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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強
最近，深圳市政府的股權轉讓計劃，引起了經濟界的熱烈討論。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曹和平教授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的專訪時提出兩點質疑：首先，轉讓的企業包括能源、水務、燃氣、交通集團，由于這些企業提供的是社會公共產品，關系到國計民生，與整個地區的公眾利益有關，深圳市政府的股權轉讓計劃是否能夠代表深圳市市民的公眾利益
？在正常的程序下，深圳市政府應該舉行公眾聽證會，再經過代表公眾利益的機關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的審議通過。由于這是第一次大的地方命脈企業股權大規模對外轉讓，應該報全國人大備案。其次，雖然深圳市政府可以通過此次股權的對外轉讓在短期內可以收回大量的資金，可以為居民辦更多的事情，但如果這些重要企業被外資所控股，政府在以后進行公共政策的決策時是否會受外資的干預而失去獨立性？這是一個如何平衡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問題。曹教授介紹，在美國，即使這類涉及公眾整體利益的企業屬于私人性質，在進行股權轉讓時也要經過州議會嚴格的立法表決；而且，美國包括石油開采、公路運輸這類具有壟斷性質的企業很少對外資開放。(《專家質疑深圳對外轉讓國有股》《國際金融報》2002年9月2日第四版)
9月5日至6日，在上海召開的“國有資本營運論壇”第二屆年會上，財政部和上海市政府領導，來自全國國有資本營運與管理戰線的24家省、直轄市、計劃單列市一級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的近70名領導和高層管理人員，以及樊綱、魏杰、華民等專家學者參加了論壇。(《國際金融報》2002年9月9日第四版)
我們還注意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左大培，8月初在香港鳳凰臺《世紀大講堂》發表“公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的演講，系統地提出了國有資產管理的設想。
左大培首先指出，“公有企業”，是指“國有控股公司”。在歐洲的一些大型股份公司中，既有國有股，也有個人股，甚至形成國有控股公司，例如法國的雷諾汽車公司、意大利的伊利公司和德國的大眾汽車公司。在大眾汽車公司中，國家股占20%，下薩克森州地方政府占20%，現任德國總理施羅德曾經作為州長擔任大眾公司的董事。也就是說國有資產占大眾公司的40%。從法律的意義上看，國有資產是屬于全體國民的，它是不能量化給個人的，也就是說國有資本是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加入股份制公司。另外加入股份公司的還有公開募集的個人股。所以歐洲有很多股份公司是國有資產控股公司，除此之外還有個人股東形成的非國有控股的公司。歐洲國有控股公司在國民經濟的GDP中占20—30%。
在美國國有控股公司很少。歐美的這種差別是與歷史文化有密切聯系的。歐洲歷史悠久，家族財富集中，同時歐洲近代又有長期的社會主義運動，左翼勢力強大，社會公平的觀念深入人心，公眾希望國家代表他們的利益對社會資源和財富進行公平利用和分配。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之前，歐洲絕大多數企業是私人企業，1929年經濟危機，一些私人銀行和企業大批倒閉，無法繼續經營，使國家直接介入，形成了強大國有資產，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有控股公司的國民經濟的恢復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國。歐洲人的公平觀與美國人不同，美國強調機會平等，公開競爭，誰在競爭中取勝誰就發財。歐洲人卻認為只有機會平等還不夠，還要有起點公平與公平分配，使弱者在競爭中也有機會參與。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與美國有不同的模式。
左大培還對歐洲國有控股公司運營情況進行了分析，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有控股公司在經濟恢復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國有控股公司也出現了效率不高的問題，這是由于其承擔的社會責任和一定程度上的政企不分造成的。例如德國經濟學家對大眾公司的前途擔憂，因為德國的工資比較高，企業成本也比較高，有人提出大眾公司可以遷到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但是作為大股東的地方政府不同意，因為這要影響到德國，特別是下薩克森州的就業問題。因此如何做到政企分開，也是歐洲國有控股公司遇到的問題。
根據上述分析，左大培提出了國有資產管理的設想，建立國家——公有資本管理機構——企業的三級管理模式。他列舉了新加坡淡馬錫管理公司做為這模式的典型。“淡馬錫”實際上是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但是它本身不是具體的企業，而是以參股的形式進入企業，保證國有資產的增值，為全體國民謀求利潤。新加坡航空公司就是“淡馬錫”控股的企業，其效率是世界航空公司最高的，甚至911事件之后，它的盈利仍然是名列前茅的。為了做到政企分開，新加坡有兩種機構：“公共機構”——國有資產代理人和“執法機構”——行政部門。政府官員負責社會保障，例如要求政府官員每年提供多少廉價住宅，辦多少福利等等。但是政府官員每年可用的資金是有限度的，不可超支。這就是說資產管理公司專門從事掙錢，行政部門專門花錢，但是行政部門不得向企業攤派，更不能干涉企業的經營活動，無論是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和企業都不直接承擔社會開支。
左大培進一步提出的管理模式主要是國家的監督權，制定市場規則，對國有資產管理機構進行考察和監督。主要是考察資產管理機構是否守法，是否能保證國有資產的增值。國家采取招標的方式公開招聘資產管理機構的經理人，對不善經營者隨時可以撤換，同時實行末位淘汰制，進行競爭。也就是說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的經理人不是行政干部而是國有資產代理人。同時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又不是企業，而是以參股的形式進入企業，企業自主經營。由此實現政企分開。
以上觀點是左大培演講記錄整理，實際上他的設想在《現代市場經濟的不同類型結合歷史與文化的全方位探討》一書中做出詳細的表述。
我們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無論是國有控股公司還是非國有控股公司，都是一種合作制。國有控股公司是國家與個人股東的合作，非國公司是個人股東之間的合作。因為股份制公司的所有股票持有者都有自己相應的權利和義務，當然這種權利和義務是以持有股票多少來劃分的。這種劃分是按照百分比進行的。例如，持有100股分紅是2元，那么1000股分紅就是20元，10000股就是2000元。同樣道理，如果企業經營不善發生虧損，100股虧損是2元，那么1000股就是20元，10000股就是2000元。這里平等的基礎是以每股的收益或虧損為基礎的，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是平等而不是平均，持有股票多的分紅多，但承擔的風險也大。即使企業破產，那么持有股票多的也要比持有股票少的損失要大。除此之外大股東還有參加董事會的權力，你有想參加董事會你就必須持有更多的股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參加決策者，也要承擔風險，一旦決策失誤，企業虧損，大股東受到的損失更大。這是大家都熟悉的，用不著再一一描述。如果我們從合作制的眼光來看股份制，就沒有必要在所謂“公有”還是“私有”的問題上來回兜圈子。因為合作制本身就是一種動態的混合的“集體所有制”，可以是是國家與個人股東的合作，也可以是個人之間的合作。但是無論是那種合作，傳統的私有觀念都受到了限制，你想退出股份公司，只能到市場上出賣你的股權，你不能從公司搬走具體的物質資產，你不能說我要拿走一臺計算機，一架機器，甚至一個桌子。一把椅子，上演“林家鋪子”那種場面。因為現代股份制企業是以股權來明晰產權。正如經濟學家于光遠說的那樣：“股票持有者并不代表股票私有，只有出現股票轉讓，賣出股票換取的貨幣才稱為私有財產。應該區分公眾化與私有化，股份化并不意味著私有化，更確切地說，與其說是私有化不如說是公眾化。”
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看問題，國有資產的出路何在呢？關鍵是產權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
我們注意到在上海召開的“國有資本營運論壇”第二屆年會上，經濟學家樊綱談了自己對國資管理體制的設想。他說，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國有資產的代理人，即要成立一個“公共機構”去管理國有資產，這個機構是國有資產代理人，代表公共利益，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他認為，在目前體制下，在過渡時期，這一“公共機構”也許必須設在政府里面，這樣有利于政府各部門間的協調，以及改制的進行。
經濟學家劉紀鵬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國家現在對國有企業的管理部門包括財政部、計委、經貿委、企業工委、組織部、人事部等等。現在的國有資產管理，其財權、人權、事權是分割的，因此應成立比財政部級別還要高的機構，將這三者統一起來。他建議應成立國資委(國有資產管理監督委員會)，在所有權上，應建立國有資產中央、地方分級管理體系；在管理上，應將各政府部門的多頭分散管理統一到一個部門上來管理；在經營上，應建立以資本經營這一紐帶為基礎，以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為聯結，向上對政府管理部門負責，向下對經營實體公司負責的完整體系。(《國際金融報》2002年9月9日第四版)
如果我們把左大培、劉紀鵬、樊綱的設想聯系起來看，就會發現產權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是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上述觀點的啟發下，我個人談幾點看法：
第一，產權明確。國有資產是全體人民的財產，是不能量化到個人的全體人民的資產，這是國有資產的整體性。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某一部分資產進入某一個企業，與量化到每個具體個人不是一個概念。如何明確產權呢？我認為應該由人大常委會建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體現人民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
第二，建立國有資產經營委員會屬于人民政府，也就是劉紀鵬教授所說的“國資委”，攀鋼所說的“公共機構”去管理國有資產，這個機構是國有資產代理人，代表公共利益，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這個機構必須每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匯報經營情況。
第三，國有資產以參股的形式進入企業，只要能保證增值，無論是什么樣的行業，什么所有制的企業都可以進入，只要是合法經營的企業，都可以進入，可以控股某一公司，也可以不控股。要從動態的、資本運營的角度來看待國有資產。
第四，國有資產在具體企業的退出、轉讓必須實行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象曹和平教授說的那樣，一些重要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國有資產的轉讓必須經過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的審議通過，應該報全國人大備案。
第五，在“公共機構”中和國有控股公司實行公開聘用制，競爭上崗，同時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讓企業獨立經營。
總而言之，我認為，左大培、劉紀鵬、樊鋼提出的國有資產管理設想，很有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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