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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托馬斯.羅斯基的一項研究認為，中國1998年的實際增長率最多只有2.2%，而不是官方公布的7.8%。
--中國的統計質量并不是同等水平發展中國家里最壞的，若與轉軌國家對比，中國的統計質量幾乎是最好的。
--人們容易忽視的一個問題是，統計質量并非僅指高報數字，在浙江這種民營經濟占優勢的地方，令人頭疼的是人們普遍低報統計數字—為了少交稅。
--事實上，拋開官方的統計數字，單看國內學者自己的計算以及國外權威機構的評估，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仍然可以和任何一個創造過經濟奇跡的國家媲美。
本報駐京記者 馬克
從“威脅”到“崩潰”
自1992年起，關于成長中的中國有可能對亞洲乃至整個世界構成威脅的“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迅速流行開來，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美國等西方國家以及部分中國鄰國的政策制定。
然而，近幾個月來，一些專業的和大眾的西方主流媒體相繼在顯著位置發表質疑中國經濟增長數字的文章，這些文章援引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和歷史學教授托馬斯.羅斯基在2000年的一項研究，認為中國政府的統計數據夸大了最近幾年的經濟增長，其中，1998年的實際增長率最多只有2.2%，而不是官方公布的7.8%。
羅斯基提出了一系列論據，最主要的一條是，如果統計數字真實，那么1998-2000年三年間中國的GDP累計增長24.7%，但與此同時，能源消費卻下降12.8%，這意味著單位能耗下降了30%，這是不可能的。
與此同時，今年1月，美國《中國經濟》季刊的主編斯塔德維爾在其出版的《中國夢》一書中把中國經濟比喻為“一座建立在沙灘上的大廈”。4月1日，《時代》周刊也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為什么造假賬？》的文章，稱中國已“被虛浮的數字淹沒”。
而美籍華裔律師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更是推出極端結論：“與其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還不如說中國正在崩潰。”
中國國內迅速作出反應，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和財政部副部長先后公開反駁了這一結論，國內經濟學界也紛紛作出回應。
對于剛剛邁入21世紀的中國來說，如何看待西方學界和輿論的質疑，如何總結自己近2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并對現實和未來作出全面而清醒的判定，一時間似乎成為一個急需直面的話題。
中國經濟增長不容置疑
5月23日下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院內，一場題為“中國GDP統計水分有多大”的小型學術報告座無虛席，報告人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任若恩教授。
“羅斯基提出了正確的問題，卻使用了錯誤的方法，因此得出了草率的結論，”任若恩在一個半小時的報告終了前總結道，“他先假設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增長是正相關的，再假設能源消費的統計是準確的，然后得出經濟增長率高估的結論。問題是兩個假設都不成立。首先，日、韓、德、英、美許多年份的能源消費增長都低于甚至大大低于GDP增長，而且研究表明，主要由于技術進步的因素，1978-1995年間中國的單位能耗下降了55%。其次，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同由政府機構統計，如果不相信前者，那又怎能相信后者？事實上，考慮到石油走私和不顧政府禁令開工的小煤窯，上述3年的實際能源消費要遠遠高于公布的數字。”
任若恩的反駁，與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的言論頗為相似。
中國經濟增長的直接表征—GDP統計數據——到底是否可信？“一個國家的統計質量與其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任若恩說，“但即使美國也有統計誤差，比如1996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就高估了1.1個百分點。這個世界上不存在沒有統計誤差的國家。”
亞洲開發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也同意這個結論，這位多年在國外工作的中國學者5月30日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統計質量差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中國還有額外的困難，就是處于轉軌時期，統計方法也正在從前蘇聯系統向國際通行系統轉軌。僅僅是用新方法處理過去的數據，就是一個巨大的技術難題。
但湯敏認為，盡管如此，“中國的統計質量并不是同等水平發展中國家里最壞的，若與轉軌國家對比，中國的統計質量幾乎是最好的”。
亞洲開發銀行與國家統計局企業調查大隊正在江蘇省開展一個合作項目，用抽樣調查的方法統計年銷售額500萬元以下的企業的各項指標。中國80%以上的企業年銷售額不到500萬，但是由于技術困難，這些所謂“規模以下”的企業在國家統計局現行的統計體系中還是一個空白，只能依賴各級地方政府的上報數字。
“抽樣調查是國際通行的統計方法，”湯敏說，“中國現行的是混合型統計體系，以層層上報的數據為基礎，國家統計局再用獨立抽樣調查以及一些行業統計得來的數據加以調整。這個調整就是通常說的‘擠水分’，但‘擠水分’是中國特有的問題，技術難度非常大。”
國家統計局有企業、農業、城市、居民收入4個獨立的調查大隊，企調隊規模最大，有500多人。但中國是如此之大，它們的調查只能覆蓋很小的范圍。
“所以江蘇的試點意義重大，”湯敏說，“中國的目的是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以抽樣調查為基礎的統計體系，這是解決問題的真正方式，但是需要時間。”
而人們容易忽視的一個問題是，統計質量并非僅指高報數字，在浙江這種民營經濟占優勢的地方，令人頭疼的是人們普遍低報統計數字——為了少交稅。
那么，現有的統計數字價值何在？專家認為，它們和任何別的國家的統計數字一樣有價值，只要我們承認它們的問題主要是技術誤差而非蓄意的杜撰。技術誤差會影響判斷的準確性，但不至于否定判斷本身。足球運動員馬拉多納的身高有1米68、1米69、1米70三種說法，但任何一種說法都不會改變人們的如下判斷：馬拉多納是個矮個子。
事實上，拋開官方的統計數字，單看國內學者自己的計算以及國外權威機構的評估，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仍然可以和任何一個創造過經濟奇跡的國家媲美。
根據胡鞍鋼的計算，1979-200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是9.3%。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1980年代的年均增長率是10.1%，僅次于非洲資源型國家博茨瓦納；1990年代的年均增長率則名列全球榜首，為10.7%。
更有經濟學家推算，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20年之后，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支撐下，未來30年中國仍能維持不低于6%的年均增長率。
代價不菲的經濟增長
如上所說，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是個不爭的事實。實際上，更有價值的問題應在于，是不是GDP增長率越高越好？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增長？如何才能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的增長？
這一點，將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中國的前途和未來。
5月17日、30日、31日和6月6日，4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的專家從不同角度回答了這一問題。他們分別是：法國里昂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沃克，亞洲開發銀行北京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中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胡鞍鋼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張立群研究員。
胡鞍鋼認為，1990年代中期前的增長基本上可以概括為：高增長、低質量。首先是經濟效益低下，社會產品最終使用率，1952年是53.3%，1987年降至32.4%，也就是說，名義上創造了100元GDP，實際上只有32.4元對改善國民福利有意義。
對于這一點，吉姆.沃克說，“如果把我們正在談話的這棟大樓拆掉再重建一座一模一樣的樓，那么拆樓和建樓的費用都會被計入GDP，但是這樣的GDP有害無利。”
回憶一下1950年代末的“大躍進”，1970年代末的“洋躍進”，看看1990年代初海南等地留下的“爛尾樓”，我們就會明白，沃克的話絕非天方夜譚。
40年間，與高增長相伴的還有傷筋動骨的大起大落。根據胡鞍鋼的研究，1953-1985年，中國經濟波動幅度是英法的5.1倍、美國的4.3倍、西德的3.4倍、日本的2.8倍。例如，1958年的增長率高達22%，1961年劇降為負29.7%；1988年11.3%，1989和1990年又降低至4.1%和3.8%。
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也始終困擾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前，重工業畸形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嚴重滯后，國民生活在高增長的短缺經濟之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又一度為低水平重復建設和服務業比例過低所困，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不得不承受大規模結構調整帶來的高失業率。
“先污染，后治理”是發達國家走過的代價高昂的彎路。作為后起國家，中國本來可以少交甚至不交學費，但由于急于求成等原因，中國在高增長的同時也付出了資源損失和環境退化的沉重代價。
胡鞍鋼說，“現行的GDP核算體系存在嚴重缺陷，它不僅沒有扣除自然資產損失，還將其中過度開采的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統計在GDP總量中。”
胡介紹說，為了校正這一缺陷，世界銀行已經從1997年開始采用“綠色GDP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重新衡量各國扣除了自然資產(包括環境)損失之后的真實國民財富。
從世界銀行2000年底公布的數據看，我國自然資產損失占GDP的比重是驚人的。1970年代初占GDP的6%-7%，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這一損失達到峰值，高達GDP的30%，此后逐步下降。
1988年底，在對癥下藥的基礎上，中國高層提出了“持續、穩定、協調”的治理整頓方針。但1989-1990年，中國經濟陷入了衰退，增長質量也沒有得到改觀。隨后又開始高速增長。
“問題是這些在GDP統計數字掩蓋下的零回報增長有何意義？”吉姆.沃克問道，“推動增長的是前所未有的國企投資熱潮，信貸增長在1994至1996年間平均每年達20%-30%。一如國有銀行的慣常做法，差不多全部貸款都投放到國企，結果是這些企業把資金幾乎全浪費掉。若以實際市場價值計，這些企業在那段期間的產出接近于零。”
一個可以佐證沃克觀點的數字是，僅在1992年7月到1993年6月一年間，國有銀行就產生了3000億元以上的呆壞賬，而1993年的GDP不過才3.45萬億。
庫存占GDP的比例是觀察經濟增長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按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楊曉凱教授的計算結果，1980-1993年，中國這個比例平均為7%，而發達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平均為2%-3%。楊認為，中國這么高的存貨水平表明相當多的產品沒有市場。在中國，雖然賣不出的存貨也被計入GDP，但是堆積如山的存貨最終將轉化為銀行的壞賬。
近20多年來的發展歷程，并對現實和未來作出全面而清醒的判定，一時間似乎成為一個急需直面的話題。
中國需要高質量經濟增長
實際上，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增長質量問題已經受到中國高層前所未有的重視。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制定“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寫道：“改變中國國民經濟整體素質低，產業結構不合理、經營粗放、浪費嚴重、效益不高的關鍵，是實行兩個根本性轉變：經濟體制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建議》和兩年前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一道，成為中國改革史上兩個里程碑式的文件。
1997年以后，由于中國告別短缺經濟進入買方市場，加上亞洲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出口下降，“擴大內需”、“積極財政政策”開始取代“兩個轉變”成為經常性提法。盡管如此，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向本報記者指出的那樣：“粗放增長是短缺經濟的必然產物，當中國下決心走市場經濟道路后，增長方式的轉變就不僅是政治號召了。隨著中國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效率最大化的市場原則逐步確立，轉變增長方式的內在動力也越來越足。”
“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張立群說，“這五六年，中國頂住巨大壓力進行了力度空前的所有制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調整。1996年到2000年，混合經濟和民營經濟得到迅猛發展。”
制度變遷和增長方式的轉變互為因果，張立群認為，經過幾年的困難期，中國經濟的效益已經明顯改觀，房地產、通訊電子、汽車等新的支柱產業正在形成，構成增長基礎的企業活力正在加強，市場導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正在進入新的加速期。
1978年，每生產1億元GDP，中國要耗能15.77萬噸標準煤；1991年，這個數字下降為4.8萬噸標準煤；到2001年，進一步下降到1.38萬噸，單位能耗比僅為1991年的29%。
在環保方面，據國家環保總局統計，二氧化碳、工業廢水、粉塵、固體廢棄物排放量，1999年比1995年分別下降了23.3%、27.6%、33.5%、48.5%。
自然資產損失占GDP的比重，1995年的時候還高達7.8%，1998年已經降至4.53%。
庫存占GDP的比例，1995年是6.11%，1999年降至1.48%，2000和2001年更是降到了負0.41%和負0.35%。
當然，庫存的急劇下降與1998年開始的通縮密切相關。但是，吉姆.沃克認為，“在中國，通縮是個正面因素，它有助于經濟體制向以市場為本的定價方式轉化，直接的結果就是國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的確，通縮加速了結構調整進程，企業間的激烈競爭導致產品質量提高和價格下跌同步推進，落后的生產能力正一點一點地被淘汰出局，計劃經濟時代無解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正在由市場給出答案。
計劃經濟時代的最大難題———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似乎也正在得到解決。胡鞍鋼的研究表明，1996-2000年，中國GDP增長的波動系數已經降至12%，而1991-1995年的波動系數是17.5%，1979-2000年平均為33%，1953-1978年則高達154%。
“過去6年我國基本上是無波動的經濟增長，”胡鞍鋼說，“‘兩個轉變’已經初見成效，中國的經濟增長質量已經有了實質性的提高。”
但是，沒有一個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中國今后可以高枕無憂。
在湯敏看來，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是失業率。他說，“政府的施政目標，首先是充分就業，其次是反通貨膨脹，GDP增長率不是政府追求的終極目標。”
胡鞍鋼則認為，經濟結構、主要是國有經濟結構空前規模的調整，是過去幾年失業率上升的主因。1996-2000年，5年間國有單位就業人數減少了27.9%，計3142萬人，中國進入結構性高失業時期。但是，這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不把資源從低效率的部門轉移出來，高效率的部門就得不到創造財富的資源。
“必須通過加快對內開放來擴大就業。”胡鞍鋼直截了當地說。他列舉了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要被國有資本壟斷的行業：建筑業，旅游業，電信服務業，教科文衛體育，會計、審計、律師、工程設計等中介服務，物流配送業，包括快遞業在內的交通運輸業。
專家們認為，除了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之外，中國還必須面對財政赤字過大、民間消費能力持續下降，以及社會差距拉大帶來的社會結構失衡等一系列綜合性問題。這些問題哪一個得不到妥善解決，都會給中國的發展之路投下陰影。
中國走上長治久安發展之路
正如專家們所指出的，中華民族復興的長征之路絕非一片坦途，20多年艱難曲折的改革探索，中國僅僅是剛剛找到了正確的大方向。
經濟學家樊綱說，“中國要建成一個完整規范的市場經濟，做到最好，也還得30年甚至50年，我們這代人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
樊綱說這話時48歲，時間是2001年2月。如果對歷史缺乏了解，那么很可能在樊的話中聽出悲涼的味道。但是恰恰相反，樊給出的是一個樂觀的預測。
12世紀中葉，當中國已經完成四大發明時，歐洲還處在蒙昧的中世紀。從14世紀上半葉威尼斯城邦的興起，到19世紀下半葉歐美確立全球主導權，西方的崛起用了差不多600年。中國劃了一道反向的軌跡，秦漢以來，中國用了1000年左右達到了它的巔峰。宋代以后，古老的中華帝國開始走下坡路，一直到19世紀末淪落到亡國的邊緣，差不多也用了600年。
600年，20代人。從1979年算起，中國如果能用60年，也就是兩代人的時間，在本世紀中葉實現民族復興，那無疑是我們這個星球的又一個奇跡。
問題在于，中國能否沿著正確的方向一直走下去。
蘇格蘭人吉姆.沃克也許不太了解中國的歷史，他在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在批評中國的種種不是。但是，在5月17日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沃克卻毫不遲疑地表示了對中國未來的信心。
今年1月，沃克訪問了剛剛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他去了沈陽、大連、上海、溫州，當然還有北京。訪問結束后，他在一份題為“步向天堂之門———中國入世后的機遇和挑戰”的研究報告中寫道：“我們這趟中國之行，可以用使徒保羅從一個無神論者轉而皈依基督教的大馬士革之旅作比喻。中國已經改變，這是我們7年來第一次對中國的未來抱有信心的原因。”
“半個世紀的經營不善，給中國留下了很多有待解決的困局。過去，我們曾大量著墨評論中國對解決國有企業這個巨大包袱如何束手無策、中國銀行體系的窘局、中國政府各種前后矛盾的政策，以及官方數據的誤導性。這些批評都是基于我們認為北京的醫師們并沒有對癥下藥。然而現在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的診斷已經接近現實，治理的方法也較為恰當。盡管患者仍會遇到重大挫折，但我們相信，目前形成的政策框架已可以收拾困局。”
“我們的見解是建立在過去兩年頒布的政策上的，這些政策有助于民營企業的成長、外資的進入、加強競爭和營造更公平的營商環境。”
“加入世貿組織并沒有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但是監管和法治框架已經明顯改變。WTO給北京提供了一條鞭子，用以鞭策阻礙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的國家干部、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從現在起，合同法將有更穩定的國際基礎，剝奪產權或合同權利的行為將會通過WTO上訴程序受到懲罰。”
“人們已經切身感受到，情況正在改善。幾年前，跨國公司的代表們抱怨他們的當地合作伙伴、模糊多變的法規和稅務條例、任意的司法程序。今天，他們聲稱中國的情況并不比其他地方壞。”
吉姆.沃克是一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信徒，這個由哈耶克和米塞斯開創的古典自由主義學派甚至對發達國家的GDP和其他的宏觀經濟數據也一向深表懷疑，他們認為判斷經濟增長質量的惟一標準就是企業是否盈利、利潤多少。至于新興市場，沃克說，“在這些國家，我們惟一可以相信的就是自己的眼睛。”
沃克在中國看到了什么呢？“對一個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而言，浙江，更準確地說，溫州就是他在中國的精神家園。浙江人創造財富的想象力實在不可小覷，哪怕是‘文化大革命’也無法清除他們的企業家精神。今天，浙江的人均GDP估計已經達到6000美元。在溫州，自由市場經濟是如此熾熱，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但這里卻存在著事實上的私人財產所有權，這也說明了地方傳統的重要價值。”
“毫無疑問，中國已經找到了通往天堂之門的正確方向。”
5月17日，記者向沃克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世界歷史上從來都不缺少經濟奇跡，但是將近一半的奇跡最終都破滅了。1914年，沙皇俄國的國民收入不到美國的1／5,到1960年，前蘇聯把這個差距縮小了，GDP接近美國的一半，但是到2001年，俄羅斯聯邦的GDP居然下滑至不到美國的4%。中國已經高速增長了20年，如何才能一直增長下去，而又不出現俄國式的倒退？
“最為重要的是法治框架，”沃克答道，“中國要向高效率的市場經濟過渡，最大的障礙是缺乏法治。加入世貿組織之所以對中國意義重大，就在于它對法治的推動。”
1992年，當中國宣布選擇市場經濟的時候，許多人將信將疑。2001年，當中國義無返顧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接下來的中國將走上長治久安的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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