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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
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合理改善以往戶籍制度和取消城鄉居民等級差別，進行戶籍統一登記管理，是在沒有實現中國護照之前使一張身份證走遍全國不再是所有人的夢想。只有夢想成真，才會實現近期報道的1.6萬外地人口落戶京郊，戶籍政策改變引進資源59億的局面逐漸擴大。通過改革戶籍制度轉化增加國民經濟收入，關于該點深圳城市20年的不斷發展
為其他城市作出了典范。
只要在80年左右去過深圳的人都知道，走下火車深一腳、淺一腳邁出滿地泥塘、破爛不堪的小車站后，看不到幾棟象樣的樓房，更無從談起高樓大廈，記得在現在的人民路與濱河路相交把角處那棟賣水產的小二層樓就算當年最高建筑，整個城鎮還是原來那個在地圖上并不起眼兒的小漁村。夜晚十分不要說張燈結彩的霓虹燈，就連路燈都沒幾盞，哪兒還分得清誰是漁民，誰是居民。深圳過去作為寶安縣的一個鎮，如今，20多年的深圳變化已經把過去周邊地區的鄉、鎮、村、所改造成連接一體的大都市，寶安卻成了深圳的一個區。在這繁華、現代的都市里擁擠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農民、科技人員和國家干部，大家都把自己當作“移民”，到開發區進行第二次創業。盡管這個城市發展途中遇到過很多社會不良現象，但不斷完善和不斷改革的制度使深圳市的國民經濟總產值一直處于全國前列，在創建深圳名牌戰略轉移轉軌時期，近幾年始終成為上繳國稅的第四大城市。深圳市人為什么發展這樣快？除了早期10年政府給予的優惠政策(后10年優惠政策同很多開放城市實行的政策基本相同)，還在于實現了自身真正體制上的改革與戶籍制度上的開放。也由于城市居民與鄉鎮居民戶籍制度上造成的等級不象內地那樣鮮明，才會使這個較為現代化的城市的人們走上共同富裕的路。
據深圳統計局去年對深圳市居民家庭作過一次經濟收入與消費調查分析，發現深圳高收入與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保持同步增長，而且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增長還大于高收入人群。深圳城市化建設與發展已經縮短了城鄉差距，這種城市文化上的進步算不算是放寬戶籍制度，發展中、小城鎮，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先例？
改革戶籍制度，加快發展城鄉現代化進程有成也有敗
事實上國務院98年7月就正式批轉了公安部關于解決當前戶口管理工作幾個突出問題的意見，由于當初政策上的松動，廣東、石家莊等地先后打破城鄉從前鐵板一塊的局面，北京政府也隨之行動起來，但起初收效不大，是因為當初制定的有關政策不太合理。
就象我們經常看到或聽到對外來人口的管理：當城市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持有的“三證”就是有效的，而且會合理的留在城市繼續工作。當城市建設某一階段不需要他們的時候，就會成為“暫住人口”打發回家。即使有些農民多年居住城市，并在城里“安家立業”，但仍不能成為合法的城市居民，因為戶籍制度不允許。從個人利益選擇權上受制政策管理，從國家經濟利益上也沒真正成為社會第二或第三產業中的正式人員，在擴大城市化建設中只能編入到“流動人口”當中。
想想當初全國城市學習大連經驗，為加快建設現代化城市的概念也許并不只限于拆除違章建筑，擴寬馬路、危房改造和清理流動人口上。似乎這種定論在八十年代就想放寬的戶籍制度，卻仍然沒能在掛在墻上早已規劃好的那張擴大城市建設的設計藍圖上顯現，也沒有實現試圖把那些小城市變為大城市進入現代化城市發展的一種夢想。也使一些表面不切實際的政策疏忽了改變“流動人口”對社會穩定產生的不利影響，大部分暫住人口照舊‘半城半農”穿梭在農村與城市之間。因為制度沒有落到實處。比如象當初制度中規定的在城市里有“五年以上穩定工作”就不現實，清理暫住流動人口的政策年年在抓，怎么穩定，就拿一般單位招工條件也要城市戶口，想穩定卻沒有“穩定”制度，不容易實現。或者“要有產權住房的”，過去城里買房子不是誰想買就能買，就象外地人到京買汽車、購手機一樣，沒有本市常住戶口即使有錢也買不上。北京曾經還公布一項“連續三年納稅100萬的企業家，可以申請北京市城市戶口”，象這樣的企業家還需要解決城市戶口嗎？實際這種企業家根本就沒把戶籍當作一回事。所以也就出現當初制度改革后只有一個人申請的尷尬局面。不是老百姓不捧場，只是制度上的“嚴肅性”讓人生畏。要想從農村人變成城市人，再從城市人變成現代人，沒有可以實現的實效政策，要想解決中國三產發展不足和農民收入問題，只有再等等，而不是“悄悄的辦”。
如今，這次北京戶籍制度再次改革，在本市14個衛星城和33個中心鎮實行規范性規劃管理，持有本市農村戶口的均可根據本人意愿辦理城鎮常住戶口，對經批準在小城鎮落戶的人員，根據本人意愿可保留其承包土地經營權，也允許依法轉讓。實際上在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制度改進上，轉為城鎮戶口的居民和原城鎮居民享有同等權利。但愿這次改革的力度能夠使原來鐵板一塊的戶籍制度帶來新的人流轉戶上的松動。
盡快解決戶籍制度，也是擴大內需，增加國民經濟收入新舉措
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增加大量農民進城、提高城市文化水平、帶來第三產業增長、改善低收入群體消費，以至達到擴大內需，解決通貨緊縮現狀，似乎描繪的一系列國民經濟發展的美好藍圖就要實現了。或許有很多人笑我是小兒科，也許是吧！因為想到這樣簡單運轉邏輯的同時，還會有人在問，我們這些城市里還沒有工作的下崗職工怎么解決，難道把農民請進城里，讓城市人喝西北風？
根據社科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我國農村進城經商務工的人數85年首次突破1000萬人，95年達到4000萬人(查閱《調查研究通訊》)，年均增長14.87%。從實際情況看，近年來農民進城務工的速度并沒有明顯減緩。如果95年后該指數降低為10%，到2000年應該在6500萬人，城市中這些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者如果能夠順利、毫無障礙的成為城市居民，按每人平均攜帶一到兩個人口(家庭)，2000年轉戶的城市人口就可增加約1.6億人。5000萬戶按96年調查數據的顯示，將使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2億，城市化程度達到48.86%，基本達到49.1%的國際參照系標準水平。
不是說要把農民“請”進城，而是他們本來就應該在城里，只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使這部分農民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進城成為合法化。這樣才能使我國城市產業化結構接近世界國際參照系標準，而一些內在因素和制度不能得到很好改善，在某種意義上卻是阻礙了城市現代化進程。
如果實現戶籍制度松動，根據上述數據應有1.6億農民進城成為合法城市居民，這種實現并沒起到強制而是順水推舟的作用。同樣如果當大城市周邊挺立起多個或幾十個自然環境幽雅，交通、通訊、能源等良好供給的衛星城時，是否城里人也會自覺的、悄悄的打開城市與城鎮之間的隔閡與差距，尤其作為北京人恐怕近幾年感受最深的是：懷柔、密云、延慶等遠郊區給他們每個周末帶來那種留戀望返的感覺，否則怎么會有這么多的城里人到郊區買房、種地。就象最近流傳的“短消息”中形容的“我們下山進城了，你們卻要上山到農村；我們開始吃肉了，你們卻要吃青菜；我們可以睡在床上了，你們卻要睡在地上……。無論農民是否應該早點進城，但這一連串的比喻，表明我們已經主動走出去了，并幫助投資建設和縮短小城鎮到大城市的距離作出肯定的答復。
因此筆者認為：戶籍制度在已經進入市場經濟化發展時期，也是同國際接軌初期，改革居民身份證到實行中國護照新階段時，該解決的問題應該盡早解決，是否還按以往的方式“悄悄的改”，畢竟戶籍制度不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將防礙社會整體體制上的改革，并直接影響城市居民與城鄉居民的團結與經濟收入，同時，加入WTO與國際接軌也為戶籍制度松動帶來新的契機。戶籍制度上的改革不但能使大部分城鄉居民的生活收入增長，也能使國民經濟總收入增長。關于該點我曾在前期幾篇文章中多次闡述，占70%到80%的中、低消費群體是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力量，民富才能國強。
所以當看到戶籍制度改革這條消息時，筆者認為這是國家進入WTO后改革體制上的新舉措，也是與國際經濟接軌又邁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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