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馬世領發自北京
近期一直為媒體和證券業界關注的“股市第一案”又有新進展。受理此案的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有關方面透露,此案下周二正式開庭審理,將連審3天(即6月11日—13日)。
90座位虛席以待
據該院研究室的鮑雷介紹,接管此案的刑二庭設有90個座位,估計有10多個是為被告方有關人員預留的,另外70多個留給記者們。由于此案廣受關注,將通知到全國的100多家媒體。記者同時從公訴方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了解到,由于從正式起訴到開庭審理也就是10多天的時間,承辦人壓力相當大,特別累,這么大的案子,如此緊張的工作,并不常見,很具挑戰性。
呂梁實驗做市商?
記者還從各個方面了解到了此案的另外一些隱情。日前,記者問及當年曾親自采訪過呂梁的《財經》雜志主編胡舒立對呂梁的印象和有關中科創的事情時,胡說,呂梁當初主動找到《財經》,要站出來說話,脫去K先生的外衣,主要是他已經意識到如果不站出來講話可能再也沒有主動講話的機會了,也就是有可能被指控拘捕。記者出身的呂梁非常清楚媒體的力量。胡認為他是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自認為經過自己的精心策劃、周密部署,就可以萬無一失。他沒有想到,他設計的自認為天衣無縫的資金鏈會那樣讓視他為“救市主”的朱煥良給掐斷了。他把自己看作中國股市的做市商了。
那么,呂梁真的在進行做市商的中國實驗嗎?東北證券投行部(北京)總經理孫曄偉認為,西方做市商制度主要是為了通過大資金或機構投資者的介入,活躍市場,他是券商和投資者之間的合約協議行為,是法律和市場允許和接受的行為。但中國并沒有引入這一制度。呂梁的做法完全是莊家行為,從報道出來的事實來看,當初就是為了惡意操縱,從中牟取暴利。盡管做莊在中國并不稀奇,但規模和金額如此巨大,實屬罕見。
深究“耗子”產生原委
孫曄偉同時表達了和湘財證券北京管理總部總經理方培池類似的觀點,故意操縱股價這類事情在哪個國家都是不允許的。但在中國,這樣的事情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個別的。監管者和投資者在證券市場中是博弈雙方,是“貓跟耗子”之間的關系。中科創只是被抓住的“耗子”。但出了這樣的事情,也不能單純地指責“耗子”,必須得尋找“耗子”產生的根本原因。一個是中國對市場要素的限定還不是很明確,對投資者來說,他們永遠都是最大的機會主義者,他們要千方百計鉆法律和市場的空子。另一個是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渠道不順暢,投資產品品種過于單一且稀少,資金入市比較難。說到底,這牽涉到中國的監管體系和法律環境等體制和制度環境的問題。
有“紅籌股之父”之稱的所羅門美邦亞洲區主席梁伯韜日前在接受采訪時也認為,現在監管部門將此事移交給司法機關來處理,證券市場不軌行為從行政手段的處罰方式轉到采用法制手段的懲戒方式,這是個大進步,對中國未來市場更加規范化的發展將起到積極作用。
《國際金融報》(2002年06月06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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