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俊發自上海

　　從牟其中詐騙被判刑、劉曉慶逃稅至今關在監獄不知下文，到楊斌、周正毅等再涉案，中國民營富豪的落馬速度似乎越來越驚人。

　　富豪落馬引出原罪

　　接二連三有民營企業家從富豪的金字塔上被拉下來，更引發市場憂慮，各地銀行開始收緊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財政稅務檢查也將民營企業作為重點。

　　更多的文章指責中國民營企業帶著“原罪”，存有天生的缺陷、質疑民營豪富者財產來源的合法性，并指隨著富豪們先后出事，民營企業家作為一個新崛起的階層，其誠信更是受到人們普遍的懷疑。

　　民營企業的“原罪論”一時為國內媒體和學者廣泛關注，主要是指民營企業在初始階段利用的均是社會或國家的資源和財富。

　　有學者認為，有的民營企業家的成功確實是抓住了市場機會，但更多的則在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顯得很不干?。所以，中國富豪們如此的致富過程，理所當然會引起中國百姓對其原罪的質疑與詬病。學者及媒體的批評幾乎將近年出了問題的富豪一網打盡。

　　值得慶幸的是，這樣的議論還僅局限于民間，政府并沒有改變扶持民企的政策，有關保護私有財產的話題也在討論之中，有關研究部門也正專題研究出臺發展民營企業的政策，而此時仰融與遼寧省持續了一年之久的關于華晨汽車產權的爭斗再次引起媒體的高度關注。

　　華晨個案再被關注

　　仰融1991年開始創建華晨集團的汽車王國，至去年5月因產權爭議而被迫出走美國，遼寧省政府派出好幾十人整整查了一年，除了指控仰融經濟犯罪外，至今拿不出真憑實據。仰融出走后一直通過法律的方式誓要討回公道，在北京市最高法院受理訴訟又被拒后，仰融委托律師又將官司打到百慕大。

　　而海內外的媒體一直沒有放棄對仰融事件的關注，進入搜索網站Google，有關仰融的新聞稿多達2。67萬多條，大大高于近日國內外媒體關注熱點的楊斌及周正毅。仰融事件有示范較應，一批與仰融有類似帶紅帽子經歷的民營企業靜觀其變。

　　記者越洋通過電話采訪時，仰融一再強調，相信中國領導人是有智能、講真理的，相信華晨產權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對于遼寧省政府底價收購華晨中國資產一事仰融表示，去年3月11日財政部發出5號函明確規定，將華晨集團中屬于國有的部分劃歸遼寧省政府，而遼寧至今也沒按財政部的五號函執行，關鍵是沒有證據顯示原來金融教育基金會持有的華晨中國的股權是國有的，如果是國有的，為甚么不劃撥呢？為甚么要以低于市價90%的價格收購？這明顯是非正常、非市場行為。如果確是基金會的資產，為何以如此低的價格賤賣呢？

　　對于即將于7月22日在百慕大法院開庭的關于華晨產權訴訟，仰融告訴記者，有朋友向他建議不要起訴了，他表示完全可以，只要能給個公道就行，打官司其實也是為了討個公道。

　　仰融表示，關注到國內不少民營企業家違法而落馬，他認為但不能以個案而影響整個國家的決策，影響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仰融認為，有些對民營企業家的“原罪”論述值得商榷。仰融舉出了借子彈打兔子的故事，別人給了你子彈，你用自己的槍去打了野兔，結果提供子彈的人卻說，野兔應該歸他，這合理嗎?

　　西方的理論是認為子彈不是動態的，要放到槍中，還要能打中，你有好槍、你有好眼力，才能打到了兔子，萬一你開槍打了人，提供子彈的人一定不會承擔責任。

　　仰融認為，其實民營企業的產權界定也很容易，當初雖然沒有約定，但你還了子彈，另外再給條兔腿也就解決了嘛，合法經營的民營企業家不僅解決了勞動力，也為國家上交稅收，仰融相信，大部分民營企業家是愛國的，但要給他們環境，不要有偏見，要盡快立法有章可循。

　　原始積累應分別對待

　　從歷史看，中國的民營企業是從計劃經濟的襁褓中發育，先天不足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時至今日，中國的民營企業大致已分化為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經過洗白，民營產權合法化了。類似聯想集團，由國家投資或運用了國有資源起家壯大，遇到了比較開明的主管領導，雙方協議處理方式，或給管理層一定的股權，或管理層出資贖買，確定了民營的地位取得只贏的結果。

　　去年底，借著十六大保護私企的政策，浙江湖州市就出現了個體工商戶忙摘“帽”的景象，一批原本掛著街道居委會、戴著“紅帽子”的個體工商戶紛紛還原本色。

　　鄉鎮企業曾經是江蘇省的支拄，80年代中后期乃至90年代初期，鄉鎮企業的盈利每年增長六成，1996年以后就遇到了瓶頸，政府和企業之間的灰色地帶，產權不清。

　　正是因為這一原因，盈利了皆大歡喜?虧損了政府承擔巨大損失。后者問題是企業無法進入資本市場，因為沒有人愿意借錢給不知道屬于誰的企業。

　　不過，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已在蘇南發生，截至2001年底，蘇南8。5萬家鄉鎮企業中的93%已經從當地政府所有改變為完全的私有企業或者控股公司。

　　目前來講，民營企業染白主要靠有個好“婆婆”，然而這還是缺少制度保障，是人治不是法制。

　　第二種情況是仍然灰色的，民營產權有爭議。類似仰融的華晨中國，由民營企業家投資合法經營，卻因種種原因要帶上國有的帽子，享受了國有資源，也留下了禍根。企業越做越大，頭頂的“帽子”帶了多年一直摘不下來，就因為那頂帽子的所有者不太講理，如華晨汽車，有關方面在無法證明是國有資產的前提下，就以低價“巧取”改變其民營的性質。

　　由于歷史的原因，更因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制度發育不全，原本不難解釋的是非變的復雜了。曾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排名第一的劉永好，也曾經遭遇困境。1989年時，旗下的“希望”企業自行開發生產的“希望牌”一號乳豬全價顆粒飼料面世，質量可與泰國“正大”飼料相媲美，希望飼料一舉成名。

　　也就在此時，有關部門找到劉家兄弟，說他們的經營違背了國家的有關法律，雇用的工人數量超過100，屬于剝削性質，按規定要停產.劉永好為保下企業，要求將企業捐贈給國家，最后，要在有關領導斡旋下才得以解決。

　　第三種情況是完全黑色的，雖然產權并無爭議卻在經營過程中違法亂紀。類似周正毅、楊斌之類，利用政策的空隙，或勾結官員違法，不腳踏實地做實業，一夜暴富。但這類企業也是冰凍三?非一日之寒，做大之后，或多或少都涉及官商勾結。這屬民營企業中的敗類，其劣行無論何時，不管甚么體制下都是不允許的。香港警方與內地有關部門同時出擊，反映的是市場共識，而不是什么“原罪”問題。

　　原罪是否成為罪

　　所謂“原罪”，實際上是改革初期在法律相對滯后的情況下，大量的戴“紅帽子”民營企業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下，依靠個人努力和多方面的政策扶持成功過了河并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那些掉進河里淹死的人是不會有人過問的，現在的問題是對于這些成功過了河的人應該如何看待，如何看待他們的原始積累，如何看待他們的成功。他們早期借助社會轉型的發展，其實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民營企業家的“原罪”不應該是罪，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犯罪的主觀意圖。

　　即使因為帶了“紅帽子”，利用了國有資源而被視為有“罪”，也在他們實際的貢獻中，通過交納稅金、解決就業等行為贖罪了，按照仰融的觀點，是“還了子彈，還帶上了兔腿”；即便有罪，也非民營企業家的罪。有專家認為，如果要用現在的法律追溯的話，就等于是重新分配富豪的財產，停止已經實行了的市場經濟，其結果極容易引起資本的快速外逃，導致國內資本失血。更為嚴重的可能會引起社會的動蕩甚至是發展的倒退。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教授郎咸平指出，民營企業會因為恐懼、缺乏安全感而轉移資產，在開放的市場這種轉移很容易完成，依郎咸平粗略的估計，轉移的資產可高達3萬億人民幣。給民營企業家一個寬松、安全的環境，并形成制度化，別糾纏于舊體制造成的恩怨，相信民營企業家會以對社會加倍的回饋來贖強加于他們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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