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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實習生 陳輔編譯
在最近5、6年中，所羅門美邦從中國海外股票發行業務這塊蛋糕上占到的份額尚不足2%，這與其母公司花旗集團在全球金融服務業占據的領先地位著實不配。今年7月和10月，所羅門美邦先后從巴黎百富勤和貝爾斯登招來梁伯韜和任克英，分別擔任該行亞洲區主席、副主席--香港媒體戲稱這是率領所羅門美邦重返中國市場的“夢之隊”。
《亞洲貨幣》雜志最近采訪梁伯韜，這位有“紅籌股之父”之稱的亞洲投行界傳奇人物。
《亞洲貨幣》：是什么因素吸引您加入所羅門美邦？
梁伯韜：最大的吸引力是，花旗集團這一平臺可以讓我充分利用我自己在本地區、特別是在中國的聯絡關系和經歷。在與公司高層展開磋商之后，我確信花旗集團對中國寄予極高厚望，花旗打算面向中國客戶開展一系列的活動、提供一整套的金融服務。
《亞洲貨幣》：在您加盟所羅門之前，港府公布了理查德·法蘭特調查百富勤事件的報告，該報告稱您在百富勤倒閉事件中并無罪責。您認為這一報告結果是否與您后來加入所羅門美邦有直接聯系？
梁伯韜：事實上，該報告公布之前我就和所羅門展開了洽談。報告公布和我的最終加入有一定聯系，但報告結果如何并不是我加盟所羅門的條件性因素。所羅門是否接受我，并不取決于法蘭特的報告如何描述我在這一事件中的角色。當時我心安理得，因為我對整個調查程序非常清楚。而且，我大約在報告公之于眾之前的一年，就已經看到了初稿———至少看到了關于我的那一部分內容。所以我很清楚自己的“面目”。
《亞洲貨幣》：所羅門期望您加盟之后有何作為？
梁伯韜：最初我會把精力集中在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這兩塊市場，充分利用我的經歷和聯絡關系，來協助公司獲得相關經營權，進一步發展業務。另外，我也會特別注意那些集中著大量中國企業家的市場。從中長期看，國外金融機構在國內市場上會有發展業務的機會。中國加入WTO之后，將允許國外投行組建合資機構，我們可能在明年年初開始提出相關申請。我的角色作用之一，就是要帶領所羅門美邦在中國市場謀求發展。我們必須考慮在什么時機、以何種方式進入中國市場。
《亞洲貨幣》：現在您為美國的大型投行工作，公司的工作環境這是否與以前不同？
梁伯韜：以前我在巴黎百富勤時的工作環境或多或少與現在相似，然而眼下花旗的規模極為龐大，而且，美國投行界的規矩要來得更加嚴格，但總的來說這些并不對我的工作構成障礙。
在中國市場和這一地區范圍內，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還是美國公司，這一點與以往一樣。
《亞洲貨幣》：任克英和您現在都為所羅門美邦效力，你們兩位業界的重量級人物的業務能力不相上下，這是否會形成內部競爭？
梁伯韜：不。事實上我和任克英合作得很好。當我在百富勤的時候，大概是1996年或1997年，我一度還想聘用她！我確實認為她在中國業務方面非常有能力，而且她還有能力在促成交易的同時，有效地監管整個業務。我和任克英相識已久，彼此尊重，在一起工作沒有問題。
《亞洲貨幣》：中海油上市發行受挫，這令所羅門美邦臉上無光。你們今后只有促成了像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上市這樣的大生意，人們才會承認所羅門美邦重回中國市場。您認為達到這一步要花多長時間？
梁伯韜：這要看市場的情況怎樣。如果整個市場非常平淡，沒人能做什么大生意。今年很多筆上市業務都耽擱了，比如中國電信、中國銀行———因為他們的行業內重組需要市場條件和時機。這同樣也影響我們的工作進程。
我們從來不會低估面臨的挑戰。現在，有任克英的加盟，有來自公司管理高層的承諾，我相信我們有能力在中國市場重新成為一支主力軍。
人物背景
梁伯韜于1988年離開花旗銀行，與同伴創立百富勤投資集團。第二年，百富勤借助李嘉誠旗下長江實業的資本力量迅速擴展壯大。在隨后幾年中，百富勤成功安排上海石化、上海實業等一大批國內大企業赴港上市，梁伯韜由此獲“紅籌股之父”美名。但90年代風光無限的百富勤卻成為亞洲金融危機悲壯的殉葬品，1998年1月，百富勤宣布清盤，隨后香港政府委任獨立審查員法蘭特展開調查———百富勤的數位負責人在如此這般的社會公審中身敗名裂，但梁伯韜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毫發未傷。隨后，梁伯韜帶領手下100多人投奔法國巴黎銀行組建巴黎百富勤，該行又成功發行盈科數碼、Tom.com等香港創業板明星，即使在科技股泡沫破滅之后，梁伯韜仍然有勇氣稱：“我做的新股發行從來沒有失敗過。”
《國際金融報》(2001年12月04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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