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何創造新文化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

　　袁先生是我很尊重的學術前輩，在思想啟蒙、普世價值的普及等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我沒有多少資格來點評，現在我主要是想接著袁先生的問題再提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心里一直在思考的，但我可以利用一個具體的材料。今年7月4號俄羅斯《專家》周刊發表一個社論，認為表面上看來中國具有超級大國的各項條件：巨大的經濟總量，搶占全球

市場的態勢，獨特的地緣政治優勢，還有核武器、軍事實力等。但是有一點，它覺得中國在思想、精神、文化方面缺少吸引世界其他各國仰慕、仿效的東西，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理念。所以基本上它覺得還是不敢恭維，認為中國目前還只能算一個偉大的模仿者。

　　我不知道在座諸位會不會同意這樣一個看法。無論如何，從過去的超級大國發出這樣一個觀察和評論耐人尋味，因為我們曾經也是它的一個模仿者。的確，中國不是先發國家，是后發國家，是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第二波，甚至是第三波。我們有后發優勢。這個后發優勢是非常巨大、非常可觀的。我們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們甚至可以說模仿也很不容易，很不簡單，取得如此高的經濟成就，已經非常不易了。即便新的創造也得從模仿開始，這些我們暫且不表。但是我們確實可以反省，我們要反省比如說中國除了硬的實力，就像

　　哪怕我們說中國并不立意成為超級大國，并不立意成為體現世界最高價值或精神上引領世界的“世界歷史民族”，從我們的生活本身來說，我們也希望各方面生活的質量都好，不僅僅是“經濟動物”，不僅僅以“經濟奇跡”驕人。我們要無愧我們幾千年璀璨的文明。要從各個方面考慮，我們有什么獨特的東西吸引世界，吸引其他民族的人們，使世界各國的人紛紛到中國來，不僅僅是做生意，捕捉這里的商機，還被你獨特的人格、內心吸引，這才是最高的尊重和滿足。這是我考慮的一個問題，不管我們是不是同意中國是不是偉大的模仿者這個結論，至少我們要更多考慮，我們如何去創造一種全面的更有意義的體現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也體現我們向未來開拓的獨特的東西。也就是說，考慮是僅僅做“偉大的模仿者”還是新文化的創造者？

　　談到新的文化，我們今天年會的主題就是“新儒商與新文化，新文化”到底由誰來創造？簡單說，由中國人共同創造。但我這里主要說三種人，從三種主要資源，政治權利、經濟財富和思想知識看，也相應地有三種人：一種是政治家，一種是企業家，一種是學者。這三種人他們的歷史地位如何，現在的態勢如何，歷史上的傳統可以這么說，按照“士農工商”的順序，商人排在最末位，比較受排擠。但學者和官員結合在一起，結為一體，而成為“士人”、“士大夫”階層，這個階層亦官亦民，還有土地、有財富。但科舉停了以后，學者和官員剝離開，學者或者說知識分子一度成為啟蒙的先鋒，最后還是淪為“改造的對象”，成為“臭老九”。今天不臭了，但還是“老九”。中心人物始終是政治人物，這個沒變。我說中國五千年只有一個東西是最長久不變的，就是官本位，從大禹治水到現在一直如此。但今天商人和學者有個換位，商人可以說從邊緣到了中間，不是中心，但至少到了中間，而中心還不太可能。知識分子、學者則從原來的中心，跟官員結合在一起的中心到了邊緣，有這么一個換位。當然，思想者、學者思想始終會很活躍，但除了象征性的話語權之外，他沒有實際力量。政治家一般都會優先考慮政治秩序和穩定，存在某種惰性。所以商人是最活躍的，他不能不活躍，他吃的就是活躍這門飯。他必須不斷開放、不斷進取，不斷投資、不斷冒險，而整個現代社會，無論政治、文化、教育也還是圍繞經濟來展開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商人在今天要發揮中間的、乃至某種中堅的作用。

　　新文化如何來創造？按照我的看法還是要“返本開新”。在保持民族特性和尊重自己傳統的基礎上來開拓，來致力于創造。我們談“新儒商”，儒是什么？儒不僅是學人身份，也不僅是一種歷史文化，還是一種精神氣質。所以，“新儒商”不是要作為風雅的點綴、它應是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具有精神文化特性的一個概念。當然這個概念到底如何？內容如何？誰也說不清，我也說不清，大致有這么一個方向。

　　具體說如何創造，也是要靠實踐，行動者的實踐。但至少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具體來說，一個是規則的維護和創新。社會責任還不僅僅要有個別的公正或者慈善行為，而且是要為規則而斗爭。我們可能要更多考慮這一方面。也許要像康德所說的，努力使你的行為具有普遍性，能為后人仿效。你要使你的行為不僅可以成為個人一貫的行為準則，還成為一個普遍性的原則，其他人在類似情況下能類似的行動。第二個方面就是價值的守護和更新。有人類共同的價值，它是連接整個人類的紐帶、一個平臺，我們不能破壞它，還有民族認同的價值：我們有了這個東西就能夠在自己家里生活很幸福、很安寧，同時也不損害別人。另外還有個人價值，終極關切，比如信佛教，信基督教，或者追求一種美，這都有。還有生活趣味等，這都需要守護和創造。

　　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