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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張克儉在提案中提出，目前中國股票交易實行0.35%的固定傭金比例過高，需要加以改革，他建議分兩步將固定傭金制改革為浮動傭金制。3月19日，中國證監會發出通知，決定對各證券公司及未完成信證分業的信托投資公司證券經紀業務的收入、支出情況進行調查。有業界人士認為，這意味著證券界、投資界近一年來一直討論和關注的證券交易傭金制度改革即將進入實際操作階段。
改革現行傭金制無疑給投資者帶來了福音，投資成本有望降低。但不少券商經紀業務負責人對此深表擔憂：傭金制度改革是否會引發價格戰，進而使券商間競爭進一步激化。他們認為，傭金制度改革需要進行新的制度安排，包括加強監管等。
準備迎接價格戰？
目前，國內券商在收入結構上仍然主要依賴傭金收入，部分中小券商甚至完全依賴傭金收入。據不完全統計，1996年、1997年、1998年國內券商傭金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重分別為41.2%、38.4%、36%，1999年略高于1998年。因此毫無疑問，任何降低傭金費率的舉措都會對券商乃至整個證券行業產生巨大影響。
但是，我們同時應該看到，“與國際大部分股市的傭金收取比例相比，中國的傭金竟是如此之高，英美等成熟市場的傭金僅為中國的1／20。”中央財經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的王勝春說。而政協委員張克儉也認為，當前固定傭金制造成了大量非法返傭，成了滋生腐敗的溫床。從長遠看更不利于券商提高服務質量和競爭水平，不利于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傭金制度改革已勢在必行。
但是，不少券商擔心傭金下調了，而返傭現象又得不到有效控制，會加劇券商間的競爭，證券業完全可能像彩電業那樣在低技術含量基礎上大打價格戰，最后危及整個行業的發展。
光大證券某營業部的方經理說：“現在市場容量相對穩定，而證券營業部越來越多，再加上銀行推出存折炒股也使券商失去了部分利息差(目前銀行對券商保證金支付的是金融往來利息約2%，而券商付給投資者的是活期利息約0.99%)，券商的生存環境已日益艱辛。如果傭金自由化(下調)過快，勢必加速一批小券商倒閉。”
但是國信證券紅嶺中路營業部的王海平就認為，“證券業價格戰事實上早已打響”。的確，從去年10月國內部分券商公開宣稱傭金5折，使原來私下對部分大中客戶的“返傭”現象公開化與擴大化以來，眾多證券營業部已私下采取“傭金費率協商制”，并以此作為爭奪客源的重要手段。在這樣的情況下，“傭金下調固然會使競爭加劇，但總的說來傭金下調對大券商來說利大于弊，而對于小券商來說則是弊大于利。”王海平說。
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全國證券營業部數量超過2600家，上交所有297家會員，深交所有288家會員，上交所會員單位2000年市場占有率最高的僅15.82%，前16家交易量最大的會員的總市場占有率達97.66%，剩下的281家會員僅占2.34%。而深交所交易量居前16位的會員單位的市場占有率為46%，其中最大的只有6.03%，最小的僅1.19%。因此，“傭金自由化導致的傭金下調，將加快券商的合并進程，行業的集中度會大大提高。”聯合證券研究所的張弘說，“這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但肯定會有利于提高券商的整體競爭水平。”沒有券商虧損是不正常的
眾所周知，目前中國對證券公司的設立實行的是許可證制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證券界人士告訴記者：“國內券商的投資回報率遠遠超出一般行業的投資回報水平，這并不是因為券商的經營手段如何高明，而是許可證(進入壁壘)帶來的壟斷利潤。”
事實也如此，最新資料顯示，2000年國內券商利潤普遍高速增長，增幅大多在50%以上，而滬深兩市高達6萬億元的成交額也使券商的傭金收入“水漲船高”。有關數據顯示，2000年深圳本地11家券商的傭金總收入高達63.5億元。從比例上看，申銀萬國、海通證券的傭金收益占到公司利潤的七成左右，而網點數量達172家的銀河證券的傭金收益更占到公司利潤的九成以上。這位證券界人士直言：“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聽說過哪家券商是虧損的，這對一個行業來講是極不正常的。”
與此同時，返傭早已是證券業公開的秘密。從這個角度看，傭金下調還是有空間的。當記者追問傭金下調多少比較合適時，不少營業部負責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20%。
這顯然是一個維護本位利益的回答，但它至少說明了證券界能夠接受一定幅度的傭金下調。
中國證券業協會秘書長馬慶泉認為，雖然我國目前的網上交易只占1%左右，但網上交易迅猛發展的勢頭將加速傭金自由化改革。而前期爆發的返傭大戰，已說明現行的傭金費率有一定的讓利空間。
事實上，傭金自由化已成為一種全球趨勢，中國證券業面對“入世”挑戰，必須借鑒國際經驗，盡快縮短與國外同行在資本規模、金融技術、創新能力以及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打造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張弘說：“國外證券業的發展歷史表明，過高的傭金費率影響著證券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監管要跟上
在采訪中，一個小券商的營業部經理對記者說：“我們并不排斥傭金自由化，但如果傭金下調后一些大券商仗著實力仍然給客戶返傭，小券商怎么活？”
他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如何監管的問題。據介紹，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法規規范傭金的管理，而且傭金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不是有關的監管部門，無法可依是傭金管理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同時，目前收取傭金的標準，也沒有經過國家物價部門審核。
所以，王勝春說，“中國需要一部有關證券交易傭金管理的法規，以此來規定傭金制度、傭金制度管理的主體、違反有關規定的處罰辦法、各券商在收取傭金時的自主范圍等。”
因此，有關專家一致認為，在當前監管等配套措施沒有跟上的情況下，傭金制度改革的步子不宜邁得過大。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楊成長認為，“券商雖然正逐漸開辟新業務，但目前都處在摸索階段，短期內難以形成穩定收入，券商還需靠傭金收入來支撐新興業務。”
我們也希望傭金制度改革能產生“鲇魚效應”，促使中國證券業從目前爭裝修、爭場地大小、爭返傭比例甚至爭盒飯好壞的低層次競爭，迅速上升到服務內容、服務手段乃至個性化咨訊服務等較高層次的競爭，并進一步形成證券市場、投資者與券商“三贏”的局面。李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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