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全民所有制，農民無疑也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國有資產的減持他們應該分到一杯羹。

　　可是，如果將減持國有股獲得的資金用于充實社保基金，那么意味著農民被遺忘了，我們國家的基礎之一，我們人口構成的絕大多數被遺忘了？

　　農民已經成為“沉默的大多數”，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忘記他們也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希望有關部門在考量國有股減持資金去向的時候能夠顧及我們廣大農民兄弟的利益，犧牲農民的利益來保障城鎮居民利益的政策能夠長久嗎？符合公平原則嗎？

　　如果建立農村居民保障基金尚有困難的話，我們能否從國有股減持的收入里面拿出一部分來作為農村專項扶貧資金、農產品收購補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基金，通過這種形式的轉移支付將我們重視農村工作，重視農民兄弟的政策轉化為力度更大的行動，這對解決“三農”問題也頗有裨益。

　　如果實際的操作不是這樣，我們有理由追問：

　　“剩下的八億怎么辦？”

　　不解決利益分配規則這個問題，我們奢談國有股減持或者全流通有何意義？而這種情況下的國有股減持或者全流通如何能夠順利進行？這才是全流通方案的痛處。

　　新浪編者注：本文為作者授權新浪網獨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體及網站不得轉載，除非獲得新浪網及作者本人書面授權并注明出處為新浪網。欲轉載者請來信finance2@staff.sina.com.cn, 或致電：(010)62630930 轉5173聯系。本文觀點純屬作者個人意見，與本網站立場無關。非常感謝廣大網友對新浪財經頻道的支持，歡迎賜稿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