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太偉
上海財盛投資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
上海新蘭德證券投資咨詢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國際外匯交易市場是個全球性關聯最強的、影響最廣最快的、多層次的、現代化的交易市場，全天24小時世界上眾多銀行、中介商、進出口商、投機商通過現代化的通訊與資信手段在辦公室或固定的交易場所參與交易，路透社、美聯社等的信息交易系統將全球所有的交易者聯絡起來，形成一個巨大的無形的全球交易市場，當前國際外匯市場的日交易量已達一萬億美金以上，接近全球日對外貿易服務量的百倍！由于時空上的無限制性及參與者眾多，外匯交易市場是現實中最自由的最公平的“理想市場”，符合隨機波動原則，匯率變動正是這些交易的結果，任何投機者都不可能稱霸或左右匯率的走勢，最多只能推波助瀾，最為成功的投機者也不過可能是在某些時期走在了波浪的前面(小貨幣可能有例外)。國際外匯市場上廣泛被交易的貨幣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貨幣，以美元、歐元、英鎊、日幣、瑞士法郎、澳元、加拿大元等為主。
1、匯率的本質與影響匯率變動的因素
與具體商品價格不同，匯率是不同國家貨幣之間的比價，是一個國家貨幣用另一個國家貨幣來衡量的價格，是“國家商品”，其實質是國家信用與國家之間的分配問題。在自由外匯交易情況下，匯率是由供求關系所決定的；在實行外匯管制的國家，影響匯率的因素除供求關系以外，還與政策有關。
從國際大環境來看，人們對一種貨幣的需求，包括貿易支付、投資、安全儲藏保值、投機、國際流通性便利等；一般情況下，除了貨幣國中央銀行能控制貨幣的供應以外，某種貨幣的供給是確定的。換句話說，某種貨幣的匯率，除了對應貨幣的供給情況以外，一般情況下由對該國的貨幣需求所決定的。另外，因為匯率是相對與某種外匯而言的，該外匯價格的變動也是匯率變動的一個直接因素，當然該外匯的價格變動一般同樣是由以上因素決定。A)貿易支付需求對一般國家來講這是最大最重要的需求，基本上由經常貿易往來引起。對經常性往來收支相互平衡的兩國之間，一國由正常經貿活動引起的對另一國貨幣的需求基本上能通過對該國的貿易出口收入得到滿足，相互之間的外匯需求與供給能夠維持平衡，兩國匯率變動不大；當兩國發生正常收支不平衡時，貿易贏余(順差)國相對減少對赤字(逆差)國貨幣的需求，而赤字國要保持正常的進口需求，相對來講，對贏余國的貨幣需求增加，因此赤字國貨幣的貶值的壓力增大。如果不及時改善相對赤字狀況，增加出口彌補逆差，即使采取一定的貨幣政策來保護本幣匯率穩定，如央行干預等，也只能起到暫時的緩解本幣貶值的壓力；如果采取非市場措施，如限制進口等，必然引起相互關系緊張及相互經濟交往萎縮，降低國內經濟活力與對外吸引力，進一步減弱國際社會對本幣的需求，引發本幣更大的貶值危機。以上論述只適用于兩國的正常經貿往來至少對其中一個國家的經濟的影響較大的情形。如果有關兩國一般是使用第三國的貨幣結算，那么，即變成其中一個國家貨幣對第三個國家貨幣的匯率問題，以上論述同樣成立，只要將以上有關兩國的論述擴大與有關貨幣相關的國家即可。當然，匯率是兩種貨幣的比率關系，一種貨幣貶值，意味著另一種貨幣的相對升值，所以，一個經濟大國持續地國際收支巨大贏利(順差)也是國際金融體系可能引發危機的因素之一，因為這意味著某些國家持續地國際收支虧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標志即是各國貨幣之間的自由兌換，當然，歐元的啟用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注入了更高層次的內涵。商品經濟時代，貨幣是一個國家的主要象征之一，貨幣的自由兌換流通，意味著一個國家資源財富的分配范圍擴大到了整個世界。如果一個國家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沒有自身的競爭優勢，國際收支逆差是不可避免的，逆差即意味著國家財富的外流，貨幣貶值實為自然。這個邏輯同樣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彌補逆差造成的外匯不足有兩個渠道，一個渠道是通過外匯市場大量拋出本幣購買外匯，這直接引發本幣貶值；另一個渠道是大量借入外債，欠外債是要用外匯來償還的，可持續的貿易逆差能有多少外匯來還債！最終可能是整個國家“虧空與倒閉”。更進一步講，靠借債或直接用本幣購買外匯來滿足國內需求的不足，是不勞而食，必引后患。大量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都是過分依賴對外舉債而又不能合理有效的利用所至，這是可能隨時引發這些國家政局動蕩危機的“定時炸彈”。想想看，當一個國家欠另一個國家的外債高達其國內總產值的20%以上的時候，還有什么“穩固的主權與尊嚴”可言？墨西哥、印度尼西亞、泰國、阿根廷、巴西等國家的金融與政治危機一定程度上來講，正是這種“外債定時炸彈”引爆的結果。B)投資需求(資本項目)
一般來講，投資是為了追求盡可能大的收益，國際資本總是流向獲利機會比較大的地方。如果某國的經濟政策與制度具有優勢與活力，局勢穩定，市場前景看好，整體或某些行業處于發展階段，機會較多，或利率水平比較高等，肯定會對外國投資資本具有比較大的吸引力。對高速發展的國家來講，這部分外匯流入的比重是很大的，而且對本國貨幣供求關系及本國經濟的影響力也是巨大的。因為這種外匯流入，是國際資本的單向流動，從交易的角度來講即是“拋出外匯購入本幣”，這對本幣造成升值壓力；如果某一時期外匯資本的流出與流入達到動態平衡，本幣匯率才不受其影響。同樣，外匯的單向流出必然造成對本幣的貶值壓力。
經濟充滿活力的發展中國家，隨著政策的逐漸規范寬松及國際交往的不斷擴大，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外國資本流入某國進行投資經營，其大部分外匯資本需要兌換成本國貨幣，因此增加了對本幣的需求。對流入國來講，外匯的流入增加了外匯供給(儲備)，但要維持本幣匯率穩定，同時必須增加本幣投放，相當于擴大本幣供給。因此，對這部分直接流入的(而不是通過貿易出口“賺來”的)外匯儲備，應嚴加管理、小心使用、不得浪費、只能升值，因為這部分外匯儲備，只是外國投資者“暫時”抵押在本國的，可能隨時贖換出去；如果出現外國資本凈流出現象，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來應付“擠兌”，本幣的大幅度貶值是不可避免的。(外匯儲備的意義正在此，外匯儲備與貨幣存款不同，貨幣存款是為了投資發展，而外匯儲備首先是為了“國家安全與穩定”，對不發達國家尤其如此)。
對快速發展中國家來講，如果一定要采取穩定匯率政策的話，必須將流入的外國資本納入本國的產業發展的科學規劃與市場調控的范圍之內；否則，無節制(或急功近利)地吸引外國資本進行投資擴張必然導致結構失衡、效益低下、資源浪費嚴重，影響國內經濟的均衡發展，最終導致國內經濟的活力、競爭力及對外吸引力的下降，從而引起外匯(外資)的大量外流，造成本國貨幣匯率危機與國內危機。應該說，一個國家不可能一直保持外匯凈流入態勢，外匯的動態凈流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未來匯率的貶值壓力不可避免；用外匯交易的術語來講，匯率的變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有升有跌的波浪運動。即使是外資大量流出也并不可怕，無非是將原來流入外匯再還回；而保持金融與經濟形勢穩定的關鍵問題，是對流入外匯資源的合理保管與使用，并保持國內經濟的均衡發展。東南亞國家的匯率危機一定程度上是將流入的外幣浪費了，到頭來捉襟見肘無多少外匯頭寸可以應付擠兌了。C)安全儲備、保值需求與流通性偏好一個國家的國家信用、經濟實力及國際影響力、政治穩定程度、制度優越性及開放程度、貨幣的國際流通程度，及國際社會對該國現狀與未來的信心，都是影響公眾尤其是外國公眾(包括企業、機構等)是否選擇其貨幣作為安全儲備與保值的重要因素。(因此這些也是影響貨幣匯率投機的部分因素)。流通性偏好是指人們偏好持有流通性比較強的幣種。一個國家的貨幣的國際流動性強弱同樣取決于該國的國家信用、開放程度、政局穩定程度，及在國際經貿交往活動中的影響程度(或所占份額)等。當然，一種貨幣的國際流通程度還包含一個歷史認同沉積的過程。在實行匯兌自由的國家，大多數使用(或需要)外匯的企業或公民(尤其是外國人)都偏向于儲存美元、馬克、日幣等國際廣泛認同、流通的貨幣作為安全儲藏貨幣，發生危機時更是如此。弱小國家的貨幣同樣比較脆弱，任何急于實行本幣與外匯自由兌換的發展中國家，本幣都可能受到來自這方面的貶值壓力。D)投機需求匯率的波動在自由匯兌交易制度下是自然的現象，因此存在投機的價值。(投機反過來使得匯兌更加容易，增加了貨幣的流通性)。正常情形下的匯率投機交易符合零和游戲規則，買賣相當，輸贏相等，對供求的影響為零。不過在匯率危機時期，投機交易可能會推波助瀾、火上澆油。通過以上A、B、C、D這四部分的論述，可以看出，持續保持國際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收支的綜合動態平衡或贏余，謹慎、合理、高效地利用與管理外匯資源，是保證發展中國家不發生匯率危機關鍵。E)國家經濟、財政、金融政策對本幣匯率的影響
前面從市場供求的角度論述了影響匯率的因素，在這一部分，再重點討論以下幾種國家政策因素對本幣匯率(直接與間接)的影響。
a)利用外資、產業政策與市場機制
利用外資，無非是為了增加外匯收入彌補外匯資金短缺、提高國內技術裝備水平與管理水平、增強國內企業競爭力促進出口增長、活躍國內經濟增加就業機會等，不同的國家(或同一國家不同的發展時期)可能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利用外商投資或對外舉債來大力發展內需，尤其是那些完全可以靠國內的材料、技術、設備建設的大眾化、基礎化項目，如道路、水利、電力、農業、城鄉普通住宅與市政建設等等，是極其愚蠢的。這種外資的“引進”，需要等量的國內貨幣投入，與國內放松銀根并無二致，為什么國內不能自己直接投投資？而且這種外匯收入(或外債)不但不能解決國內資金的不足，而且將來還是要吐出來或償還的，一旦國內經濟或政治的某些方面出了問題，影響到外國投資者對國內的信心，這部分外資撤資將會對本幣匯率危機及國內危機火上澆油。當今社會，投資機會就是寶貴資源，尤其是基本建設投資；靠引進外資來進行基本建設，實在愚蠢之極。
利用外資要納入國家的產業政策之中。主要以引進向陽產業的新技術、出口外向型企業、國內無力制造而對國民經濟發展又起決定影響的技術設備、及短期平衡國內需求的重要物資(如糧食、原材料、石油等)為重點，以有利于提高國內生產力水平、國際競爭力水平、國內生活水平為目的。當然這里有個國際間市場相互開放問題，“光賺別人的錢凈沾別人的光”也不公平也很難持久；重要的是建立并保持自身的國際競爭優勢，保持長時期內外匯的收支平衡及堅實的國際儲備。
對一般競爭性行業或風險較大行業(如房地產，投資消耗大、周期長、并為最終消費品；房地產沉淀或浪費的巨額外匯與本幣資金是隨時可以引發國內金融經濟危機的定時炸彈！)，國家不宜過深介入，引進外資要以直接投資為主，以市場機制來管理調控外資的流動，讓風險自生自滅于市場之中；成敗是企業或個人的事情，國家沒有風險。(這正是美國社會制度的優勢所在，美元天天在波動之中，可人們很少用“匯率危機”來形用美元的波動問題)。市場機制減少了因國家政策管理失誤造成的風險積累的集中爆發的危險。離岸金融業務是比較有前途的國際金融業務，因其絕大部分業務與交易不涉及與本幣的有關的兌換交易問題，對本幣匯率的影響不大，但對提高就業水平、活躍經濟、提高國際競爭水平很有利。
外債是要外幣來還的，企業如果欠債不還或還不起，則造成信譽下降企業要倒閉；一個國家也一樣，如果外債過多必然影響國家信譽及投資者的信心。靠借外債過日子必自食其果，匯率狂跌還是小亂子，政局動蕩，主權喪失都是可能的。象俄羅斯、泰國、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等國不從努力改善與提高國內經濟的基本關系、基礎與環境著手，立足長久，而是過度依賴國際(短期)借款及脆弱的金融手段(利率與公開市場)，是很危險的。金融手段與應急借款都只是短期行為，關鍵是經濟基礎是否真正改善，矛盾暫時的緩解也許是更激烈爆發前的暫時平靜。一般來講，利用外債，除緊急品以外，應以長線低息為條件，以盡快提高國家潛能及技術與管理水平、提高國際競爭力、提高出口創匯能力為目的。
b)利率手段與公開市場操作
調整商業銀行的基準利率與直接大規模地介入外匯、貨幣、債券市場進行本幣的買賣交易活動(即公開市場操作)，作為中央銀行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金融手段，對相關金融市場的影響是直接的，市場價格短線波動反應非常敏感。但這種金融手段對國內經濟的實質性、積極性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具體國家的金融體系的地位與作用、中央銀行的權威性及貨幣儲備與吞吐水平、調控政策的合理程度等。對匯率來講，根據前面的分析，一個國家本幣匯率的價格走勢，最終取決于該國的經濟與政治的內在基礎現狀及其潛在的變化。因此，經常出現中央銀行的政策干預也改變不了本幣匯率的長線升跌走勢的情況。象俄羅斯、印度尼西亞、泰國、韓國、日本、南美國家等等，尤其是象南美及東南亞一些國家，國內經濟內在基礎的問題很多，單單靠提高利率與國外借款手段最多只能使匯率危機得到暫時緩解，而隨后可能因此引發更嚴重的匯率危機及經濟政治危機。可以說，匯率的任何長線的明顯的升跌走勢，都有其客觀必然性，單靠金融泡沫手段是很難達到立桿見影的效果的，相反，不當的或過度的金融手段可能帶來更嚴重的后果；順其自然，聽從市場的優化配置安排，是最明知的。
c)外匯流動、交易管制政策
利用國家權威對外匯兌換、交易、流動及本幣匯率的波動進行一定程度的管制，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從發展的角度而言，這種方法是不能持久的，因為，過多的管制必然影響外資的流入，進而影響國內經濟的健康發展。自由匯兌制度是市場經濟制度的一部分，其優越性與市場經濟制度本身相同：減少消除(不必要的)的交易成本，降低人為的系統風險，促進人類的勞動、創造、創新活動。任何強行的管制，都會增加交易成本與系統風險，從而遏制了投資交易活動。
2、外匯投機交易與匯率波動的影響及國際外匯市場的前景
a)外匯投機交易與匯率波動的影響
商品價格波動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必然現象，因此價格投機現象必然存在。自由匯兌下，匯率投機也是極其自然的事情。隨著(信息經濟時代)泡沫經濟的不斷發展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不斷加強，社會財富的貨幣化分配流動不斷加快，金融市場的容量與影響越來越大，一個國家貨幣價格波動的影響力自然越來越大。
投機者，投機也，隨波逐流，決定不了價格走勢方向；否則，即成為市場的主宰而不是投機者。市場中任何交易者的任何交易都有其動機與交易的“合理”依據，但交易的實現總是有買賣相對立的雙方的，因此，任何“合理的交易理由”(或判斷價格波動方向的理由)，其合理性或準確性都是不確定的——這正是價格隨機波動的意義所在。雖然沒有人能即時“看透把握”全局，但確實存在某些“合理的”理由，被廣大交易者采納的比重(機會)最大，正是源于此，價格才出現確定的平均(或均衡)走勢。(這正是“看不見的市場之手”)
自由外匯市場是個巨大的開放市場，不可能存在比較長期的操縱市場的行為。對外匯市場規模還不是很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講，任何惡意投機行為都可以被該國央行擊敗。國際投機者手中(大宗)本國貨幣是從該國(央行)兌換交易來的，如果不去揮霍這些國際投機者拋售過來外幣，等到投機者再拋售本幣時再等值的兌換給他們就是了。這對投機者而言無什么好處可言，只可能出現大的虧損。國內投機者更是跟風的小蟲而已；如果大家都跟著投機的話，那更不可怕，匯率可以隨它而去，大家一起自食其果；要不就實行緊急管制。
匯率下跌是財富外流再分配的過程，經常與貨幣貶值國有經貿往來的外幣持有者及貨幣貶值國的商品與服務的外國消費者，是真正主要受益者。對外匯投機者來講，只有少數聰明的投機商是賺錢的，但數量與匯率下跌國的“帳面損失”相比微不足道，因為決定匯率走勢的是不斷演變的市場本身，而不是投機者。(造成匯率持續下跌的直接交易原因是持有本國貨幣(及其他資產)的外國投資者(原攜外匯而來者)不斷撤資、外貿商及可進行外匯兌換交易的本國公民兌換外幣交易，他們對該國國內的情況最清楚，這是他們“用腳投票”的過程。)
匯率波動，對不需要外匯的公民或企業來講，沒有多大直接影響；對僅需要單方向兌換的交易者也無意義，一次兌換交易不能說“賠或賺”；如果進行雙方向交易，有買有賣，即變為外匯投機投資行為，當然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屬正常的投機風險，無怨言可言，即使是出于“套期保值”的目的也一樣，保值本身就是投機的一種(注：任何金融衍生工具都不具備絕對保值升值的功能)；對存在外匯債權債務的國家(企業)來講，匯率的大幅波動的影響是正向的積極的，其潛在的風險是對借款放款行為的(市場)約束；對貿易商來講，正常的匯兌損益是投資貿易風險的一種表現形式。
一個確定的長線匯率升(跌)走勢或中線的劇烈升跌(危機)，是貨幣市場通過“用腳投票”行使其資源權利最佳配置的過程，是自然優勝劣汰法則的市場表現手段。受損的應該受損，是對過失的懲罰與補償。匯率的升跌通過影響財富的升值與貶值及進出口貿易活動，來進行權利、財富、資源的重新分配。根據物質第一性原則，這種分配必然影響國內政局并造成權利(社會)的重組。價值財富是守恒的，有失去的必有得到的，財富權利重整過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匯率的自由波動，本身就是一個不斷釋放風險與不斷優化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央銀行過多的政策干預可能造成更大的風險積累，一旦釋放，短期的匯率升跌幅度可能更大。社會財富這種趨向競爭優勢性的流動，是人類向上追求天性的表象與動因。
b)日幣問題
由于日本經濟在亞洲乃至全球都具有極為重要地位，日本經濟的困境與日幣危機的影響是深廣的。日本問題是深層次的經濟結構與經濟體制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主要表現在產業構造單調并畸形發展，制造業比例過高，同時日幣(因八十年末房地產、證券市場極度泡沫的徹底破滅)出現嚴重過剩。制造業是現實世界的供應基礎，市場廣闊，而且容易復制“克隆”并實現規模化生產，輸出方式也比較簡單，只要擁有核心技術，并不斷保持技術領先及規模化生產管理優勢，就比較“安全實在”，這正是九十年代以前象日本這樣資源小國謀求迅速發展強大的正確發展道路。但是，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世界市場經濟環境也在發生深刻變革，社會不斷向多元化個性化轉變，物質需求市場漸漸飽和，人類非物質需求在不斷增加，以服務為主要標志的多元化的第三產業(將)逐步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角，而日本的經濟政策與經濟結構不符合世界經濟的這個潮流，這正是九十年代后日本經濟一直在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日本人似乎到現在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日本社會與經濟體系及日本人的思想意識必須經過深刻徹底的變革，才能從衰退走向發展，僅僅靠“擴大內需”的做法是不能治本的。也許亞洲乃至全世界的經濟于最近幾年還會出現更大的危機，這可能正是日本社會與經濟進行徹底重整并將走向復蘇發展的契機。在日幣這次大幅貶值之前，(91年至96年)日本出現獨特的現象：日幣不斷升值，而貿易順差也在不斷增大。這正是產業單調，制造業比例過大，生產能力過強而又過分依賴國際市場(制造業出口導向型經濟)所致。日本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很強，而服務業國際競爭力極差，隨著日本國內市場的進一步開放，相信會有更多的大企業與銀行倒閉。事實上，日本正需要這種來自“外在的市場力量”推動的徹底重整；與日本經濟與金融有密切關系的國家和地區，也必然面臨相應的重整問題。
c)美元問題
美元具有國際流通性、公許性，這本身就是一種“稀有財富”。美元的這種“國際貨幣”地位是歷史多年沉積的結果，難以動搖。國際社會需要一個(或幾個)暢通無阻的流通貨幣，以擴大貿易量并提高貿易往來效率。因為國際交換往來越來越頻繁，人們對美元的需求越來越大，美國人也因此不勞而獲地攫取了世界其他國家越來越多的財富。美元通過美國的“印鈔機”，越來越多地流到世界各地，美國人通過本身一點價值也沒有的“美元紙片”，買來了世界其他國家的寶貴資源與財富！美國貿易赤字越來越巨大，而美國人越來越富有越來越優越，美國(美元)也越來越不可一世。美元養活了美國。
美元的優勢包括美國價值與制度的優越性與吸引力。美國一直在吸納大量的世界優秀人才和大量的國際資本，這正是支持美國領先全球、影響全球的力量(主要在金融、科技、娛樂、貿易等領域)。自由開放、崇尚競爭的美國，制度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市場開放、交易自由、成敗自負等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功能的充分發揮，支持了美國經濟保持活力，也增加國際社會對美元的需求。目前，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及在國際社會外匯儲備總量中的比重，至少都在60%以上；人人手中都“捻著”美元，能不關心白宮、五角大樓、紐約華爾街的“風吹草動”么？！美國成了國際社會的“主宰”！這是不公平的，世界需要多極中心，需要一、兩個能與美元競爭的貨幣，七、八十年代日幣、馬克對美元的升值導致美元的大幅貶值是進步的表現，但日本與德國的經濟結構、經濟基礎、社會制度潛能與包容度都不能與美國相比，未來只有歐元、人民幣有希望成為美元最強勁的競爭對手。
d)歐元及未來世界金融市場變化預期
統一國際貨幣問題已經超出國際經濟金融的范疇，是關系到人類共同發展與命運的問題，貨幣的統一意味著市場的統一，在政治經濟時代這是一個權利分配與制衡問題；世界貨幣大統一的道路肯定是漫長的，大區域內貨幣的統一才是比較現實的選擇。
歐盟貨幣統一是當今世界的重大事件，歐元的啟用必將對世界金融體系造成深遠影響；歐盟體系內的各主要金融市場必將是今后一兩年內最具活力與吸引力的(成熟)金融市場。歐盟的經濟實力及其內在的社會涵養，都有能力與美國抗爭，如果歐盟內部能保持長時期的協作一致的話，未來歐元對美元的強市是不可避免的，這會導致美國經濟的衰退，從而引發更大規模的世界經濟格局的重整。與歐元比較起來，美元的優勢是廣泛的國際流通性；但是，美元是個“泛濫貨幣”，美國的巨大貿易逆差是美國人對美元國際購買力的嚴重透支。相反，歐元有可靠的貿易平衡(或貿易順差)支撐。隨著歐元越來越廣泛的流通，“虛脫”的美元最終難以抵擋住歐元的對抗競爭。不過，因為美元在當今世界無與倫比的重要地位，如果美元在很短時間內大幅貶值，對全球經濟發展將極為不利；換句話說，美元在短時期內出現大幅貶值的可能性不會太大；相反，未來新貨幣歐元可能要經過更多的市場考驗才有可能確立其與美元分庭抗禮的地位。也許，這正是美國社會制度及人文意識與環境同歐洲大陸相比，更具有現代社會特征的優越所決定的。
至于人民幣，鑒于中國人口眾多等因素，估計中國人均經濟實力在50年之內也不可能趕超美國，因此人民幣也不可能在50年內完全取代美元；當然堅挺的人民幣是可能在某些歷史時期長期存在的。
國際金融市場的外匯流動(或匯率波動)象大海的潮水運動一樣，適時流轉，不可阻擋；每種潮勢總會有個盡頭。當然每種潮勢運動必然有其主導潮流運動的基本因素。歐元的啟用、英鎊的“孤立”、日幣的困境、以及人民幣的崛起必將引起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的大調整，估計1998、1999、2000、2001年國際外匯市場將處于比較大的動蕩與演變之中，華爾街股市已經接近長線周期頂部，估計未來將來進入長線調整時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