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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孫立平
我主要把我的困惑跟大家簡單說一下。今天這個題目“告別白銀時代——新儒商與新文化”，我們實際在討論一個問題，這就是一個社會中的文化精神，或者一個社會的精神氣質。特別在我們這個場合，我們要討論和經濟活動、商業活動相聯系的文化精神和精神氣質。那么這種文化精神和精神氣質要解決什么問題呢？我覺得主要是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
個層面，是解決理性和行為模式的問題。沒有這樣一種理性的精神，我們現代的社會生活，包括我們的種種制度，以及和種種制度相聯系的行為模式就無以形成；第二個層面，是終極關懷和超越性的問題。也即價值的問題，生命和生活意義的問題。文化精神或者精神氣質主要應當解決這兩個層面的問題。但是困惑也來了，這就是儒家思想這份文化遺產和剛才所要解決的問題之間的關系。
首先一個困惑是，中國存在儒家這樣一種文化嗎？我不是指典籍當中的，我是指日常生活當中的。有時候我想，比如圣人講了很多“仁義禮智信”，這是因為那時候講得太多，記錄到典籍中去？還是講得太少，他在呼吁？如果兩千年后我們這個地球還存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會看到“五講四美三熱愛”的提法，說這是那時候的文化特征，這是不是表明這方面做得太少呢？這是我第一個疑問。如果說儒學文化在我們生活中，不僅在典籍中，它是存在的，但它又是什么？它是一種道德，是一種價值，是一種哲學，還是一種政治學說？
第二個困惑是和現實聯系在一起的。最近國學熱、儒學熱，一批企業家到北大參加儒學班。這就有一個問題：我們在怎樣學儒學？如果說有儒學存在，那我們怎么對待儒學？它是我們民族的一種精神氣質，還是我們民族經常用的那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它可以當作語錄來用嗎？
我們這個時代用儒學去干什么？我們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化，還是用來做某種補充和校正？或者做某種抗拒？究竟怎么用？這就涉及到對儒學本身的疑問。這是第一個大的疑問。
第二個大的疑問，這樣一種文化對生活真正的約束力在哪里？德國的著名哲學家亞斯貝爾斯講過“驟起的文明”。幾千年前的希伯來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這幾個文明很大的差異在于天人關系，或者說天人距離。印度是天和人離得很遠很遠，人活著這一生就是為了來世，所以這一生不努力工作也沒有關系，還有來世。中國的文化是貼著地面，天人是分不開的，距離很近。然后講基督教介乎兩者之間。但中國這種文化超越性來自何方？因為天人很近，超越性在什么地方？所以當我們講“仁義禮智信”的時候，很容易錦上添花，而很難雪中送炭。豐衣足食時能做到，但窮兇極惡時怎么做到呢？這又是一個大的疑問。
我們現在討論精神文化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要看我們這個社會提出了什么問題，社會走到這一步提出了什么問題。最近有一篇文章我寫了好長時間，叫“無底線社會”。現在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底線被突破。有規定如“老師不許強奸學生”、“干部不許拿公款賭博”，我們當作笑談，但實際上我們應該重視起來。現在很多問題我們講體制改革，但有的問題已經不是體制問題，因為體制必須要以這些底線為基礎。
那么這個底線為什么在我們社會生活當中容易被突破？剛才有人講一個詞叫“無根”，這是文化當中根本的問題。我們為什么無根？我們缺少具有約束力的超越的精神，我們沒有什么敬畏之心，我們沒有超越的精神，所以現在最后的一問就是：什么能夠給我們提供這種東西？我是搞社會學的，不是搞文化的，我只是作為問題提出來。
這段時間也有很多企業在談和諧社會、和諧企業，怎么能夠進行和諧社會的建設。企業要進行和諧社會的建設最基本的一點是什么？我認為就是守法經營，這就是對和諧社會最大的貢獻。在有余力的情況下，盡一些社會責任，這就很好了。所以我覺得，企業家之所以對儒學做不了太大的貢獻，這是因為：第一，儒學是模糊的；第二，現代社會很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分工，在于社會當中不同的機構職能是不同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文化應該各自承擔自己的功能。我們現在的問題在于，我們的功能搞錯了。實際上，政府、企業應該承擔各自不同的功能，首先把功能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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