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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羅周/文
擱置了一年多、被稱為中國證券市場“第一號大案”的“中科事件”距離揭盅終于越來越近——6月11日上午，“中科創業”股票操縱案在北京開庭審理。盡管該案的主腦——呂梁(呂建新)、朱煥良下落不明，但畢竟部分人物都已“到場”——丁福根及上海華亞實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沛霖都是和呂梁比較接近的人物。丁被看作是僅次于呂梁和朱煥良的重量
級人物，擔任呂梁的操盤手，經手中科創業53%的流通盤股票。
當丁福根從秦城監獄被帶至北京方莊路10號——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出庭時，從這位身高約1.65米的“呂梁總操盤手”身上已經絲毫看不出操作數十億元資金的"大鱷"氣勢，他一年前的滿頭黑發也已變得花白——丁福根今年才36歲。
丁根福說，在涉及的54億元資金中，直接用于操作中科創業一只股票的資金約為35億元，其余資金基本用于操作中科系的其它股票。這還沒包括與呂梁聯盟的另一莊家朱煥良的籌碼資金。事實上，呂、朱在二級市場的籌碼大體相當。
至于有媒體稱“中科事件”的主腦人物呂梁“已逃往國外”的說法，提起本案公訴的北京市檢察第二分院公訴二處主審檢察官吳春妹對本報稱：“不要道聽途說。”吳表示，“中科事件”輪廓已經基本清楚，另案處理的呂梁及朱煥良是否開庭及何時開庭審理，“到時就清楚了。”
這位30歲左右的女檢察官說，該案的確稱得上“中國證券市場第一大案”，僅收集有關證據、及掌握事件事實就花了很長時間，而本次帶至法庭的幾大堆案卷僅僅是個零頭，“全部拉過來，好幾輛車才夠”。
莊家標本“一切都在呂梁控制中”
丁福根和龐博均為中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職員,是呂梁操縱中科創業股票的兩個主要操盤手，丁是龐博的直接領導，兩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受呂梁的指令向各地有倉位的營業部下達買賣指令。
投案自首的龐博本周三對法庭說，“一切都由呂梁控制。”她說，中科創業兩個主要拉升階段都是直接由呂梁下達指令。
丁福根和龐博在加入呂梁的公司之前，均在金鵬期貨公司擔任投資顧問，呂梁是其大戶室的客戶。龐博在1997年5月離開金鵬期貨公司，開始給呂梁擔任股票買賣的操盤手，“那時呂梁的資金大約有1000多萬元。”
在法庭上,雖然龐博及丁福根都稱沒直接見過呂梁與朱煥良之間的協議，但他們顯然都知悉兩人的“楚河漢界”：呂梁負責一級市場，朱煥良負責二級市場。龐博說，實際買賣中科創業股票可以直接決策并下達最高指令的只有呂梁及朱煥良，負責傳達他們兩人指令的有丁福根、龐博及朱水祥(朱煥良的操盤手)。
董沛霖也是本案的被告之一，此前他擔任上海華亞實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是呂梁的融資重臣，呂梁操縱中科創業股票的第一筆資金就是董沛霖從中國民族信托哈爾濱證券營業部用1000萬元股票市值質押融來的1000萬元資金，此后，董所在的上海華亞公司及杭州華亞公司共為呂梁融資近8億元。
“呂梁說，融資越多越好，資金需求量很大，要收購其它公司。”董本周三對法庭說，在融資時，他往往一般都只找證券營業部，不直接同出資方聯系，“證券公司的客戶比較多，資金容易找。”
董說，在其融資的近8億元中，相當比例的資金實際是券商出面找的出資人。在完成融資活動后，證券公司或營業部主要承擔監管責任，掌握股票的買賣及資金管理。
一般而言，董沛霖在融資時，通常會用用呂梁的中科創業流通股去抵押，股票市值與融資的比例大部分是1：1，少部分是2：1。而且，融資方在與出資方、協調方(證券營業部)三方達成協議后，1：1質押融來的資金必須留在出資方指定的證券營業部，買中科創業股票，而2：1質押融來的資金就可以劃轉至其它營業部。董說，出資方投資分成協議一般在7%至16%之間，融資期限3個月、6個月及一年不等。
董沛霖對法庭表示，其手中資金的融資風險控制一般分為10%至20%，這意味著一旦股票市值下降至10%至20%的止損線，證券營業部便要及時通知融資方和出資方，由融資方補倉或者平倉。
呂梁的融資人員融到資金后，首先要通知丁福根，因為丁負責股票買賣、資金調撥及股票轉托管管理。然后該筆融資由呂梁對股票定價，在與朱煥良及其操盤手朱水祥通氣后，由呂梁向丁福根及龐博同時下達指令，然后，丁、龐同時用兩部電話向各持倉證券公司及營業部交易員下達指令，同時買賣和對敲。
龐博對法庭說，幾乎每天的開盤價及收盤價都由呂梁指令。這位十分文靜的年輕女操盤手說，開盤價是當天的指導價，而收盤價對第二天股價有很重要的影響。
龐博及丁福根還向法庭交待，在其1500多個股東卡中，有一批是朱煥良轉托管股票時提供的，有一批是丁福根收集的，還有一批是證券營業部提供的，“證券公司提供的在80%左右。”
事實上，呂梁的確同諸多證券公司關系非同一般。丁福根在法庭上交待,申銀萬國陸家浜營業部、北京證券德勝門營業部等四個營業部一直是呂梁提取現金的主要地方，“因為交易量比較大，關系比較好”。
股價的兩個重要階段
據龐博對法庭表示,從1998年12月至1999年5月，是呂梁操縱中科創業股票的接盤及吸籌階段，至1999年5月，朱煥良和呂梁雙方達到了此前商定的分倉要求，呂梁3000萬股，朱煥良3000萬股左右。其中，呂梁從朱煥良手中接過的3000萬股股票，1700萬股左右是朱煥良轉托管過來的(丁福根稱這部分籌碼約1500萬股，每股價格為13元)，另外1300萬股完全是從盤面上與朱煥良同時下單對敲成交，成本在19元至22元之間。
朱煥良第一筆從中煤信托深圳營業部轉托管到中興證券北京亞運村營業部的時間是1998年11月26日，股票數量為277.9萬股。
丁福根、龐博、董沛霖在法庭上均承認，正是這筆股票啟動了呂梁的中科創業莊家之旅，也使呂梁的資金鏈滾雪球般地越來越大。通過這筆股票，呂梁不斷融資，并進一步增大中科創業的持倉量。
在完成接盤及吸籌后，呂梁趁“5.19”行情一口氣將中科創業從28元左右拉至1999年7、8月份的45元上下。在這一輪行情中，龐博向法庭交待，暴漲行情大部分都是由呂梁直接下指令，有時甚至親自到主要倉位營業部看下單。不過，呂梁在下達指令前，經常會與朱煥良通氣。
經過這一輪暴漲后的1999年8月至2001年1月，中科創業股價便一直在30元至40元間區內徘徊。龐博對法庭交待說，這段時間是呂梁自買自賣成交最高的階段，很多對敲都集中在這一時期。原因是，一、盤整時期需要不斷對敲來維持價格和成交量；二、大部分融資在年底到期，需要從股市提錢還款。
2000年春節后，中科創業再度一鳴驚人，成為與億安科技相提并論的兩大牛股。從春節后，呂梁僅用了20多個交易日便使該股票從40元左右一飛沖天到84元。丁福根說：“兩次行情大漲，都是呂梁自己指揮的，主要手段是大量的倒倉和對敲。”
事實上，從1999年初至2000年中期，是呂梁與朱煥良的合作蜜月期，朱煥良、朱水祥幾乎每天都要定時與呂梁、丁福根和龐博核對交易價格，后來逐漸由丁福根、龐博與朱水祥核對。
2000年4至5月份，中科創業股價開始回到60至70元左右。龐博說，呂梁認為“自己的股票做得不是很好，就開始轉向別的股票。”這期間，呂梁開始進入歲寶熱電、萊鋼股份、勝利股份、魯銀投資等股票，也就是外界所流傳的“中科系”。
在中科創業股價從60多元滑落至40多元后，呂梁的資金鏈危機越來越凸現，在37元左右苦苦支撐著了幾個月，由于朱煥良與呂梁路線相左，終于開始了2000年12月25日驚心動魄的大崩盤。
龐博認為，中科創業股票之所以會崩盤，是因為，“當時倒倉時，有很多拋盤，而呂梁已經沒有資金接盤，后來我們懷疑拋盤來自朱煥良。因為只有我們和朱煥良持有這么多股票。”
丁福根則認為中科創業崩盤有四大原因：一、越到后期，呂梁盤面上的籌碼越多，由此導致現金短缺，托盤無力；二、委托理財融來的資金大多年底到期(丁說，呂梁融資期限一般是半年或者一年)，而此時呂梁手里現金越來越少；三、大量的老鼠倉紛紛拋售；四、二級市場股票價格太高。
丁福根說，12月25日中科創業跌停后，嚴重影響了該股票市值。而按照北京中科創業公司與融資方、投資人之間的協議，必須要在第二天補足市值或補至止損線，但此時呂梁的資金不夠用了，“局面已經很難控制了”。
開始崩盤的2000年12月25日，正好是呂梁入主該公司的兩年。
“呂朱肯定要破裂”
呂朱曾有一個明確分工：呂梁負責一級市場，朱煥良負責二級市場。
但由于呂、朱路線分歧以及利益取向不同，兩人很快出現了裂痕。這一點，丁福根也預料到了，“他們肯定要分裂”。這種分裂至少加快了呂梁及其背后機構資金鏈的惡化——朱煥良籌碼不斷地往外拋，呂梁只得不斷地籌資接盤。最后導致呂的資金鏈斷裂。
丁福根說，在2000年11月，中科創業股價已從此前的每股50元跌到了37元左右。更為嚴峻的是，在該股股價不斷下滑時，呂梁還得不斷補足市值，這也導致其倉位急劇增加。丁說，11月份時，他已經意識到了高度控盤的風險，“控股比例過高，融資太大，有很大的風險。”
中科創業連續跌停后，市值已經跌破止損線。而此時，投資人及委托理財客戶紛紛上門追債，丁福根及龐博被呂梁安排去了海口，在去海南時，丁、龐帶了一部手提電腦及兩個軟盤，軟盤上分別記錄著其所有中科創業股票的交易記錄，但軟盤后被丁、龐銷毀。
2001年1月16日丁福根回到北京后，便想找地方躲債，“北京客戶要找我算賬”，丁說。
丁說，“那時身心崩潰了，絕望了。”事實上，在呂梁體系中，丁福根是一個僅次于呂梁、朱煥良的人物，他的職能有四個方面：一、負責股票開戶及確定營業部，在操縱中科創業股票所涉及的120多個證券營業部中，有5家是丁福根自己聯系的營業部，而在120多家營業部中有72家營業部呂梁已對丁有委托授權；二、股票買賣執行人及傳達指令；三、資金調撥及管理；四、股東轉托管。
事實上，與呂梁、丁福根同時嗅出中科創業崩盤危機的還有朱煥良，2000年11月3日，朱煥良就曾表示，“同呂梁已經沒話可講了”，由此，此前一直與呂梁堅持“做長線，做大勢”理念的朱煥良開始不顧一切地拋出。朱甚至說，“我再也不理北京那些機構合作者了，就是股價跌到5塊錢我也不管，我要用錢就拋股票。”
當時朱持有流通股約5000萬股左右，按當時的股價35元計算，呂梁接下這個盤子大約需要18億元。但呂已回天乏力。
“中科案”大事記
1998年底北京機構進入
1999年4月-5月國有股轉讓，海南燕園、海南沃和、民樂燕園合計持股34.61%
1999年12月13日名稱由康達爾更名為中科創業
2000年2月21日最高價位84元(復權為241.04元)
2000年5月15日10送1.2轉增2.6
2000年12月25日第一個跌停板，當日收于30.23元
2001年1月9日連續第9個跌停板，當日收于13.01元
2001年1月10日中國證監會表示對涉嫌操縱中科創業股價者進行調查，當日股價以跌停板開盤，以漲停板收盤
2001年4月2日，中科創業(0048)股東大會審議通過《關于公司六名董事和二名監事的辭職報告》。辭職的六名董事是：王海鈞、王偉東、寧欣然、石亞君、龔增力、張永政，二名監事趙翔明、林東。
2001年4月30日，股票簡稱由“中科創業”變為“ST中科”
2001年6月13日，中西藥業成為ST中科第二大股東
2001年10月29日ST中科股票簡稱變更為“ST康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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