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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湘源
春運票價價格聽證會盡管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在老百姓看來，至少取得了如下成果：1.今年春運票價低于去年春運票價漲幅總水平。是歷年春運票價漲幅最低的；2.在春運票價所涉及的集團利益中，找到了一個多方利益的很好的平衡點；3.充分照顧了弱勢群體，尤其是硬座漲幅最小，充分照顧了民工和學生的利益。
人們呼吁，國有股減持也需要召開減持方案和減持價格聽證會。
國有股減持，從1999年12月中國嘉陵和黔輪胎試點，到2001年6月12日出臺《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乃至10月23日中國證監會叫停，并于11月中開始公開征集方案，國有股減持方案的討論進入了白熱化的程度。但是，盡管方案收集了4300余份，中國證監會規劃委還進行了兩次專家論證會，2002年1月28日被稱為“階段性成果”的第8個框架性方案才剛剛露了一個頭，馬上就令股市出現近兩年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迄今為止的國有股減持方案最大的弊端就是脫離了中國股市的實際。在理想主義的引導下，不免陷于“高大全”的誤區。
高，就是將國有股減持的目標，定位于證券市場與國際接軌。其實，接軌同國有股減持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國有股減持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證券市場的流通性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結構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更是一個政治性問題。就中國證監會的職能來說，其實是不堪勝任國有股減持方案的總設計師之重任的。國有股減持的藍圖需要呼喚最高行政權，甚至還可能需要最高立法權。但這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問題，需要的是政治解決或經濟解決的辦法，不是通過接軌的辦法可以加以解決的。
大，就是利益最大化。所謂“多贏”就是利益最大化的思路的具體體現。中國股市雖說是政策市，畢竟脫離不了資本博奕的窠臼。資本博奕說到底就是利益的爭奪，不是你輸就是我贏，哪兒會有“多贏”之說？“多贏”作為政策目標是一個模糊概念。管理層高唱“多贏”之歌，一方面說明了并未放棄保值增值的目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被稱為“重中之重”的投資者利益在政策的天平上不再是無足輕重的砝碼，這在某種意義上不妨視為一種利好。不過，在國有股減持這樣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政策問題上，不是只顧國有股保值增值，就是從長計議，讓利于民，哪有什么“多贏”？
全，即“全流通”。這個時髦的字眼，說穿了，不過是畫餅充饑而已。國有股減持方案變成全流通方案，不僅存在對權利主體越俎代庖的弊端，就是站在證券市場本身的處境來說，也有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首先，在國有股減持的目的尚不明朗的情況下，難以把握政策的走向，也無法排出明確的時間表。其次，難免造成股票發行價位軸心的下移，對現有的股價結構造成巨大的沖擊。此外，不可避免地將在資金供給上遭遇困難，尤其是在股市尚處在低迷狀態的時候，為了吸引某些利益集團的資金入場為國有股減持或全流通方案接盤，普通投資者利益很容易受到政策面不應有的忽略。在一定程度上，“全流通”一步到位，不啻將中國證券市場“推倒重來”。
國有股減持不是單純的市場結構問題，決不是單純解決流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的，需要在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來解決。正如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在近期召開的證券分析座談會上所說：“任何改革舉措，只有在市場穩定和投資者權益得到保護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推進。”與其以不切實際和遙遙無期的“全流通”代替國有股減持，不如實事求是地對原有的國有股減持方案進行糾錯為好。具體來說，投資者對前期國有股減持各種方案最大的不滿就是損害投資者利益，這個錯如果不能先行糾正，什么“高大全”都是不實在的。而只要本著“錯什么就改什么”的精神，變原來的損害投資者利益為維護投資者利益，投資者有什么不歡迎的？
國有股減持方案和其他重大的方針政策問題一樣，有一個走什么路線的問題。根據“三個代表”的思想，國有股減持本質上是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大問題，必須堅定不移第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目前的專家論證會不僅是象牙塔里鉆牛角尖，而且來自各類機構的研究人員不免帶有自己的利益傾向，也難以體現公信。在更貼近群眾的意義上來說，國有股減持聽證會顯然很有必要。
股市呼喚發言人
股市呼喚發言人，是因為中國股市雖然是新興市場，但是喜歡對股市說三道四者之多，尤其是被稱之為專家者之多，權威者之多，以至于專家權威滿天飛，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
被稱為專家的一類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以解惑傳道為己任，自無不可，但有些經濟學家在對股市的研究方面是否能稱得上專家，是大可置疑的。股市的基本理論雖說并未脫離經濟學的范疇，但并不等于每個經濟學家都通曉股市的技術分析或某個專題的分析，有些連股票買賣的經驗都沒有的經濟學家更談不上這方面的專家。可是，有些經濟學家卻每每不自量力發表一些自以為權威的觀點，甚至經常對股市走勢品頭評足，預測行情，對投資者有誤導之嫌。當然，作為經濟學家對涉及股市的若干政策問題各抒己見，會有助于人們了解政策，但也不宜把一家之言視為一錘定音的專家觀點。即使是一些參與過某些政策法規研究制訂的經濟學者，他們以個人身份發表的意見，也不等于政策解釋，有的時候也有一定的片面性，過分渲染其權威性，既不利于持有不同意見者暢所欲言，也不利于政策面的從善如流、兼收并蓄。
某些教授、學者、作家、社會名流在對股市問題發表意見時，是否可以稱為專家意見呢？不應否認，有時候他們的某些看法不乏真知灼見，但這同股市中的專家意見也不可同日而語。盡管他們在其研究的領域無愧為專家，但彼專家非此專家，專家不是百科全書，是不可通用的。有的人大名前面經常被冠以專家甚至國家級專家的頭銜，不免貽笑大方，不知中國股市何時評定過專家或國家級專家。在這里，專家或國家級專家的稱呼有魚目混珠之嫌。至于證券分析師，因系持有正規的資質證書，稱之為專家本無不可。不過，目前持有資質證書者成千上萬，有些人至多只會看圖說話而已，名副其實的分析師能有幾何？真正的專家是在實踐中形成的，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拉大旗作虎皮吹捧出來的。
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也時不時的說上一兩句與股市相關的非正式消息，中國股市變成了官員們舉行非正式新聞發布會的沙龍。非正式新聞同小道消息無異，但由于權威的濫用則與誘導和欺詐無異。
盡管我們無法考證也不知道上述這些人踴躍發言的動機何在，但在2001年這個多事之秋里，在經濟學家、著名學者專家的“大聲疾呼”和這個那個部門官員的“吹風”中，股市用了7個月的時間從2245點很“規范”地調整到了1350點，堪稱一次不小的股災。對于這次造成數千億流通市值損失的股災，這些經濟學家、學者專家以及擁有不同頭銜的官員們不負責任的“股評”難道一點責任也沒有嗎？
投資者發出要求監管部門信息披露規范化，實行類似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證券信息發言人制度的建言，無非是希望減少“政出多門”“政出多人”的現象，盡量避免那些既不權威又不確定的信息帶來的市場震蕩和對投資者的無端傷害，這也是投資者企望穩定市場的不得已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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