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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拿進了10個億，右手卻付出去100個億，誰都看得出這是個蝕本買賣。
6月12日，國務院發布《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從7月25日至9月30日，共有15家企業發行新股并按10%的比例“捆綁”減持國有股。投資者的普遍心態是“惹不起躲得起”，上證指數在短短4個月內從2245點毫無反彈地跌至1500點以下，出現了自1999年5.19行情以來最大深幅的下挫。
據統計，3個月來國家累計從國有股“捆綁”減持中套現不足10億元，但投資者“用腳投票”的結果是市值整整跌去3000億元，導致國有股實際貶值；此外，交易清淡導致印花稅大大“減產”，今年前9個月股票交易印花稅相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00多億元。
10月22日，《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第五條(“國家擁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資者首次發行和增發股票時，均應按融資額的10%出售國有股”)緊急叫停。政府開始直面市場的質疑。11月14日，中國證監會向各界公開征集國有股減持方案，無論“諸葛亮”還是“臭皮匠”，誰都可以獻計獻策。人們似乎看到了一種廣泛征求民意的、自下而上的政府決策機制。
旁白：農民兄弟也有份
正當一群人圍著桌子討論新的蛋糕分配方案時，突然冒出了另一個聲音：“且慢！這只蛋糕是你們的嗎？”
華東師范大學法政學院青年學者余南平冷不防提醒大伙：墻角邊還站著個農民兄弟，別忘了這只蛋糕也有他的份。
余南平說，人們一般總以為國有股是國有企業的，而國有企業的財富當然是工人階級創造的。可不是么，建國幾十年來，國家或國有企業進行投資所形成的資產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工人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全部計為企業利潤，并被用于固定資產的投資。實際上，問題并非這么簡單，我國的國有企業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改造民族資本的方式創立的。而這些資本，農民自然也有一份——做蛋糕的原料，有不少本來就屬于農民。
此外，根據統計，從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多年間，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隱蔽方式，從農業中拿走近6000億元，平均每年為200到300億元，這些資金成為工業發展、城市進步的寶貴血液。中國農業和農村的落后，長期“失血”是一個重要原因——蛋糕是怎么做成的？農民兄弟可是出過大力的。
余南平認為，國有股中農民究竟占了多少，這筆賬也許誰也算不清。但是有一個前提必須確認，那就是農民可以、也應該來分這只蛋糕。這樣一來，用減持國有股來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的做法是否妥當，就要打上一個問號了。
《減持辦法》第一條就寫著：“為完善社會保障體制，開拓社會保障資金新的籌資渠道，支持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制定本辦法。”而國務院決定建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時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中國國情出發，積極推動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在城鎮初步形成了以職工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為重點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由此可見，社會保障基金的現實受益人是城鎮居民。事實上，專家們指出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實際上就是要解決基金缺口問題。以養老保險為例，2000年基金缺口達357億元，據有關部門測算，今后25年基金缺口累計有1.8萬億左右，平均每年700億左右，相當于財政收入的5%。而這些基金，至少大部分是用于城鎮居民的。
“國有股減持必須走立法程序，”余南平說。他認為，農民兄弟盡管現在沒有嚷嚷不公平，但不見得心里沒想法，以后想清楚了可能想法會更多。更何況加入WTO以后中國農業面臨嚴峻挑戰，農民也正是用錢的時候。所以，減持國有股獲得的這筆錢用在哪里，怎么用，應該由社會各個階層共同商量著辦。
去年7月1日，中國開始實施《立法法》。這項法律的第八條規定，有關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來規定。全國人大作為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全體人民的意志，國務院是全國人大的執行機關，當國務院行使人民的意志時，從法理上說應該有全國人大的授權。余南平認為，國有股減持無論從什么角度來衡量，都涉及到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理應上升到立法層面，目前只有行政部門的一個《暫行辦法》似乎說不過去。他說，如此重大的事項，可能需要人大全體會議進行表決，讓農民兄弟的代表也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
角色：有點像豬八戒照鏡子
我們沒有聽到多少農民的聲音，而幾乎每個股民都在嚷嚷著自己的“受傷”。
11月15日的“中國入世網上峰會”，經濟學家蕭灼基說得很直白：“過去老說企業圈錢，這個辦法(指減持辦法)是政府圈錢。所以都有意見了。”
經濟學家董輔礽說：“以前國有股是一元錢轉成的股，買流通股的股民都是十幾倍、幾十倍買的，你一塊錢買進來，一下子就賣幾十元，老百姓就不干了，政府本身做得就不對，所以政府就應該有勇氣糾正這個錯誤，政府確實有這個勇氣，我們也很高興。”
倒是證監會顧問梁定邦出來為政府說了幾句話。在接受央視采訪時他指出，國有股減持未必就是股市大跌的最主要原因，銀行查處違規資金(逼倉)的作用也許更直接一些。他說，那些錢(減持國有股籌集的資金)不是給自己的(官員)，錢是給大家的；對政府來說，越高的價格是越好的，為人民在市場變賣資產，變賣價格是越高越好。
梁定邦說的沒錯，本來就是“我”(人民)的東西，賣的價錢越高，“我”應該越高興才是；不過，如果又是讓“我”自己掏錢買下它，事情就會變得很復雜。在這個令人頭疼的“連環套”里，搞清每個人的角色，確定讓誰來制定游戲規則，是開始玩和玩得開心的前提條件。
角色實在是復雜。《減持辦法》第三條說：“國務院代表國家統一行使國有股所有權。”第七條又說：“減持國有股由部際聯席會議審議實施。部際聯席會議由財政部負責召集，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勞動保障部、中國證監會、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為成員單位，主要負責確定減持國有股的籌資計劃和定價原則，研究解決國有股減持籌資工作涉及的其他重大問題。”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證監會主席周小川10月12日在深圳高交會專題演講時的一番話。他說，國有股減持的方向是對的，具體做法可以不斷地改進，但這不是證監會所能決定的，證監會在這方面只起到一定的作用。解決國有股問題主要是由國有股所有權的掌握者決定的。這個“掌握者”應該就是指的國務院，或者就是那個可以作出決定的財政部等組成的“部際聯席會議”。
一些專家對這樣的角色安排表示不同意見。閩發證券副總裁許章迅認為，“部際聯席會議”尷尬地扮演了雙重角色。作為市場的監管者，“部際聯席會議”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作為國有資產的管理者，“部際聯席會議”又是市場的參與者。“雙面人”的后果就是直接妨礙了國有股減持政策設計的公開、公平、公正。此外，既然“管理層”并非一個單一的行為主體，而是多層次、多部門、由多個獨立實體組合而成，它是否具有統一的理性就很令人懷疑了。
既然裁判上場比賽難免會壞了規矩，何妨交出哨子，專心做個選手？由人大來制定規則、監督賽程，角色的尷尬也許就能迎刃而解，老百姓也會心服口服。
本刊記者/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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