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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價值看美國股市的信任危機
韓強
自從加入WTO，證券市場上關于國際化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說清楚。國際化不等于美國化，特別是最近華爾街股市一系列的事件，更進一步說明了這個問題。
對于美國證券市場來說，它有自身的優點，也有致命的缺點。盡管美國股市出現的問題對世界股市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我們看到歐洲股市出現的問題比美國要少得多。從深層次上說，歐洲的文化傳統和管理模式與美國有很大不同。
在一個時期以來，一些人經常把美國股市當做中國股市學習的榜樣，例如獨立董事制度、股票期權制等等。但是有一個問題：為什么美國一些大公司中有那么多獨立董事，卻沒有發現公司造假。他們是不熟悉業務，還是對造假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為什么激勵員工的股票期權制反而變成造假的禍根。這一切應該引起我們反思。
8月26日《國際金融報》有一篇《美國企業急需補“文化”課》，文章說：“值得警惕的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美國企業的迅速擴張，美國的企業文化正在成為全球眾多企業效仿的榜樣。甚至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企業文化模式的美國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這種借鑒對提高企業經營效益當然很有益處，但是，隨著安然、環球電信、世通等一連串丑聞的敗露，人們逐漸認識到，這種虛假的光彩遮掩了美國企業文化面臨的深層危機。隨著各種新法規的出臺，美國企業終于開始逐步恢復信譽。但制定法規不難，難的是嚴格執法，更難的是企業文化的重建。”
我很贊成這篇文章的觀點，并且進一步認為，美國不僅要補企業文化課，更重要的的是反思文化價值觀念，因為任何經濟活動都與文化價值的取向密切相聯。馬克斯·韋伯認為清教徒的倫理產生了資本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克制、誠信、對創造財富的信仰。這種精神在歐洲很有影響，但是對于個人主義、實用主義盛行的美國好象影響不大。20世紀80年代頗有影響的美國哲學家賓克萊在《理想的沖突》一書中說：“美國人常常被稱為注重實際的人民。他們希望把事情做成；他們關心一樣東西或一種理論有無用處的問題勝似關心有關人生終極意義的比較理論性的問題。”“杜威的哲學代表了20世紀早期的美國輿論。他堅持說絕對的道德規則或道德原理是不存在的，任何特定的道德原則只不過是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檢驗的一種假設。如果一個道德規則不適合我們所面臨的新經驗，那么我們就必須對采取最好的行動來對付這些獨特情況的問題作出自己的決定。”
實用主義象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推動了美國的繁榮，另一方面它又導致了雙重標準或多重標準。因為“有用即是真理”，可以創造出不同利益集團的不同“真理”。這個缺陷也表現在美國證券市場中的某些制度安排中。
在美國董事責任保險總是能化解董事的大部分民事賠償責任：董事履行職務過程中，給他人造成損害，董事個人需承擔賠償責任，而又不能從公司得到補償，則由保險公司對該董事進行補償。安然公司為每名董事購買了責任保險，保單記載的最高賠償額是3500萬美元，安然破產之后，投資者首先起訴安然的20多名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就是為了搶占優質賠償基金———董事責任保險。推行個人認證之后，董事難以通過責任保險化解的法律責任增加了，保險賠償的可依賴性減少了。(《亂世出重典》《21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8月19日)
我們看到，一方面獨立董事從公司領取報酬，另一方面有事責任保險總是能化解董事的大部分民事賠償責任，獨立董事還能真正維護中小投資者利益嗎？中國有句俗話“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在金錢上與上市公司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所謂“獨立董事”能真正做到“獨立”嗎？這正象會計師事務所一方面對上市公司進行審計，另一方面又是上市公司的投資顧問，它能獨立嗎？
在美國如果董事不持有股票就很難得到公眾信任，但是大量持股董事又沒有這么多錢，于是就產生了公司向董事的低息貸款。2001年，在美國最大的285家公司中，有85家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負債，負債總額達2.56億美元。管理層持股本來為了使管理層和股東的風險和利益保持一致，或者說是用持股“套”住管理層，然而，通過向公司借款買股票、用股票質押向證券商借款、質押股票的價格下跌時要公司提供擔保，管理者名義上還是股東，但是，已經把股東的最大風險———股價下跌風險———轉移給了公司。(《亂世出重典》《21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8月19日)這里我們看到一個循環，公司借款——董事持股——用股票質押向證券商——公司擔保。這種循環實際上捐害的是公眾利益。
股票期權本是一種金融衍生工具，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了解決經理人內部人控制問題，提高董事們盡職盡責的積極性，美國公司開始大范圍普及股票期權激勵機制。公司把股票期權作為一種報酬給與董事、經理、員工，甚至給管理顧問、法律顧問等其他的服務提供商。這樣做的本意是希望提高上市公司的業績。但是，當股票期權成為經理人報酬的主要來源的時候，經理人自然會更為關注公司股價，努力提高公司股價，這樣就會產生造假行為。人們發現，到2002年4月，世界通訊的前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在出事前夕辭職，他持有將近2690多萬世界通信普通股，12名董事和執行官員合計持有將近5000萬世界通信普通股，合計占世界通信普通股的1.7%，此外還有大量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
于是，我們看到上市公司把股票期權作為一種報酬給與董事、經理、員工，甚至給管理顧問、法律顧問及其他的服務提供商，為了共同利益，他們會對財務上的造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會關心不知情的股東的利益，反而會因為互相之間既得利益和成就感的滿足，形成了一種互相抬高的機制，最終則會導致環節出現問題使泡沫破裂。有人把這種泡沫的破裂稱為“道德陷井”。這里又形成了一個循環。期權——市場——造假——市場。
類似的循環還有會計事務所兼有審計財務報告和公司顧問的角色等等。實際上美國證券市場繁瑣的制度中有很多這樣的循環，這種循環有利于大股東的利益，而不利于中小股東。即使在2002年7月30日國會以壓倒多數通過的薩巴尼—奧克斯勒法案。這個法案規定公司縮短了公司內部人士買賣股票的申報時間：董事、管理者和持有公司已發行證券10%以上的公司內部人士，在買賣公司證券之后的第二個工作日必須向SEC申報該項交易。仍然沒有解決董事、管理者在職期間買賣股票的問題。相比我國深滬股市的規定——高管人員任職期間不得買賣股票的規定，可以說我們這條規定，實際上更能約束管理人員。此外，我國還有正處級干部不得參與股票買賣的規定。再看一看美國從總統到一些官員買賣股票被輿論界譴責的情況，能說我們的規則都不如美國嗎？我舉這些例子，并不是說我們的制度已經完善了，不需要改革了。而是說，不要以為我們事事不如人，我們也有自己的優點。任何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對美國證券市場中好的管理措施我們當然要學，但決不是一切都要學。首先要進行鑒別。特別是對那些帶有循環性的，有利于少數人利益的東西不能學。
也許美國人開始意識到了“道德”不是實用主義哲學家所說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檢驗的一種假設”，開始意識到了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價值。美國總統布什7月9日在華爾街發表的強化公司治理以恢復投資者信心的演講，他說：“我來到這個金融中心，要談一下我們的金融市場所面臨的嚴峻挑戰，這是對我們的金融市場所賴以生存的信心的挑戰。在此時刻，美國最大的經濟需求就是更高的道德標準，這些道德標準應該被嚴格的法律所強化，被有責任心的商業領導人所堅持。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沒有良心就就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品性就沒有財富，所以今天我們一再呼吁，在商業共同體中，新的個人責任的道德觀念，這訓道德會提高投資者的信心，使雇員為他們的公司而自豪，并能重新贏得美國人民的信任。自律是重要的，但是不夠的，我知道政府不能夠消除投資的風險，也不能夠取消市場的機會，但是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來促進透明度，確保風險是真實的，政府可以確保那些背叛了美國人民信任的人受到期懲罰。”(根據英文原文翻譯)
但是話音未落，美國能源公司兩位股東狀告副總統切尼，指控他和他擔任副總統前任職的企業制造了審計欺詐事件。切尼在1995年到2000年出任美國石油能源企業哈利伯頓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今年5月28日，在接連曝光的企業假賬丑聞的陰影下，哈利伯頓公司曾宣布，他們接到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通知，聲稱SEC即將對該公司的審計方式進行調查，重點是從1998年開始采用的報告建筑工程中成倍開支的審計方式。“司法了望”的主席和總法律顧問拉利·克萊曼透露說，他們此次就是應兩位哈利伯頓公司的股東的請求對切尼提起訴訟的，同時被起訴的還有哈利伯頓公司的10位董事會成員，而引人注目的是，目前已經聲名狼藉的安達信會計事務所的大名再次出現在被告之列。(《新快報》2002年7月11日)7月14日美國哈肯公司提供布什股票交易細節，雖然布什一直對1990年任職哈肯公司董事期間內部股票交易一事予以否認，SEC在對哈肯公司調查后發現，布什在出售股票前，了解公司的財務狀況。(《國際金融報2002年7月15日)
看來布什所宣揚的“道德”又受到了考驗，是不是會成為“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檢驗的一種假設”呢？
美國的經濟制度安排中的缺陷是與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念密切聯系的，這就是文化價值觀念在經濟中的作用，這是不可忽視的。因此對于美國模式不能簡單的模仿。
中國哲學家賀麟先生20世紀30年代曾經在美國和德國留學，回國后他把中國傳統哲學與西哲學相結合提出了“新心學”，這里我們不過多評價“新心學”。但是賀麟先生的文化哲學有一個原則“以理性為體，以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為用”。他曾經說過，以精神或理性作本位，“不管時間之或古或今，不管地域之或中或西，只要一種文化能夠啟發我們的性靈，擴充我們的人格，發揚民族精神，就是我們需要的文化。”學習西方文化既要知情于形而下的事物，又要寄意于形而上的理則，得其體，才“不致被動地受西化影響，奴隸式的模仿。”這個思想是深刻的。
今天，我們提倡與國際規則接軌，是與WTO規定的各國共同遵守的公法規則接軌，并不是地把美國的東西簡單地搬過來，也不是歐洲的東西簡單地搬過來。對于外國的東西要分析，正反兩方面都要分析，因為任何經驗都有成功與失敗的兩個方面，不加分析，照搬照抄，是要付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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