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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海峰博士
眾所周知，中國二十年以來的經濟改革，為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奠定了堅實基礎，而加入WTO,不僅將進一步促進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而且還將加快經濟結構的國際化轉型。從宏觀角度分析，中國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將進一步調整，具有比較競爭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得以發展。WTO與其說是國與國之間經貿水平的比較，實質上
在它的背后乃是政府之間管理和效率的較量。在WTO的23個協議中，只有兩項涉及到企業，其余均與政府有關。這種較量具體表現在舊規則與新規則、封閉與開放、低效率與高效率之間的制度競爭。總之，加入WTO的深遠意義在于中國與世界的真正融和，它勢必進一步有利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良性轉型(黃海峰(2000)注:區域層面上的中國經濟轉型，德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本文將首先對中國經濟轉型作一個宏觀分析，其次對經濟轉型中的重要方面進行微觀論證，共分三大部分展開論述：(1)加入WTO之前的中國經濟轉型;(2)加入WTO之后的中國經濟轉型。圍繞商務電子化和金融電子信息化，重點探討中國金融電子信息化發展的趨勢和實現金融業向電子信息化的現代化轉型;(3)金融業在加入WTO之后的主要發展趨勢。
1、中國經濟轉型的背景研究
當今世界經濟轉型中的兩個主要特征就是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信息化的突起，經濟全球化是對全球資源和市場追逐的結果,經濟信息化則是信息技術突飛猛進使然，在這場競爭中經濟轉型將呈現出商務電子化和金融電子化兩大發展趨勢(黃海峰(2002)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經濟轉型”，歷史的足跡, 蔡建國主編, 香港新大陸出版社。)。
其實，關于經濟轉型的研究，長期以來為各個國家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所重視，隨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相繼解體，經濟轉型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
就中國而言，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其社會、經濟和政治都發生了一系列變遷。其實，這一變遷可視為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總體性轉型，研究這一轉型業已成為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具體而言，中國的轉型主要表現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從農業性鄉村社會向工業性城鎮社會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從歷史角度分析，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過程中的轉型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特有現象，而是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過的一個階段。中國不僅在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經濟背景、政治背景和資源背景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而且經濟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改革密切地聯系在一起，這使得當今中國的社會經濟轉型表現出若干不同的特點。從現實角度分析，中國整個經濟社會的轉型仍處于一個過渡階段，其實質乃是對當代中國現代化的繼續追求。(作者與沃夫綱的觀點接近，見沃夫綱Wolfgang Zapf (1994): Modernisierung, Wohlfahrtsentwicklung und Transformation. Berlin Verlage, 第192頁。)
就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而言,自本世紀初以來,提升民族的自身地位以及尋求經濟現代化的任務一直圍繞著中國的政治舞臺，其目標是擺脫對外部列強的依賴。在探索現代化的百年過程中，從早期"洋務運動"和辛亥革命，后來的國民黨統治和毛澤東式政治革命，到當今的鄧小平式經濟改革和"新經濟"時期的經濟全球化，都存在著不同層次上的經濟轉型。
當年，張之洞和李鴻章主張的"洋務運動"是憑借國外科技之力，在不改變社會秩序的基礎上，實現沒有自由化的民族資本主義。雖然康有為希望能模仿俄羅斯、日本和德國的模式對中國進行改良，尤其是在教育制度、軍隊和政治體制領域,但是帝制予以保留；孫中山堅持國家資本主義原則，對銀行和重要的經濟部門進行國有化，吸引外國投資，發展民族產業。由于當時中國的地方割據和各國列強的利益沖突，孫中山未能如愿以償；蔣介石實行官僚資本主義，以社會和經濟管制為核心，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導致經濟不能全面發展；毛澤東奉行中央計劃經濟，實施徹底的國有化經濟政策，其計劃經濟不僅受蘇聯模式的影響，而且也有中共在革命根據地實施的供應制度和封建自給自足經濟體系的烙印,由于這種經濟體系建立在僵硬的意識形態之上，因此人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代價。它的經濟發展經歷了五個階段：
* 鞏固階段(1949-1952)：五小工業，傾向于發展重工業；
* "重工業化"階段(1953-1957)：蘇聯模式扮演重要角色，導致農業和重工業比例失衡；
* "加速發展"階段(1958-1960)：即"大躍進政策"，它被看作是"尋求中國自身道路"的開始；
* "修正主義"階段(1961-1965)：推行相對比較理智的經濟政策；
* "文化大革命"階段(1966-1976)：政治運動阻礙了經濟發展，出于軍事戰略考慮，進行了向內地轉移的工業布局。
在1978年，面對毛澤東之后的經濟危機，鄧小平摒棄了他所奉行的"政治決定論"，于是崇尚"經濟為中心"的鄧小平時代登上了歷史舞臺,其倡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導致了中國經濟從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向國際化的轉型。加入WTO,中國將從鄧小平時代的"對外開放"發展到"對外融和",使中國的經濟運作和社會管理更富有成效,成為現代化的效率社會。
綜上所述，中國在現代化的探索過程中，其相同之處在于，大都希望中國通過經濟發展強化政治力量，以鞏固統治階級中精英分子的政治權力，不成為外國的附庸；其不同之處在于，現時的經濟改革政策在廣大的人民中有著良好的基礎，而不是集中在精英階層，它有著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政策和良性循環的經濟發展,在政府有效的領導下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實施了較為自由的經濟政策。此外，中國政治和經濟保持其獨立性，曾在克服亞洲金融的危機中，以穩定的貨幣政策維護了國際社會的安定。
2、經濟轉型的理論框架
2.1基本概念
在探討經濟轉型之前，應分析"轉型"一詞本身的詞義。"轉型"作為一個基本概念，最初應用在數學，醫學和語言學等領域，后來才延伸到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經濟轉型"這一基本概念。(注：Nikolai Iwanowitsch Bucharin (1992): Oek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Hamburg, 第73頁; Uwe Stehr (1973): Vom Kapitalisums zum Kommunismus: Bucharins Beitrag zur Entwicklung einer sozialistischen Theorie und Gesellschaft. Duesseldorf: Bertelsmann，第 73-77頁; Gernot Gutmann (1999): “Die konstituierenden Prinzipi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bei Walter Eucken: Ansatz zu einer Theorie der Transformation von Wirtschaftssystemen?” Manuskript, 第3頁。)但是，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這一過程稱之為經濟轉型，則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注：Eberhard Sandschneider (1999): “Einleitung”, Systemwechsel 4: Die Rolle von Verbaenden im Transformationsprozess, Opladen: Leske u. Budrich, 第19頁。)在研究文獻中，對經濟轉型這一基本概念的使用，即表述的內涵以及研究的側重點均有不同，其中英文文獻以"Transition, Change, Replacement和Transplacement",德文文獻以"Transformation, Umgestaltung, Umformung, Veraenderung, Zusammenbruch和Wandel"，而中文文獻則以"改革、轉型、漸進和轉化"來描述。(注： Wolfgang Merkel (1996): Systemwechsel, Leske: Ruebelmann, 第10頁; Samuel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London : Norman; Fairbank, John King (1986):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80-1985, New York: Happer & Row; Harry Harding (1987):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USA Pr.; David Goodman 和 Beverley Hooper (1994):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New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 Gerrit W. Gong (1994): “China” Fourth Revolu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17.1, 第29-43頁。)總之，在多數文獻中，學者們往往使用"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來表達同一含義，但是二者仍有差異，有學者進一步將"Transition"作為整體轉型的一個方面(注：Eberhard Sandschneider (1995): Stabilitaet und Transformation politischer Systeme: Stand und Perspektiven politikwissenschaftslicher Transformationsforschung. Opladen: Leske u. Budrich, 第19頁。)，而"Transformation"是指市場機制配置的同步形成，包括政治決策的民主化和合法化，其社會轉型達到了正常的水準(注：Claus Offe (1991): "Das Dilemma der Gleichzeitigkeit - Demokratisierung und Marktwirtschaft in Osteuropa", Merkur, 第279-291頁； Kyoichi Ishihara (1993): China's Conversion to a Market Economy。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第20頁；Leong H. Liew (1997):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第5頁。)。
就狹隘的概念而言，經濟轉型意味著原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就廣義的概念而言，經濟轉型意味著在一段時期內全面的過渡、轉變以及變化，即表現為經濟制度的轉變以及變化(注：盛洪（1994）：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第2頁。)。中國學者根據其現狀，將經濟轉型分為二個方面：即體制轉型(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和結構轉型(Structure Transformation)。前者是指從高度集中的計劃再分配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后者是指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型。體制轉型是在一段時間內完成的制度創新，而結構轉型則是在漫長的過程中改變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注：李培林（1997）："中國改革中期的制度創新與面臨的挑戰",社會學研究，97.1， 第3頁。)
總之，經濟轉型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在一定時期內發生的根本性變化，轉型是人類社會中長期存在的普遍現象，它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任何國家都面臨經濟轉型的問題，既使對市場經濟體制國家而言，其經濟體制的安排也并非十全十美，其中也存在著從一種現存的經濟制度向另一種更為合理的經濟制度轉型的過程。國家層面上的根本轉型是區域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區域層面上的變化也將影響整個轉型的過程。(注：Huang Haifeng 黃海峰(2000): 中國區域層次上的經濟轉型,德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2.2經濟轉型的理論
目前為止，對經濟轉型的研究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正如布林德所說，當經濟學理論達到完善的時候反而對政策的影響甚少，當它在眾說紛紜的時候，對政策的影響最大(注：Alan S. Blinder （1987）: Hard Heads, Soft Heart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第1頁)。西方理論界對經濟轉型的研究通常借用的理論工具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和傳統的產權理論。這些理論主要把西方經濟制度作為對象進行研究，它相信界定清楚的私有產權制度是最佳的經濟制度。正是基于這一結論，迅速的私有化在這些理論中被認為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首要步驟。但是，當今經濟轉型的復雜性往往令經濟學家不知所措，以上的理論不足以解釋當今社會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經濟轉型，于是有些經濟學家從制度經濟學角度著手研究經濟轉型，并對一些經濟現象做出解釋(注：Douglass Cecil North (1988): Theorie des institutionellen Wandels: Eine neue Sicht d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Tuebingen: J.C.B. Mohr。)。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也有其借鑒作用。
有學者認為，可以從制度經濟學理論的角度來探討經濟轉型，因為傳統的制度理論仍然具有詮釋力。(注Gernot Gutmann (1999): "Die konstituierenden Prinzipi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bei Walter Eucken: Ansatz zu einer Theorie der Transformation von Wirtschaftsystem?", Manuskript, 第23頁。)經濟制度總是社會制度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制和經濟制度的概念雖然具有不同的含義，但是也互相關聯。(注
Gernot Gutmann (1993): Volkswirtschaftslehre, eine ordnungstheoretische Einfuehrung. 第5版，Stuttgart, Berlin, Koeln: Kohlhammer, 第31頁。)
還有學者從制度變遷理論來分析經濟轉型，認為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轉變、變遷和交易過程，即是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其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性質。(注Douglass C. North (1992): Institution, institutioneller Wandel und Wirtschaftsleistung, Tuebingen: J. C. B. Mohr，第25頁。)制度變遷理論與經濟增長理論不同，它認為制度是內生變量，通過制度變遷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經濟轉型理論是制度轉型理論的一個分支。(注：盛洪（1994）：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出版社，第23頁。)他們用制度轉型理論來分析中國的經濟轉型，一是研究農業經濟的轉型體制，二是研究國營企業的改革。有學者通過對農村經濟技術轉型理論的研究，將轉型分為誘致性轉型和強制性轉型。(注：林毅夫（1989）：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 Cato Journal, 9.1；伍山林 （1996）："Evaluation on Effiency in System Evolution - Taking Example of Chinese Rural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8, 第5-7頁。)
甚至還有的學者借助于經濟發展理論來研究經濟轉型中的特有現象，認為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經濟轉型的要素之一。經濟轉型必然存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轉換勢必形成勞動力的持續流動。對中國而言，八十年代以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的跨區域流動，是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經濟現象。
此外，對早期研究中國的學者而言，雖然他們沒有直接研究經濟轉型理論，但是他們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式，其經典理論仍然有借鑒作用。影響較大的兩個理論是施堅雅從經濟地理學創立的區系理論和費孝通從人類學理論創立的鄉村理論。前者將研究重點集中于村落以外的集鎮和經濟網絡，后來又轉向對宏觀區域的研究。正是他在經濟區和行政區的研究中，具體研究了中國的村落、集鎮、城市以及中國早期的都市化，從而推動了學術界的實證研究。后者的鄉村理論則注重對社區的研究，揭示了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現象，正是中國有這種社會結構的差異，使得中國的經濟行為與西方有很多不同。
除此之外，還有的學者從文化比較、發展比較、政治制度的比較理論來揭示經濟轉型的差異。其中，對中國與蘇東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所采取不同方式的研究形成了一種的路徑選擇理論，即激進式和漸進式轉型的方式問題。大多數學者將中國"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被稱為是漸進式轉型，而對俄羅斯和東歐"休克療法"的改革則稱之為激進式轉型。
3中國的經濟轉型
3.1研究概況
中國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不僅在農村而且在城市，市場和私有經濟在人們生活中都日益起著重要的作用。中國的經濟轉型并不是一開始就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發展，它經歷了一個不斷修正的過程。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總體是漸進的，但在某個階段同時具有漸進和激進的性質，有人甚至將這種現象稱之為"革命"。西方學者費正清將中國近代的政治變遷稱之為革命，貝勒維克和溫格羅瓦也將近二十年的經濟改革稱之為革命，而古德曼和郝伯認為這種革命具有與眾不同的漸進性質，是一種靜悄悄的革命。之后，哈丁將這種在經濟改革時期的革命與中國早期的革命加以區別，命名為第二次經濟革命，以區別于以前的政治性革命。對此，龔格把經濟改革中的市場化經濟轉型具體稱之為第四次革命，它是繼1911年孫中山的辛亥革命，1949年毛澤東式的革命以及1979年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又一次新的革命。
此外，中國經濟轉型的研究方法和重點正朝著實證化方向發展。實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社會轉型的研究手段。通常，社會學和人類學在實證研究中，把對社會轉型的研究分為社區研究和區域研究兩種方法，它們互相補充，但不可替代。對于社區研究而言，最早由德國社會學家圖尼斯于1887年提出，為后來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提供了經典實證研究的范例。對于區域研究而言，主要是受西方地理學家施堅雅的影響。
隨著通訊和交通的改變以及大眾傳媒和現代教育的普及，研究對象已從過去以鄉村為主的社區研究擴展到對城鎮、縣甚至一個特定區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城鎮，城鄉社區，城鄉關系，邊區開發和地區性發展戰略研究等方面。
3.2經濟轉型特點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階段性過渡是中國經濟轉型主要特點。通常采取"先試驗后推廣"和"不斷調整目標"等做法。事實上中國政府的改革目標和政策也在不斷地調整。從1978年到1979年采取了具有商品交換價值規律的計劃經濟政策，到1984年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之后又采取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到1989年具體制定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的政策，隨后又提倡"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有機的結合"，1992年最終將經濟改革的目標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相對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中國的特點在于經濟轉型是在現存的政治體制內進行，政府和民眾相互協作，反映在"從下至上"和"從上至下"的互動，兼顧了中國歷史、文化、價值觀和行為準則的影響，具有一定的中國特色。其具體區別如下：
俄羅斯改革中國改革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漸進轉型中，力求排除外部不良影響，比如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實行穩定的貨幣政策，這表明在遵循市場經濟的原則中，中國充分意識到經濟、政治和社會之間的交互作用，盡力避免社會沖突,以保證政治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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