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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麟
特約財經時報記者：陳紅 是他，早在1966年就到美國硅谷學習電機工程，是時距芯片王國英特爾的誕生還有3年；
是他，最早把美式創業投資引進臺灣，并把VentureCapital(原意為風險投資)一詞譯為中文“創業投資”；
是他，領導著102個人的團隊，掌控著20億美元的14個國際風險基金；
是他，因為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對亞洲經濟的復蘇做出了杰出貢獻而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亞洲五十位杰出領袖人物”之一，而他本人竟記不清入選的具體時間。他，就是美國漢鼎亞太(H＆QAsiaPacific)風險投資公司董事長徐大麟先生。見到徐博士的第一個感覺是，這個整天與錢打交道的人，他所做的事似乎距他的外型相差很遠。在他身上，并沒有一般商人通常能讓人嗅出的“錢”的味道，而是一種近乎于藝術家的氣質。儒雅、平和、謙遜，或許是因為年齡的關系，還有一點點慈祥。
在采訪中徐博士提到，他曾撰寫了一篇紀念剛剛過世的、臺灣創投業先驅李國鼎先生的文章，為了讓記者對此有更多的了解，他答應隨后將文章傳給記者。采訪結束后離開酒店不久，手機響起，接到臺北打來的電話，稱已將徐博士的文章傳真到記者在北京的辦公室。
上海、北京、臺北，感覺一下子拉得很近。
除了從外表上判斷，對徐博士的認識又多了一層：誠信、效率。
徐大麟到底是個什么人？很難用一句話概括。身兼行政、科技、金融三重身份，在臺灣、美國、亞洲同步發展，很多其他人用一生從事的事業，在他只是他生命中某一個階段的一種經歷而已。在他身上集合著太多的元素、組合、幻化，最終展現給世人的是一個多面體，不同人從不同角度看到的是不同的徐大麟。
采訪前，本想問一個很俗套的問題：如果當初繼續從事科學研究，今天的您會成為什么樣的人？采訪還沒結束就發現，這個問題不必問了。這個橫跨東西方、馳騁于社會各界的風險投資家，已經把自身的能量發揮得淋漓盡致。今天中國缺少的，恐怕就是像徐大麟博士一樣的風險投資家。
漢鼎亞太在中國
記者：漢鼎亞太是在什么時間、怎么進入中國的？
徐大麟：1992年，我們來中國考察，那時還沒有到國內投資的具體打算。當時，以美國的安泰保險公司和中國銀行為主成立的“中安基金”準備在中國做風險投資。由于安泰保險公司并沒有在亞洲風險投資的經驗，就找到我們跟它共同管理這個基金。這樣，漢鼎亞太在1993年進入中國，與中安基金管理公司各占一半股份，共同管理中安基金。
記者：漢鼎亞太進入中國后，投資的項目涉及房地產、化工、消費類產品等領域，為什么一開始投資的項目分散在各個產業？
徐大麟：1995年以前，中國還沒有什么科技可談，我們就隨著中國當時經濟的發展來做投資的規劃。
一開始進行的是一些一般性的投資，包括大連的華寶房地產項目，與中國銀行在沈陽投資了東宇集團公司，之后又陸續投資了日后上市的海南航空、北京的燕莎商城，與北大合作成立了由陳章良任董事長的科興生物工程公司。
這里面只有科興是一家科技公司。這是因為當時中國在生物方面有一些基礎，但IT領域的發展與國際上相差還很遠。
記者：我注意到，最近幾年漢鼎亞太投資的項目大都集中在IT領域。
徐大麟：是的，過去三四年是漢鼎亞太在中國投資的第二個階段。因為看到國內在科技方面的發展，我們的投資也轉向以科技產業為導向。其中有兩個比較大的項目，一個是以芯片為主的中芯積電，另一個是以石化為主的宏仁集團。
記者：到目前為止，漢鼎亞太在中國內地的投資額是多少？其中最大的項目是哪個？
徐大麟：算下來投資已經超過了2億美元。其中最大的項目是投資5000萬美元、位于上海的中芯積電項目，未來將生產技術更先進的芯片產品。
記者：中關村被譽為“中國的硅谷”，同時北京也致力于把自己建成北方的微電子產業基地。中芯積電項目當初為什么沒有選擇北京？
徐大麟：中芯積電的項目本來是準備在香港做的，但是在稅收、土地的獲得與政府的支持方面，香港與內地相差很遠，所以兩年前我們決定將這一計劃搬到上海來，現在覺得這個選擇是對的。
北京的中關村、上海浦東的張江和深圳，哪個地方更適合發展高科技并沒有一定的答案，它們各有所長。北京集中著技術人才，但“婆婆”多，影響辦事效率；浦東是新開發的，上海又歷來是金融中心，做起事來更簡單，但人才沒有北京豐富；深圳缺乏文化和金融背景，但生產和勞動力資源充沛。三個地方將來的發展各有千秋，很難講誰輸誰贏。
記者：那么未來漢鼎亞太將在中國重點投資哪些行業？
徐大麟：從現在開始，我們將采取與漢鼎亞太在國外所做的風險投資差不多的做法，投資重點將放在科技產業，而不會再像最初進入國內的時候那樣，投資房地產和集團公司等項目了。
記者：您剛才提到，投資的重點在高科技領域，那么為什么在1998年公司又投資了目前在北京很“火”的星巴克咖啡連鎖店這樣傳統的餐飲業？
徐大麟：風險投資不是為了投資高科技才投資高科技，風險投資的最終目的是要投在有高回收率的產業，而高科技領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事實上，名牌消費產品也是有高回報的，比如麥當勞、肯德基，所以我們決定將在國外很成功的星巴克引進到中國來。
記者：漢鼎亞太是否會加大在華投資？
徐大麟：確實如此。為了加強在國內的發展，我們計劃帶頭把臺、港和內地的3個機構合并成一個，真正以大中華的方式來推動風險投資。做風險投資是一件很過癮的事
記者：您曾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為“亞洲五十位杰出領袖人物”之一，您入選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大麟：因為他們(美國《商業周刊》)認為，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后，我本人和漢鼎亞太公司對亞洲一些國家經濟的復蘇有所貢獻。
金融風暴之后，我們很快動用了許多世界范圍內的資金，在這些遭受金融風暴的國家進行投資，幫助他們經濟的復蘇。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為了拯救韓國經濟，世界銀行親組團隊進入韓國，并選擇漢鼎亞太管理一個專門拯救韓國財務經濟的創投基金。當時，曾在韓國證券公司中排名前6位的三陽證券面臨破產，我們集合了國內外的資金進入，幫它重組，結果沒有花韓國政府一分錢就把公司重組回來。三陽公司不但被救活，而且在去年上升為韓國數一數二的證券公司。在泰國，我們同樣把一些有問題的公司買下來進行重組。
記者：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后，您曾經在IBM供職達12年之久，之后卻突然轉行到風險投資界至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一人生巨變？
徐大麟：對我來講原因很簡單。我在臺灣大學讀的是物理，那是因為當時受楊振寧、李政道成功的影響，社會普遍認為好學生都應該讀物理，將來去拿諾貝爾獎。但我的興趣不止在物理，因此到美國讀的是電機工程，這就比純物理的基礎理論研究更接近社會。到IBM后，我仍然感覺自己的能量沒有全部發揮出來。還有，我很早就到硅谷，在那里看到很多成功的企業除了擁有技術外，資本在中間起著決定的作用。
我在硅谷、在臺灣積累了幾十年的人際關系，而且我發現自己對數字、對錢的觀念還算好，因此，能夠讓我完完全全把一切所有都用上的職業就是做一個風險投資家。
風險投資需要用上十八般武藝才能令一個公司成功，它讓我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過癮的事情。
記者：您離開IBM時做到了什么職位？周圍的人對您離開有什么反應？
徐大麟：我離開IBM之前滿受公司器重，是IBM實驗室里職位最高的一個中國人。當時任磁記憶和光記憶研究部門的主管，下面領導著200多人，其中有80多位博士。因此我走的消息讓很多人跌破眼鏡，他們都認為我瘋了，但了解我的人都認為，我是如魚得水。
記者：今天，國內很多年輕人的經歷與您當初所走的路極為相似，您認為您的個人經歷對他們有什么啟示？
徐大麟：我想給青年學者一些忠告：中國人做事常常是聽父母、聽社會的，這是我們儒家思想的傳統造成的。未來社會，對年輕人很重要的一個要求是獨立思考和創新，重復做別人做過的事就不容易出人頭地了。
記者：您為什么入行時選擇美國漢博奎斯特(Hambrecht＆QuistGroup)創投公司？
徐大麟：因為它是美國硅谷最有名的一家創投公司，是創投業和科技投資銀行的鼻祖，早在三十幾年前就開始了這兩方面的事業。
漢鼎，做鼎足天下的中國人
記者：漢鼎亞太的“漢鼎”兩個字從何而來？
徐大麟：“漢鼎”有兩層含義。其一，“漢”用的是漢博奎斯特的第一個字，“鼎”是為了紀念我的導師，同時也是臺灣創投業的發起人——李國鼎先生；其二，“漢”可以解釋為“中國”，“鼎”是“鼎足”，中國人要鼎足天下。
記者：漢鼎亞太與漢博奎斯特的股權結構是怎樣的？
徐大麟：目前漢博奎斯特只占漢鼎亞太15%的股權，其余85%由我本人及公司同仁擁有。
記者：漢鼎亞太的投資資金主要來自哪里？
徐大麟：我們管的錢最主要的來源是退休基金，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筆長期的發展基金。投資人都是社會各行業的退休人員，他們希望通過你的努力獲得高額回報，使他們退休后能夠生活得很好，因此我們時刻感到責任的重大。
記者：漢鼎亞太的管理團隊是怎么組成的？
徐大麟：目前公司有102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投資專業人才。102個人有12個國籍，他們都對本國的情況很熟悉，同時又有在國外學習和工作的經歷。
記者：漢鼎亞太最初如何在亞太區進行投資？
徐大麟：1985年我們從臺灣起步時，美國的退休基金根本沒有想到到亞洲來投資，更不會把錢交給一個中國人來管理。為了在亞太區發展，我們分別進入每一個國家，籌募當地的錢用于當地的投資項目，之后慢慢在亞洲建立起一個很大的投資網絡。目前我們已經在臺灣、韓國、新加坡、泰國等10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分公司。
記者：漢鼎亞太最初投資的是否都是高風險、高回報的公司？
徐大麟：我們把VC譯做“創業投資”，這種叫法也影響了我們日后投資的方向，就好比一個女孩叫“文靜”，她可能就會少講話。我們既然叫“創業”，投資時考慮的就是讓風險少一點，因此也影響到臺灣的創投做得保守了一點點，不太敢投到完全創新的事業中。
現在在國內，大家對風險投資已經比較了解，在名稱上就應該叫“風險投資”，而且我覺得今天就是應該投資一些高風險、高回收、有創新的行業。
記者：漢鼎亞太投資時，一般會選擇在企業的種子期還是成熟期介入？
徐大麟：在這上面很難區別。假如是一個很小的基金，它只能強調一方面，或選擇種子期或選擇成熟期，以專精來應付競爭者。我們的基金比較大，而且在整個亞洲國家都有，因為在每個國家發展的時間表不一樣，所以不管種子期還是成熟期我們都做，只要好賺錢的事情我們都投資。
記者：您曾說過，風險投資就像一場接力賽，不同量級的公司接的棒是不一樣的。您認為漢鼎亞太在其中接的是哪一棒？
徐大麟：我個人與美國硅谷、與臺灣科技發展和東南亞經濟發展都有著深厚的關系，作為溝通東西方和海峽兩岸三地的橋梁，我們有很多角色可以扮演，可以為外國公司來中國投資或者中國公司到海外發展提供很好的服務
由風險投資說開去
記者：風險投資和創業投資，這兩個概念之間是否有區別？
徐大麟：沒有什么實質區別。按照英文原文“VentureCapital”翻譯，應該是“風險投資”，但16年前我們剛剛在臺灣做的時候，大家對這一行業并不了解，拿著別人的錢去投資，又告訴人家這是“風險”，誰還愿意把錢給你？在當時，我們投資的都是一些創業初期的公司，所以就干脆把它翻譯成“創業投資”。
記者：作為風險投資家，第一步要做的不是投資，而是籌款，在您看來成功籌款的關鍵是什么？
徐大麟：籌款是做風險投資家非常重要的一課。籌款過程中包含著很大的學問，但最重要的是如何從能力、品德、信用等各方面贏得投資人的信任。記者：作為一個風險投資家，您認為目前中國的網絡公司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徐大麟：公司不是一個理想、不是一個慈善事業，公司是一個需要贏利的單位，它必須要有一個很好的營業項目，它本身的財務、業務要健全，公司能夠賺錢才會成功，當然同時還要融入到國際規則中去。我認為，中國今天所有網絡公司所面臨的問題是，當前的網絡市場本身不容易做。他們應該采取合縱連橫等辦法，先把公司的財務、業務搞好，其它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記者：您認為科技股何時才能走出谷底？
徐大麟：我想半年到一年之后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善。
記者：除了對技術的把握，風險投資在選擇創業者時怎樣才能不看走眼？
徐大麟：科技事業幾乎就是一個科技人才的事業，一項成功的科技事業，里面一定要有一批極為優秀的人才。可以這么講，產品押的對不對固然重要，但如果企業內部的管理人才不對，幾乎可以斷定這個企業沒有成功的希望。
對于風險投資家來說，在如何選擇和對待創業公司的人才時，有幾個方面需要注意：第一個方面是要看準人，要判斷他是否能夠把事業帶向成功；第二個要點是要為他提供良好的報酬，這里不光是指薪水，還包括工作環境、制度、機制等，有了好的報酬才能讓他安心、盡力地去工作；第三，如果創業團隊中有缺位，風險投資要適時地幫他補充進去，萬一團隊中有不適合的人，特別是像總經理這樣的職位，就要及時地壯士斷腕，把他請走。
記者：目前，國內涉足風險投資的公司日漸增多，請您談談風險投資自身應該如何規避風險？
徐大麟：“風險投資”顧名思義是會有風險的，但在選擇投資時卻要盡量降低風險。
規避風險的途徑有兩個：一個是投資那些曾經有過成功、也包括失敗經歷的創業團隊，要進行事前的評估，這樣可以在選項時把風險減低；另外從投資的總體來講，要盡量分散風險，絕對不能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孤注一擲。一般情況下，我們的一個基金都會投資30—40家公司，這樣才能保證不會在任何一兩家垮掉的時候對整個公司產生影響。
記者：在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上，目前國內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徐大麟：如果一個房間的窗戶被打開，不斷有熱氣進來，要想辦法造一個出口讓熱氣出去，房間才會涼快。資金沒有出路是中國發展科技的致命傷。現在大家只看到了有多少錢放進來，其實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半，如果沒有想到讓這些投資有一個出路的話，那么過一陣子錢就都進不來了。
記者：這個最好的出口是不是創業板？
徐大麟：我個人是這樣認為。創業板有弊端，但衡量起來，它的優點比缺點多很多，所以就算創業板有缺點也要做。
記者：作為前輩和一個成功的風險投資家，您對國內新興的風險投資公司有什么建議？
徐大麟：我有兩點建議，國內的風險投資要請專業人士管理，另外，就是要有創新精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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