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強

　　最近由于證監會人事變更，市場上對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女士議論較多。我認為對史美倫女士的評論要實事求是。所謂“本土派”和“海歸派”的劃分是不利于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的。把留過學的，在海外工作過的說成是“海歸派”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難道“本土派”就沒有到外國進過修，就沒有出國考察過？再說證券市場就是從外國傳來的。現代經濟

文化已經進入全球化的發展階段，即使不出國，對外國的情況也可以通過廣泛的媒體進行了解，正所謂“不出戶知天下”，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已經十分廣泛。在這種情況下，劃分“本土派”和“海歸派”究竟有什么意義呢？

　　我們已經加入WTO了，要和國際規則接軌是必然的發展趨勢，當然這中間要有過渡期，要考慮我們的實際情況，要有步驟地進行，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是我們和國際通行的規則接軌，不是國際規則向中國靠攏。我們還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是與WTO規定的法規相接，不是與外國的具體做法接軌。我們并不否認“中國特色”，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就是穩定發展、良性循環。所謂“特色”主要是指有利于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特色。

　　(一)大股東占用資金、圈錢或者做假賬不是中國特色

　　史美倫女士說：“I think there is only one universal principle andinternational standard(我認為只有一個普遍的國際標準)。”這個標準是市場的公平、公開、公正。我的意思是不管你的特色是什么，但市場公平、公正、公開和透明原則是一定要有的，是最基礎的。中國證券市場怎么能沒有中國特色呢？香港有香港的特色，臺灣有臺灣的特色。即使成熟的市場，比如德國、美國，也都有自己的特色。重要的是什么特色。我們要說中國市場有一個中國的特色，就應是一些正面的說法，這個特色是有利于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不是對中國證券市場扭曲的。我不希望大股東占用資金、圈錢或者做假賬就是中國特色。內地有很多專家學者，他們可以討論并提出中國證券市場的特色是什么。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

　　這些話的意思是說任何證券市場必須公開、公平、公正，這是大前提，在這個前提下，各國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特色必須是有利于發展，“大股東占用資金、圈錢或者做假賬”是缺點，是必須克服的。這很符合辯證法。

　　我們知道深滬股市與香港股市不同，大多數上市公司是由國企改制而來，上市公司和母公司之間在資產、管理人員和經營等方面的分離不清晰。上市公司與母公司或控股股東之間的關聯交易經常發生，往往嚴重地侵犯了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在股權結構方面存在著60%的非流通股，此外還有A股和B股，以及在香港上市的H股，同一公司發行的股票價格差別也很大，這種結構性的矛盾在史美倫擔任證監會副主席之前就存在著，要解決這些矛盾需要一個長期過程。我們還知道在史美倫到來之前發生了中科創業事件，作莊主力資金鏈斷了，引起了一系列股票跳水。在史美倫剛來幾個月又暴發了銀廣夏事件，使中小投資者受到了很大損失。這也說明要維護證券市場的秩序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進行監管是必要的，但是如何化被動為主動，妨患于未然，建立一套有效的手段，也需要長期的工作。

　　我們必須目前深滬股市存在的問題是由于經濟體制造成的，我們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同時又處在中國經濟與WTO所要求的國際規則接軌的時期，在這樣的環境下，要求史美倫女士把一切工作都做得非常完美，是不現實的。同時大家也對新任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同志寄于厚望，其實要改變證券市場的面貌，不是某個人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人與環境的關系是辯證的，任何人的行為都要受到環境的制約，同時解決任何問題都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把握“度”是十分重要的，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特色與國際規則接軌要有步驟地進行，要分輕重緩急，保持平衡過渡。因此這個過渡需要集體的努力，無論是證監會、上市公司，還是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都必須擺正自己的位置，通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使證券市場健康發展。

　　(二)金融監管者應學史美倫

　　我們看到有報刊說：在20世紀90年代初，英國老牌洋行怡和集團旗下有五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地位舉足輕重，怡和要求豁免遵守香港的《公司收購及合并守則》，并威協如果不獲此優待，將撤離香港。1993年，時任香港證監會企業融資部高級總監的史美倫“認為這不利于保護中小投資者”，明確表態不予怡和特殊地位。后來怡和旗下公司撤離香港，改到新加坡上市。

　　這件事大長中國人志氣。為了維護香港的法律，為了維護中小投資者的切身利益，你就是外國人我也不給特殊地位。在我們加入WTO之后，就應該學習這種精神，法律是不可動搖的，這就叫公開、公平、公正。但是我們非常遺憾地看到：鬧沸沸揚揚的“友邦上海”買A股事件，卻是另外一種場面。

　　1992年頒布的《上海外資保險機構暫行管理辦法》規定，外資保險機構保險資金的運用渠道包括金融機構存款、購買政府債券、金融債券、企業債券、境內外匯委托存款、股權投資、經批準的其他投資。其中，股權投資不得超過可投資總額的15%。

　　1995年《保險法》第104條規定，“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必須穩健，遵循安全性原則，并保證資產的保值增值。保險公司的資金運用，限于在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保險公司的資金不得用于設立證券經營機構和向企業投資”(最新修改的《保險法》修正版也有同樣的明確規定)。“上海友邦”卻沒有執行1995年《保險法》第104條規定。

　　《保險法》出臺之后，中資公司的投資行為完全按照其規定操作，原先持有的法人股、流通股等也逐步轉讓。”所謂“獨資”的“友邦上海”卻可以游離于外。2002年11月29日在寶華實業的新股東名冊上，友邦上海分公司共持有寶華實業流通股13.99萬股。還持有南京熊貓、金杯汽車、上實聯合、亞泰集團、鐵龍股份等上市公司的流通A股。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因是：在保監會1999年“對《關于沿用執行‘上海外資保險機構暫行管理辦法’的請示報告》的復函”中稱，在保監會沒有出臺新的有關外資保險機構管理辦法之前，仍可繼續沿用《上海外資保險機構暫行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2002年12月16日保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在接受《上海證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2月1日以前，上海友邦保險投資A股是可以的，但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于2月1日的正式實施，外資保險公司直接購買A股的行為是違規的。

　　這就是說，中資保險公司都認真執行了1995年《保險法》第104條規定。所謂“獨資”的“友邦上海”卻取得了“超國民待遇”。如果不是媒體曝光，“友邦上海”的行為誰也不知道，以至于輿論一片嘩然，是不是“友邦上海”先QFII了？

　　事情不只這一件，有報刊披露：2002年，花旗銀行在中國內地推出一項理財服務，即只要有外幣現匯賬戶和足額美金，內地居民不用出境，也可以辦理香港或新加坡的花旗銀行信用卡，并以此投資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有專家稱，此舉涉嫌部分外匯以表面合理的程序流失于境外。由于內地資本項目尚未開放，如境外賬戶的資金被用于炒股等用途，也是不允許的。但是外匯管理局銀行處則表示，“不知道花旗有這樣的做法”。目前為止，有關方面尚未公布對此做法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無形之中，花旗銀行又得到了“超國民待遇”。

　　如果我們看一看史美倫在當年英國老牌洋行怡和提出特殊要求時，堅決維護法律的態度，難道不應該深思嗎？所以我建議金融監部門學習史美倫，這才是真正的堅持中國特色與國際接軌。

　　(三)獨立董事與股權激勵要注意中國特殊情況

　　我們還看到史美倫女士提出：進一步加強董事會建設，完善獨立董事制度，強化董事的誠信與勤勉責任。積極探索股權激勵的有效形式，進一步健全高管人員的長期激勵機制。(《財經》2003年1月21日)

　　我認為這兩項措施應該結合中國的特殊性進一步研究。

　　提倡獨立董事制度，其目的是為了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在國際股份公司的治理結構中，其權力機制的制度性安排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美英等國家為代表的一元模式或叫單層模式。其權力結構是由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會，由其托管公司財產、選聘經營管理班子，全權負責公司的各種重大決策并對股東大會負責。一種是以日本、德國等國家為代表的二元模式或叫雙層模式。二元模式中日德的具體權力形式又有區別。日本公司是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董事會和監事會，董事會和監事會都對股東大會負責，由監事會對董事會進行監督，并與董事會共同行使對經營管理層的監督制衡。(《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光明日報》2001年8月28日)

　　由此可見，國際上對上市公司的制度安排是不同，無論是一元結構，還是二元結構，其目的都是要進行監督。我國深滬股市的上市公司屬于二元權利模式，公司內部存在著一個監督董事會和管理層的常設機構———監事會。我國《公司法》對監事會的組成和職權作了明文規定，但“監事會由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組成”，監事與公司存在緊密的利益關系，許多監事受制于公司管理層，其來源決定了其行為很難獨立。

　　現在，我們要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實際是在二元模式的基礎上再吸取英美的經驗，那么“獨立董事”與“監事會”的關系怎樣協調？如果建立獨立董事的目的主要是監督公司的經營行為和財務行為，那么，可不可以叫“獨立監事”？那就更名正言順，其職責就是監督。美國的獨立董事在概念上是模糊的，可以叫外部董事，可以是顧問的角色，而且是分散在各公司之中，是一種軟化的監督。誰都知道，有組織的監督才是最有效的監督。那么我們可不可以建立一個“獨立董事”或者是“獨立監事”協會？這都是值得研究的。

　　“股權激勵”的目的是為了提高高管人員的積極性，但是美國的股票期權不計入成本，已經引起了很多問題，特別是一些公司的造假與期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這次華爾街危機中，這個問題已經引起各方面質疑。這就告訴我們，股票期權必須計入成本，而且不僅如此。深滬股市有60%的股票不流通，價格差距很大，究竟是用流通股發行的價格計算呢？還是用非流通股的價格來計算呢？恕我直言，如果用非流通股價格計算，不但起不到“激勵”作用，反而會發生問題。因為高管人員的利益與流通股的利益相差太大，這種差別就象非流通股與流通的差別一樣，仍然會產生“一股獨大”的問題。

　　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正是“中國特色”與“德國、美國特色”的不同。說得明白點，美國有先進的經濟和證券市場，但是不等于美國的一切都是優點，否則就不會發生華爾街危機了。所以，在美國市場上的一些具體做法不能簡單地搬到中國來。一些具體的措施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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