鎧甲主角與誤會

　　亦歐/文

    “窮人與富人是不是要分區居住”，無論從題目的體積或是密度，都足夠大，但在網絡的海洋中，仍然難阻下沉的速度，在這里，一塊石頭與一座山峰都只能在海面上漂浮一小會兒。

　　但房地產商在輿論焦點上盤踞的時間，無疑是最長的。泡沫、房價、經濟適用房、貧富分區，每一次爭論都參與者眾。

　　回溯到三年前，中國經濟舞臺上，地產商正踩著悠揚的旋律，心花怒放，哪像現在這樣焦慮不堪。客觀地講，由于中國住宅市場開放，公房變私房，無產者變為有產，社區業主委員會的選舉更讓人看到民主程序的城市演練，既是GDP的扛鼎者，又是體制進步的啟蒙者，于是就有“居住改變中國”的宏偉命題誕生了。那時候的熱點是“房地產有沒有泡沫”，就像一位導演得了奧斯卡獎，被問到“您是不是累著了？”房地產商只能報之以同樣無可奈何的微笑。

　　從城市再造、街道特色、民居風格、社區文化、傳統回歸、哲學思辨、民主建設，

　　事實上，在121調控，以及831土地大限之后，一位觀察人士曾說：“都那么明顯了，房地產公司還抱團喊冤呢，還覺得

　　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中的房地產經濟周期，都無法被套用來分析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我們在過去的50年中，城鄉截然分開，即使是在80年代，農民也是在“進廠不進城”的一道紅線之下踏入了工業化的洪流。因此1998年打開的住宅市場，令土地以及銀行資金幾乎是瞬間釋放，本來就是資金密集型產業，又在不到6年時間里高速運轉，坐在這趟超快列車上的房地產商們，以為由他們拉開了一段長得不能再長的財富征程，中國城市化還有二十年光景，我們豈不是要再忙活二十年？在忙不迭擁抱財富的同時，他們也把眾多的本來不屬于自己的角色責任攬了進來。這個時代的悲哀之處在于，財富的力量居然可以席卷從來就在它對立面的東西。

　　問題在于這只是一段從浦東機場出發的磁懸浮列車，速度超快，每小時450公里，但車程只有7分鐘，這樣的列車成本太昂貴了，我們征地、用地的規模以及速度，銀行用于市政房產的資金，前所未有。但在地面享有空中的飛行速度，著實不易。

　　當不少房地產商正嘆息自己沒有像

　　與地產商在政策收縮之后驚醒相比，他們的舞臺角色與生活角色也發生了方向相反的演變，從“居住改變中國”，到“經營城市”，之后居然被扣上了“非支柱產業”的免戰牌，似乎他們階段性的歷史使命完成了，而擔當歷史責任的必要也越來越輕淡了。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明星地產商一貫的“話語權優勢”，不擔當歷史責任，怎么能回避社會責任呢？于是，由于房價引出的爭論，幾乎把房地產商引入了一個道義枯竭的尷尬境地。

　　從有沒有泡沫(僅僅是產業問題)，進而到房價是高是低(涉及社會中有一定購買力的人群)，再到窮人的房子怎么辦(純粹的社會問題)。房地產商下了磁懸浮列車，卻已經丟不掉飄浮在空中的感覺了，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個別的地產商比較活躍，實際上這也是地產商整體生存狀態的一個寫照，為什么家電或是汽車廠商就沒有跳出一個輿論明星呢？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潘石屹。地產商中無論潘石屹，還是任志強，都在貧困山區、綠色工程方面，擲去千金。還是潘石屹比較聰明，他絕不會把職業角色與社會角色混在一起，因此他盡管可以拍一部票房可憐的電影，但卻從未宣揚過他為貧困山區捐過多少錢，事實上他確實在這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他寧可讓人說成是娛樂化的犧牲品，也不愿意讓人把“社會責任感”的標簽貼到自己的門面上。因為比起商業來，“社會責任”對現代商人而言除了自律之外，其隨之而來的外延簡直就是“老虎咬天”。但此次“窮人與富人是否分區居住”之爭，老潘居然頂盔冠甲出臺與任志強爭論了起來，堪稱是地產圈2006年最讓人意外的事件之一。

　　站在舞臺上的大亨們，眼看著頭頂的鎂光燈一盞盞打開，披在身上的金色鎧甲，越晃越亮，直到刺痛了臺下觀眾的眼睛。要搞清楚的是，娛樂化歸娛樂化，那是個人選擇，如果超出這個邊界，就可能會帶來一點點麻煩，實在沒有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