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顧準

　　本報記者 孟雷/文

　　“高爾基還區分了家雀與海燕，可是海燕是少數，如今的海燕又豈能對大批餓死的人充耳不聞？海燕又怎能是馴服的工具”，1959年12月26日，顧準在他的日記中說。這時候，他記錄的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最難熬的時刻——1959年冬季。這之前，他已經在河北省贊皇縣和河南省商城縣接受勞動改造一年半。

　　但在“暴風雨”來臨時，這只“海燕”并沒有發出“歡呼”，從1956年到1974年的18年里，他邊咯血邊獨自低語，直到死于肺癌。

　　對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評價不一。論官位和級別，他再沒有超出30多歲時的“正局級”的高度，1958年他第一次戴上右派帽子，1965年“文革”前夕再次戴上右派帽子；論學術成就，他沒有什么像樣的大部頭著作，所以有人說，他只是一個不太合格的經濟工作者而不是經濟學家。但他死后若干年，更多的人指出，他在1957年就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并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1995年出版的《顧準文集》在學術界和民間引起強烈的反響，雖然這些東西多是他同弟弟陳敏之的通信，是真正意義上的斷簡殘篇，而且真正留給他寫作的時間只有1973年和1974年兩年；對他的成就高度，曾在他領導下工作并尊稱他老師的吳敬璉說：“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他寫下的《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以及日記等著作，使他在身后成為公認的中國有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的代表，雖然在后人“中國曾有顧準”的理直氣壯話里，我們只能說當中只有一半是自豪。

　　受難者顧準

　　從1952年開始，顧準連遭厄運。先是“官場”失意，在“三反”運動中因與中央的稅收方法之爭而戴上“惡劣分子”的帽子并遭撤職，調北京工作。1956年9月調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又調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1957年，因與蘇聯專家意見相左，第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批判，開除出黨，下放農村勞動改造。1959年，在河南信陽專區商城縣勞改，顧準親身經歷了在短短數月間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并記錄下他周圍農村的饑餓、死人、人相食等現象。在這期間，顧準要每天進行長達十五、六小時的體力勞動，成為“集中營里最臭、最卑賤的一個人”，還不時要遭受激烈的批斗、懲罰、凌辱，直到1960年回北京到院屬清河飼養場養豬。1962年 摘掉帽子并返回經濟研究所工作后，又在1964年經濟所“四清”運動中被作為“孫冶方的幕后狗頭軍師”、“張(聞天)孫(冶方)反黨集團”的“黑干將”而遭受批斗。1965年2月，被秘捕并“監護審查”了4個多月，9月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成為二次戴帽的右派，又開始勞動改造。

　　高健國所作的《拆下肋骨當火把——顧準全傳》中，記述了1966年顧準曾經遭受的毒打——

　　9月1日，正是夏季的毒日頭。紅衛兵又把顧準單獨抓來，拳腿交加地當眾毒打了一頓，打得他滿頭滿身都是傷……又抓起一塊方形的建筑磚頭，狠狠地朝顧準的腦門中央砸去，“砰”的一聲，他的腦門頓時血流如注。誰知，頭部開裂的顧準竟然笑了笑，卻一聲也不吭……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勁地拖過來，又拖過去，一邊拖，一邊踢……他掙扎著，好不容易才站起身來。他用手把頭上流淌下來的鮮血抹了一把，而后，仰臉朝天，“呵呵”一陣冷笑，滴著大串的鮮血，蹣蹣跚跚地向前走去……

　　1969年11月，顧準獲知妻子汪璧已于一年半前自殺的消息后，下放到河南信陽專區息縣東岳人民公社學部“五七干校”，兩個多月之后，顧準患上肺炎，高燒不退，從而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導致最后患上中心性肺癌。1972年7月，顧準返回北京，在持續的咯血中不停地讀書、摘錄、筆記、翻譯，直至1974年12月死去，在臨終前“工宣隊”在病床前宣布對他“右派摘帽”。

　　學者李慎之在談論顧準經歷時說，“思想家歷來要倒些霉，但是苦難深重如顧準也真還罕見”，顧準“形單影只、獨處斗室，以啃冷饅頭、鉆圖書館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罵挨打以外，連一天都沒有能直起腰來松一口氣的人，也可算達到苦難的極致了”。

　　思想者顧準

　　1953年，顧準失去官位后，調到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這次“官場”的失意，卻恰恰成了他在其后20年獨自求索并成為偉大的思想者的基石。

　　他在1957年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提出應以市場價格的自由漲落來調節生產。在這篇論文里，顧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不可能沒有經濟核算；而要進行經濟核算其所能憑借的工具只能是貨幣、工資和價格，這“就是采用了一個公共的價值尺度”，舍此沒有其他選擇。商品貨幣關系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能排除，乃是因為“讓全社會成為一個大核算單位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只能“規定全局性的，關鍵性的項目”，“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對全部生產分配與產品轉移規定得具體鮮明、絲毫不漏，因而是絕對指令性的計劃”。他在這里提出了一個與傳統的僵化模式相對立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全面論述了這種新的體制的運行原則。這種言論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這使得他成為在中國第一個提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理論的人。他的觀點啟發了孫冶方及其后的吳敬璉等經濟學家，吳敬璉等學者在30年之后為建立市場經濟所作的論證，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但是對于作為思想者的顧準，這樣的學術成就實際上只是他的“副業”，他的思索其實更久遠、深邃、廣大。在狂飆突進的年代，他已經在獨自考慮不受制約的權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當家作主反映在政體上的恰當形式、理性主義政治哲學蘊涵的問題。對他的這一部分思考，已故學者李慎之認為：“顧準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賢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蔡元培都更偉大。”

　　這些思考，大約都體現在他的兩本“書”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與《希臘城邦制度》。這些文稿其實是顧準在1973年至1974年，應其弟陳敏之的要求而寫下的一些通信和他未完成的筆記，并不是專為出版而寫作的著作。

　　在這些文章中，顧準的思索緊緊圍繞“娜拉出走(革命)以后怎樣？”的主題，針對中國的現實，探究如何解決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如何找到一條能夠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道路。他以極大的心力研究西方歷史、希臘思想，顧準曾坦言：我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總有以西方為標準來評論中國的傾向，所以老是說要讀點西方史。但是，正如學者林賢治指出的，“(顧準)幾乎言必稱希臘，其實所言并非希臘，正如言不及中國，其實所言全在中國”。

　　他在極端困境中獨自在黑暗中掘進，他在詳細考察論證了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的發生、發展歷史后認為，民主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進步：惟有立足于科學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種牢靠的民主；惟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和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采用的方法；“五四的事業要有志之士來繼承。民主，不能靠恩賜，民主是爭來的，要有筆桿子，要有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桿子”。

　　他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例如，中國為什么沒有如同希臘羅馬那樣，發展起作為歐洲文明濫觴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幾乎牢不可破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在革命勝利以前生氣蓬勃的革命理想主義，為什么會演化為庸俗的教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能避免失誤和取得真正的進步。最早看到他身后遺文的學者王元化說：“許多問題一經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他們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檢驗由于習慣惰性一直扎根在你頭腦深處的既定看法”，“在造神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沖破教條主義的人”。

　　作為思想家的顧準，最無法容忍的就是一個社會對人的全面控制和徹底剝奪。從政體、黨派、主義，到各種價值與方法，他都堅持認為，人們有權獲取選擇和拒絕的自由。從《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中可以看出，在顧準眼里，為了推翻反動階級可以有暴力革命，為了破除舊世界可以采用狂飆式的理想主義，但革命勝利以后，必須實現多元主義、經驗主義，發揚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他說：“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當今天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

　　顧準說過：“我對斯巴達體系懷有復雜矛盾的感情。平等主義、斗爭精神、民主集體主義，我親身經歷過這樣的生活，我深深體會，這是艱難環境下打倒壓迫者的革命運動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達本身的歷史表明，藉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在這篇《僭主政治與民主》一文中，顧準認為：“(馬克思)完全不想取法斯巴達，他的無產階級專政取法于1794年法國的國民公會。他主張，在物質生產還不豐裕的時候，不可以實施平等主義。他認為，這種平等主義是僧院共產主義。”顧準接著指出：“要克服異化而又反對僧院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義，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種只能在人類世世代代的斗爭中無窮盡的試驗與反復中逐步接近的理想。列寧寫《國家與革命》的時候，則干脆把《法蘭西內戰》中所設計描繪的一套政制稱之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們從往昔的雅典的靈光中，掉到沙俄的現實世界上來了……”

　　他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希臘城邦制度》中，不斷的探討著法權主義、重商主義、科學精神、民主主義、多元主義。他不停地在獨自低語，雖然其效果正如他的弟弟陳敏之在一篇談顧準的文章中說：“當知識分子尚未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的時候，任何先覺者的對抗話語，都是大夜中的囈語”，但是我們看到，那“囈語”正是歷史的先聲。

　　而他的日記，如作家沙葉新所說：“他的日記不但真實地記錄了共和國那段悲慘的社會史，也真實地記錄了在被迫‘改造’中的知識分子苦難的心靈史。”顧準在日記里記錄他自己的遭際，也記錄在河南農村發生的“饑餓、死人、人相食”，他要求自己“做一個歷史觀察家”，“新局面開始前沉默自全，跟著走，記錄歷史，使這時期的歷史能為世所知”，“至少應該記錄一個時代的歷史給后來者一個經驗教訓”。1960年1月6日，顧準寫下了“No Reason to Be Weak and Mean(沒有理由妄自菲薄)”，他認為，“結果必將以坦率、開明、寬恕、人道主義、文明的方向來代替目前說謊、專制、嚴刑峻法、無限制的斗爭、黑暗的辦法來完成歷史的使命”。 在1970年元旦顧準寫道：“一個人用生命寫出來的東西，并非無聊文人的無病呻吟，那應該是銘刻在腦袋中，溶化在血液中的東西。”

　　臨終前不久，他把吳敬璉找到

　　顧準大約就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