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酈曉工作室
違約成本低是今天被經濟學人士反復提及的問題。作為過去十幾年一直服務于企業的人，其實對這個問題我很有心得，絕對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事實上，它有其深刻性。
合同顯然有有甲方和乙方，但是在過去十年，不但乙方是在不斷變化的，事實上，連
甲方，也就是“我”都不是很確定，有一個‘我是誰’的問題。
80年代中后期，中小國企開始了第一輪承包，其中的符號人物是馬勝利，但是我們對這一行為的意義并不是很清晰。如果理解了全部內涵，估計也就根本不會去執行。其實我們模糊的覺得，既然某一個人承包了企業的經營權，那么所有的往來合同，就應由其負責(他怎么負責？這個其實就沒有深究過)。這只是一種認識，其它人顯然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結果是一個，沒有人對這些合同的“善后”負責。隨后，緊接著又是第二輪承包。第一輪承包和第二輪承包的區別是，前者是一人負責，后者是強調了集體承包。這顯然使我們的概念更為模糊了。中間又流行一個普遍的‘企業文化’，后任者不管前任的賬目。
這些事情沒有暴露的原因是當時的兩輪通貨膨脹，大多數承包合同都皆大歡喜，員工的薪金在這個階段也有很大的提高。
事實上，連企業法人這個概念以前都是‘沒有的’。我們并不存在法律規定的，有限公司擁有的至少兩名股東，至于注冊資本金之類的問題，也不是很嚴肅。80年代的時候，其實不用資產負債表，而是用資產平衡表，反正我們一切都是國家的，我們根本就是無限公司。是補過課，很短的時間里，在上級要求下都作過變更。不過我們并不明白，究竟是為什么？
然后是企業轉制。許多企業經理就發現，原來他早已經是非常富有。資產所有權的鑒別是，原始出資人，但是許多中小國企的原始出資人是不明確的。其實一些大型國企的原始出資人，同樣也是不明確的。然后又在很短的時間里，企業摘掉了紅帽子。
所有的事件積累起來，其實作為企業中的工作人員，能夠勉強跟上節奏已經相當不錯了。更何況，地方政府為了推動這種變化，還出臺了許多土政策，一些經濟學家，每每有都有驚人之談。其實本來涉及企業變更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不過在潮流下卻變得簡單了，作為債權人的銀行則又不聞不問。其實大多數不良債權，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因為我們把傳統的紐帶切割掉了，新的聯系則還沒有建立起來。
延伸一下這個問題。事實上中小國企今天的困境，至少部分原因是不恰當的干擾。在過去的十年時間里，正好是市場環境變化最為迅猛的時期，顯然企業并沒有把接近市場，放在議事日程的第一位。我并不認為改制是不必要的，但是原本我們應該做得更審慎，我們也的確可以做得更好。而違約成本低，事實上是一個后遺癥，一種具體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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