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慶：《證券投資基金法》草案框架基本可行；無論是起草《證券投資基金法》還是修改《證券法》都應注意要有前瞻性

　　范勇宏：放寬基金公司準入范圍、業務范圍和可投資范圍，為公司型基金留下空間

　　本報記者 秦煒

　　《證券投資基金法》立法進程正在加快。圍繞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日前記者采訪了全國人大、中國證監會、基金公司以及學術界的多位人士。記者發現，無論來自哪個界別的被訪者，都在期盼基金法的出臺能促進我國基金業的發展。

　　周正慶：基金業發展呼喚基金法早出臺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財經委副主任周正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證券投資基金法》自1999年起草以來，草案已經九屆、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從審議情況看，委員們充分肯定了草案的框架，認為其基本可行。為推動證券投資基金業的發展，迫切要求《證券投資基金法》盡早出臺。

　　他同時指出，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所面臨的環境已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一是混業經營已成為國際金融業發展的基本趨勢；二是在我國加入WTO以后，國內的銀行業、證券業、基金業、保險業等金融服務都要按照有關承諾，對外逐步開放。所以，無論是起草《證券投資基金法》，還是修改《證券法》，都應注意要有前瞻性。

　　孫杰：要從制度上留有空間

　　中國證監會基金部主任孫杰說，基金立法要從制度上給基金業的發展留有空間。

　　他認為，立法者一定要充分考慮有關問題的廣泛影響力，否則社會成本和市場成本會很高。孫杰說，立法時要考慮基金管理公司的長遠發展問題，理論要與中國國情相結合。比如，門檻的設立、人員準入問題、機構與民營企業進入的問題、持有人大會問題等，要考慮到中國的現實情況。我們畢竟只用了2年時間發展開放式基金，5年時間發展了封閉式基金。

　　孫杰強調說，人員準入問題是最重要的環節。一個基金公司的好壞，有賴于團隊的素質與誠信。中國的情況與國外不同，我們已沒有機會像國外有200年的淘汰機制。所以，立法既要客觀地解決現階段的問題，又使其在制度上有發展空間。

　　王連洲：“松綁”比“嚴控”更重要

　　基金專家王連洲表示，基金法草案二審稿相比原草案，在多方面都有較大的提升和進步，立法技術和法律用語更趨嚴謹和成熟。但二審稿與一審稿相比，距離《投資基金法》的立法初衷似乎更遙遠了一步。一審稿剔除了對創業投資基金的規定，但保留了對公司型基金以及私募基金可以允許存在的原則規定。二審稿又排除了對公司型基金、向特定對象募集基金即私募基金的規定。這個處理辦法可能有利于減少基金法案出臺的阻力，未必不是縮短證券投資基金立法進程的一個好的選擇。但是，也許正因為如此，距規范投資基金整個行業的立法初衷，也就漸行漸遠，作為投資基金行業基本立法的意義和作用也就未免不大打折扣。

　　王連洲說，二審稿回避了對基金“定義”的法律界定，這也許是必要的。因為對于“投資基金”定義長期以來爭議不休，難成共識。對一個難以準確界定的概念予以回避，未必不是一個省事省力、減少矛盾的好辦法。但是，作為一部法律，如果對其調整的對象沒有準確的界定，那么也就失去了一部法律作用的實質專屬性。

　　王連洲認為，二審稿增加了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的規定，有利于提高基金持有人話事權，有效保護基金持有人權益，加大基金管理人的盡責壓力，推動基金業提高管理水平。但也有可能引發一些大的機構投資者，借此機會自行召開基金持有人大會，表決更換基金管理人或者變更基金運作方式，從中套利。這種情況理論上是存在的，其后果可能會危及基金管理人及其他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甚至引起證券基金市場的嚴重震蕩。

　　對于二審稿提高了基金公司設立的資本進入門檻的問題，王連洲也表達了不同意見。他認為，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旨在提高基金管理人的風險承擔能力、強化保護基金財產的安全以及維護基金持有人利益。不過，這個問題也爭論已久。其實質涉及到是進一步加大市場作用力度，讓市場去選擇，還是強化控制力度，以便利監管兩種思維方式的取舍問題。

　　他說，抬高基金公司的資本進入門檻，在當前誠信度不高的社會環境下，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但基金業目前的突出問題，是基金業的市場化程度不高，行業競爭不充分，阻礙了行業進步，制約了基金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基金產品的創新步伐。因此，要繼續推動我國基金業快速規范發展的當務之急，是應當松綁，放寬管制，而不是從嚴控制，加大限制；是應當努力創造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促進優勝劣汰，提升基金業整體管理水平，而不是嚴進不出，死水一潭，維護行業壟斷，壓抑行業生機。

　　范勇宏：要讓基金公司有寬松的經營環境

　　中國證券業協會副會長、華夏基金管理公司總經理范勇宏說，中國證券投資基金經過5年多的發展，已成為中國證券市場重要的機構投資者，加快投資基金立法�煂Υ龠M基金業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相對于全球基金業的發展來說，我國投資基金發展還在初期，投資基金立法應給我國基金業的發展留有足夠的空間。

　　為此，范勇宏從基金管理人的實踐體會出發，提出了五點建議：

　　一是應放寬基金公司準入范圍，促進基金公司股權多元化。不以所有權性質界定基金業準入，而主要以資本額度為主要標準設定準入限制，允許外資、民營資本以及個人資本等多元投資主體進入基金業，這樣有利于優化基金管理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治理結構。

　　二是應為公司型基金留下空間。我國現有的基金均為契約型基金。而從全球基金組織形式來看，以資產規模論，公司型基金占據主導地位。這種制度安排在治理結構上有一定優勢。如果在法規政策上允許各類退休基金、人壽保險公司等其他機構投資者發起設立公司型投資基金，將這些基金委托給專業基金管理公司進行投資管理，將大大激勵這些機構投資者的積極性，擴展投資基金的資金來源，促進基金業的發展。

　　三是應擴大基金管理公司業務范圍，發展資產管理業務。保險公司、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與普通中小投資者有著不完全一致的投資需求，在客觀上要求基金管理公司為其量身定制、提供個性化的資產管理服務。因此，當前應適時擴大基金管理公司業務范圍，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從事受托資產管理及其他形式的投資賬戶管理業務，這樣能更好地滿足各種投資者需求。

　　四是應擴展基金可投資范圍。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期貨、貨幣市場工具等金融工具也得到了規范發展，預計在不遠的將來，期權、股票指數期貨等新的金融工具亦會相繼產生，投資基金在客觀上有利用這些金融工具進行投資及風險管理的需求。開放式基金為了應付投資者大額贖回壓力，避免對證券市場造成過分沖擊還有短期融資的需求。因此，投資基金立法應對這些問題加以長遠考慮。

　　五是應簡化事前審批，強化事后監管，建立優勝劣汰的良性競爭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