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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完沒了
張衛星先生1月16日發表的《中國股票市場非流通股的全流通解決方案》一文，對國有股的種種剖析，極其精采，獲得了眾多網友的喝采，我也深感欽佩。但同時，對張先生的“縮股方案”持不同意見。緊接著，張先生又再接再厲，在1月17日在新浪網上發表了《按凈資產配售減持國有股有可能引發股災？》一文，對以凈資產為依據減持國有股的方案加以痛 批，并得出“有可能引發股災”的結論，我讀后深感不平。以為張先生有矯枉過正的勇氣，有期望很好地解決非流通股的理想，但缺少一份現實感。本文將循著張先生的思路一一排解，不到之處，敬請指正。
一、張先生認為“此方案”在經濟學原理上存在重大缺陷：這里體現不出股票市場的作用體現不出市場經濟的原則，而處處體現的計劃經濟的規則。張先生或許忘記了，我們要解決的“國有股”問題，本身就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是與市場經濟原則格格不入的東西。這是一個現實，如果拋開這個現實，去單純地談論國有股減持，無異于建造空中樓閣。張先生認為股票與凈資產根本就兩回事，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但凈資產不是人為“規定的帳面價格”，所以，即使非流通股按凈資產進行出售，其價格將與股票市場上的價格變動無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股票市場最重要的行為就是波動”的觀點也是正確的，但解決計劃經濟的產物——非流通股，如果不會引起市場波動，又有什么不好呢？古人云，解鈴還須系鈴人，即使是用計劃經濟的手段，能夠解決計劃經濟的遺留問題，又有什么不可以？何況，按凈資產值向流通股持股股東配售，遵循的正是最基本的市場規則——等價交換。張先生還認為：按凈資產價格向社會流通股東配售的方案，無疑是，國有股大股東通過中國股票市場的流通股與非流通的市場分裂，用發行機制的圈錢陷阱巧妙的圈到錢，想將圈到的錢裝到自己的口袋里，還讓被圈錢的投資者再出錢買回來銷帳的解決方案！其實，此時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是通過怎樣不合理的手法積累的，已經不重要了。否則，要么形成新的問題，要么用“免費”贈送的方式加以解決，才能解決“不合理”的歷史。
(“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是通過怎樣不合理的手法積累的，已經不重要了。”你不如說社會制度不重要了！不如說錢不重要了！不如說人的利益不重要了！“等價交換”正確，價值是多少正是市場決定的，但不是計劃的市場，設計的市場，僵化的市場。讓天下人的市場書寫“合理”的歷史)
二、張先生認為，實在沒有理由得出，國有股減持一定要按高于或等于凈資產的價格進行。因為“不知道世界上哪個股票市場規定股票的價格不能低于凈資產的？”從理論上講，張先生的觀點無可厚非。但從現實來看，(未虧損的)國有資產也確實不能流失。而這個現實是不容忽視的，也不應該忽視的。解決國有股減持問題，正是管理層在加入WTO的新形勢下，解決“社會投資者(國民)”在投資時的同等待遇的舉措。張先生在文中指出一種現象：在我們的股票市場上，非流通股(國有股與法人股)一直存在低于凈資產交易轉讓的現象。我想指出，張先生所說的轉讓，是發生在國有機構之間的股權轉讓，因此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另外，這種轉讓往往是通過協議、拍賣等形式進行的，不是“在我們的股票市場上”發生的，國家明文規定，我國(合法的)股票市場只限于二個證券交易所。因此，這與國有股減持不具有可比性。而這也正是不可忽視的我國股市的現實之一。同時，國有股減持不會是一級市場或二級市場的市場行為，而是一種特定行為，是為解決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與市場規則沖突的“上市公司同股不同權不同價”及因此引起的一系列問題。所以，不能以單純的“市場價格形成機制”來考量減持國有股的定價，否則，由市場競價豈不是更簡單。歷次國有股減持的失敗，其根本在于減持定價不合理，所以才有了管理層現在集思廣益的做法。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專家們囿于種種思維限制，雖經多年研究，提出的方案都不完善，而人民群眾的智慧的無窮的，一舉提出了幾十種可行的方案。張先生還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對于股票市場已經資不抵債的股票又如何實施呢？他擔心，上市公司又找到了一個新的借口，來圈小股東的錢。其實，在本人提出的“減持方案”中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不妨一讀。
(既然“發生在國有機構之間的股權轉讓，因此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那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向跨擴公司按國際慣例以“打包”形式出售國有資產，“包”里面有國有資產是“添頭”-白送。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只收購國有資產，國有資產轉讓往往是通過協議、拍賣等形式進行的，不是“在我們的股票市場上”發生的。股民為什么就應該資產“流失”- 80年代以證券市場推動經濟改革，90年代為國企脫困籌資，00年代國企改制，國有股的歷史是“不能以單純的“市場價格形成機制”來考量減持的定價”。但股民在股市里做的是最簡單的事-競價，股民對股市外做著巨大的貢獻-“淮海戰役是小車推出來的”，你沒忘吧？股民在股市里做的是最簡單的事-競價，股民不是會說話的工具。)
三、張先生認為，此類方案在歷史上已經出現嚴重失敗，所舉的例子是1999年的黔輪胎、中國嘉陵的國有股減持的失敗。那個方案依據的是“凈資產之上十倍市盈率之下”的思想，而現在的“凈資產溢價定價”方案，強調的是“凈資產”，加上必要的減持費用。根本不存在“市盈率”的問題，而這正是與失敗的黔輪胎、中國嘉陵的減持方案的根本區別所在。看不到這種區別，當然就難以理解“凈資產定價”的真義了。(曾經真實的黔輪胎、中國嘉陵白在我的面前，我沒珍惜那部分含金量在流通股身上，現在，如果非讓我選擇一個減持費用數額，我希望是......負數。)
四、張先生認為，此類方案將導致“國有股歷史遺留問題無限延長下去”。張先生對下年間累積的國有股存量作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此方案表面上看有道理，但具體實施將是困難重重，最終演變的結局是將國有股問題再次長期化。”我同意張先生關于不可能在一年內解決全部國有股減持問題，但不同意他的“國有股歷史遺留問題無限延長下去”的悲觀看法。首先，國有股減持問題是可以獨立于市場的發展加以解決的。只要不再產生新的非流通股，存量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新的控盤工具誕生了！“獨立于市場的發展加以解決的”，但隨時可依據“不斷試驗減持”的精神，沖擊市場！股市改實驗室還使電影院？)
其次，張先生擔心流通股股民不肯拿出錢來接受減持的國有股，甚至可能拋售股票，待購新的全流通股。這有點象杞人憂天。試想一下，流通股股東花十幾元甚至幾十元買了股票，而現在國有股減持每股只須花不到十元(我國上市公司凈資產沒有一家超過十元)，他會不要？張先生的假設，恐怕不太符合經濟學的“理性”原則吧？一旦開始實施國有股減持，二級市場的股價一定會下降，被套住的流通股股東可能割肉出局去持幣待購(新的全流通股票)嗎？張先生的分析，在這里同樣不成立。(“強權戰勝公理”，對。“弱肉強食”，對。“不擇手段”，對。“市場呼喚誠信”的聲音還未遠去吧！20年的經濟改革歷程沒有忘記吧！股民的身份沒有被忽略吧？張先生的分析不成立。我有勇氣打量方案擺在面前的方案，但我沒有接受“非人性”化方案的膽量。)
五、張先生還警告，此方案會促進投機、鼓勵操縱的嫌疑。因為大股東會將上市公司的帳目有意做低、造成虧損嚴重的局面，借機侵害國家利益；或者不斷進行高價配股、增發，以求抬高凈資產，侵害普通投資者利益。這里張先生可能忽視了一些現實情況。一方面，證監會、財政部近年來大力加強監管，強化了對上市公司的審計，強化了對中介機構的監管、強化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上市公司越來越透明地置于監管機關和廣大股東眼皮之下，大股東并不能隨意更改其帳目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同時，隨著國有股減持的實施，管理層會進一步加大監管力度，把上市公司作弊的可能性最小化。另一方面，通過高價配股、增發等方法，抬高公司凈資產的做法也不可行。本人設計的減持方案中，就對減持國有股的上市公司進行了配股和增發的限制。使大股東無法玩弄這樣的伎倆，真正保護投資者的權益。(斯大林說“沒有一個計劃員能把生產計劃做的完美無缺”其意：再好的計劃在執行中也會遇到新情況的挑戰。另外，在眾多的前提下設計方案，方案執行結果的不穩定性較高。大股東達到他們的目的能力是水漲船高的，‘安龍’案已經把上百年的美國證券制度耍了。大股東多為國有代表，維護的是投資人利益，更是國家利益。與減持前是一樣的。)
綜上所述，張先生第六、第七個問題已不成為問題。但我還想指出，正如張先生《中國股票市場非流通股的全流通解決方案》一文指出的，由于中國證券市場的畸形形成過程，造就了中國證券市場先天的矛盾，而這些矛盾映射出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因此，證監會收到的七類方案中，無論哪一類方案，仔細分析，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國有股減持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而國有股減持的政策目標必然是，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同時實現市公平，保護投資者利益。也就是說，在國有股減持過程中，既不可能損害國家(既得)利益，又要保護投資者，維持市場穩定。因此，二害相權取其輕，管理層有責任從眾多方案中，找出一個能夠達成這樣的政策目標的方案，付諸實施。(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是運動的發展的，中國股市經過了10年發展到了國有股減持階段，中國股市不成熟，有這樣有那樣的失誤，就是在不斷的糾正過程中發展到了2002年，管理層有責任用運動發展的眼光看待國有股減持問題。回首歷史，展望未來。相信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回報是誠信、公平與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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