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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亞明博士
張衛(wèi)星的方案，對于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并不是他們糊涂，我也是搞經濟研究的，這是現行體制決定的，是一種制度安排。早在96年以前就有學者呼吁國有股的流通問題，方案中也涉及到國有股的定價問題，但當時國有企業(yè)的“脫困”問題沒有解決。一級市場“圈錢”資助國有企業(yè)渡過難關成為必要，二級市場“圈錢”大力發(fā)展機構投資 者的行為就不奇怪了，是因為我國資本稀缺性導致的，適度保持泡沫，增大貨幣供給是經濟增長的需要也是政治需要。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市場化道路演進，社會階層的收入結構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產權結構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根本是由明晰的產權制度安排作為基礎，有效市場為橋梁，公正的立憲制度作保障的。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這種結構型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利益分配問題也越來越突出，人們開始呼喚公正的市場化原則，沒有上述的原則，絕不可能根本杜絕權力的市場化(貪污腐敗的溫床)。我國的市場化改革跟前蘇聯的改革唯一不同之處是我們的改革是經濟推動政治改革，而前蘇聯是政治推動經濟，這一過程他們花費了38年，最終運用了薩克斯的“休克療法”。
而我國采取的是漸進的制度變遷。
國有股的減持的意義決非減持本身，是我國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不可調和的“硬核”，是我國21世紀能否發(fā)展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是一場真正的產權革命，是立憲制真正的實施前奏，它可能重新修訂我國的五十多年的歷史，即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體制的根本轉變，是按勞分配原則的徹底破產(按生產要素和按勞分配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fā)展。它可能首先面臨的是第一把共產黨的財產同國家的財產分離；其二把國家的財產同不同階層的群體中分離。這是本世紀中國走向富強的原動力(清晰有效的產權制度安排，公正合理的立憲制度，高效“三公”的市場資源配置)。這絕不是什么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這需要無比非凡的政治勇氣和為中華崛起的歷史責任的政治家。關于國有股減持的公開討論，但愿是中共十六大理論重大突破前的輿論準備。
國有股減持無論是擴股也好(股民歡迎，有動力機制)，縮股也罷(縮股現實難度較大，非流通股的多次產權易手，使利益階層的利益矛盾難以調和)，我國現有近十萬億的存款(包括本幣、外匯和轉移支付等)，單就資金來講是不存在問題的。只要本著歷史的、“三公”的原則，必要的法律安排，我想一定能獲得多贏的局面。
但在減持過程中必須注意幾個核心步驟：其一必須設立封盤期(至少半年)，在封盤前設置流通期(一月或兩月)，為沒有機會參與的非股民提供機會；其二在封盤期內核實所有買賣成本，所有暗箱操作的資金公開化計算其成本，杜絕莊家用少量資金推高的虛偽股票價格，可采取自報成本的方法，如有虛假將取消擴股機會的嚴厲懲罰；其三新股停止發(fā)行，待封盤期完畢；其四減持原則和方法必須明晰，對各類非流通股一視同仁；其五減持期為封盤期內直至減持安排完畢；其六定價原則以凈資產加權數為擴、縮、送、配股基數，具體操作可多樣化，引入股民認同機制；其七封盤期結束國有股一次劃轉社會保障基金管理委員會，保持其運作的完全獨立性，其司法監(jiān)督交由全國人大代為總管，證監(jiān)會負責日常管理。
讓我們以深切的祈禱，迎接中國的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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