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比心理學家更多地討論和接受了弗洛伊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爾曼·黑塞在1918年斷言。弗洛伊德的理論在中國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最著名的是俄狄浦斯情結。
曹禺的《雷雨》,雖然曲折,但體現了“殺父戀母”的情結。更多的作品,則更加隱晦,但俄狄浦斯情節都是推動故事情節的動力之一。
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俄狄浦斯情節開始出現變體。清華大學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寧給記者講述了它的中國變形記。
《伏羲伏羲》是劉恒的中篇小說,原作再現了一種傳統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故事的情節與“殺父戀母”的情結相仿,只是兒子變成了侄子。
1990年在由這部小說改編成的電影《菊豆》中,男性視角轉為女性視角。楊天白先后殺死自己的兩個父親,菊豆則凄涼地活下來,是女性中心地位的體現。
王寧認為,這種情形看似自然,實則摻進女權主義的成分,無意地迎合了西方精神分析學的發展,因此贏得西方的頻繁討論。
有的作家矢口否認這種的影響。王安憶的“三戀”系列曾被指責為對弗洛伊德的圖解,她回應說:“我從沒讀過弗洛伊德的著作。”
但王寧認為,弗洛伊德的理論經過拉康、德里達重新闡釋,經過無數藝術家各自理解,你看到這個影子,我看到那個影子,至今弗洛伊德的理論在各個領域映照著我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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