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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黃一琨 實習記者 戴欽 北京報道
“我們家現在不吃豆腐。”北京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宜群說。自從在媒體上看到個體豆腐攤上糟糕的衛生狀況，吳宜群一家就對豆腐敬而遠之了。
但是作為原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吳宜群并沒有和普通人一樣陷入到對于食品
安全的恐慌之中。雖然媒體報道了雀巢奶粉碘超標的事件，但是吳宜群家仍然使用雀巢奶粉。
“眼見為實。”吳宜群說。她曾經到過為雀巢提供鮮奶的黑龍江省雙城，這里的雙城雀巢有限公司自1991年推行公司+農戶的鮮奶收購模式，已歷時十余年。吳宜群發現，公司對收購奶有嚴格的測試，對每戶奶的質量均有具體記錄，終端產品如果出現質量問題，可快速溯源到具體養牛戶。收奶站的房屋、環境、設備和管理完全由雀巢公司承擔和負責，安全質量無虞。公司和收奶站簽訂的收購合同堅持以鮮奶的安全質量為核心，其收益不與收奶量掛鉤，而以安全質量綜合指標簽定合同。
對于雀巢奶粉碘超標事件，作為專家，吳宜群有自己更為冷靜的看法。她認為，在食品工業中，對于碘的日常監測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而奶牛食用的草中本身含有碘，因此造成牛奶中碘的含量極易波動。而碘的含量對于人們，特別是對于各個年齡段兒童的健康到底有怎樣的影響，這并不是一個由媒體和公眾意志就可以決定的問題。
在擔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中毒控制中心主任期間，吳宜群和她的同事們曾經接受過一個監測任務：一名兒童吃了某個廠家生產的果凍以后中毒身亡，該廠家生產的同批次產品都被要求下架封存。究竟是這名兒童吃的這粒果凍被人投了毒，還是生產環節中出了問題，所有的果凍都含有有毒物質？實驗室在有關部門不斷催促結論的電話聲中進行實驗，最初的結論是所有果凍都有毒。但是出于職業責任，實驗室重新進行了一遍實驗，發現第一遍實驗中出現了實驗器具污染的情況，而最終的結論是，其他產品中不含有有毒物質。
“大事件(的結果)就是看實驗室數據。”吳宜群說。
評估
蘇丹紅，雙氧水，黃曲霉素，二惡英，一些對于大眾來說仍很陌生的字眼正在成為危險的代名詞。然而，對于這些物質到達多少量，在多大程度上危害了人們的健康，人們知之甚少而無所適從，一些媒體知之甚少卻又口不擇言。
中央電視臺《每周質量報告》欄目主編沈偉舉例說，最近的所謂啤酒中甲醛超標問題，起因是浙江電視臺為了節目需要，和浙江工商局聯合對一些啤酒品牌進行抽查，結果導致了這場媒體大規模的報道甲醛啤酒事件，中國食品工業協會啤酒專業委員會秘書長杜福泰表示，95%以上的啤酒中含有甲醛，近期一些媒體報道95%的中國啤酒加了甲醛，含量達1.2毫克／升，長期飲用可致失明，后來一些媒體干脆說成95%以上的啤酒甲醛超標。
然而，少數媒體并不是造成公眾對食品安全恐慌的惟一責任者。吳宜群認為，國內在危險性評估這一環節上力量不足，已經在越來越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恐慌中凸現。
危險性評估(Risk Assessment)是指食源性危害(化學的、生物的、物理的)對人體產生的已知的或潛在的對健康不良作用可能性的科學評估。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部門組織起草的《中國食品安全發展戰略綱要》認為，目前危險性評估還是以科研課題的形式在組織工作，沒有納入到各級政府，乃至國家的公益性、政策性工作范疇，缺乏經費保障。因此，尚無法全面、系統、連續的實施監測，有限的資料無法開展食品污染狀況的評價和預警。
這種現狀導致的結果是，當對于食品安全的擔憂成為公眾事件，等待行政部門的結論時，行政部門卻處于手忙腳亂的狀態。
監管
從1996年開始，國內一些廠商在禽肉和魚的飼養中使用了一種名叫瘦肉精的獸藥。人在吃了含有大量瘦肉精的多量豬肉或少量臟器后，會出現心跳過快、心慌、手顫、頭暈、頭痛等神經中樞中毒失控的現象。
目前對瘦肉精最簡單的檢測是取生豬尿樣檢測，但檢測試劑現在必須從國外進口，費用昂貴，一個尿樣的檢測費用約100元，要4-5個小時。如果對豬肉或豬肝進行檢測，至少需要一天的時間。我國獸藥殘留檢測的人員不足100人，省級獸藥殘留實驗室絕大多數沒有通過計量認證。
但是，檢測力量的不足并不是食品安全體系的惟一問題。瘦肉精從人的處方藥被扭曲為獸藥，面臨的是七個環節六個部委局的分段管理：第一環節是瘦肉精的藥品生產企業，由藥品監督管理局、工商局負責；第二、三、四個環節是飼料生產、飼料添加劑生豬養殖均由農業部負責；第五、六個環節是生豬收購和屠宰均由經貿委(私營者除外)負責；第七個環節是銷售，由質檢、衛生和工商部門負責。有時一個環節多個部門插手，有時多個環節一個部門監督，整個體制錯綜復雜。
眾多部門監管的結果是，1998-2002年間，全國各地已發生因食用含有瘦肉精豬肉或內臟，乃至用瘦肉精喂養的禽肉或魚的中毒事件已達58起，1957人中毒。最多的一次中毒人數竟達530人。“八個部門管不好一頭豬”，這是業內人士對食品安全體系的概括。
部門
2002年，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馬凱牽頭組織了一個關于食品安全管理體制的調研，最后有這樣的評語：“目前食品安全體系很亂，都在強調部門行政。”
2003年機構改革中，原有的藥監局前面加上了食品二字，成為一個新機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它的任務是“組織協調、生產監督和對重大事故的查處”。這一新機構的誕生，最終決策過程十分迅速，并沒有過多征求有關部門的意見，事先幾乎沒有任何輿論鋪墊，就連不少“局內人”亦感突然。這顯然是一項需要下很大決心的行動。
前任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對媒體表示，這一副部級機構的作用就是“抓手”，通過開會來協調幾個正部級部門之間的關系。
鄭筱萸說，部門和部門之間有不協調之處，今后要通過他們的工作來加以理清。比如職能交叉的地方到底劃到哪個部門管。當前主要是各負其責，以后主要是協調關系，把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理順，把當前亂批的勢頭控制住，然后再把以前批得不當的重新整頓。
吳宜群認為，對于一些公眾關心的食品安全問題的專家結論，應該由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統一發布，減少混亂。
但是在一系列食品安全的事件中，這一點并沒有做到。一個農藥殘留的數據，三個部門都頒布了自己的結論，而國內關于肉類的檢驗標準也有三個——各個部門紛紛依據自己的專家力量，發表本部門的意見與看法，信息不對稱的公眾對此則無所適從。
“我們為什么不搞自己的結論？”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在衛生部的內部會議上，面對其他部門作出的檢測結果，衛生部的一位領導的第一反應不是對檢測結果的考量，而是本部門的聲音。
吳宜群說，科技部已經投入了1.5億元資金，試圖建設一個資源共享的平臺，使得今后在食品安全的檢測方面改變部門間各行其是，自說自話的局面，但是進展很緩慢。
“目前來看，這次改革并不成功。”這位在衛生系統工作多年的人士說，各個部門囿于各自的部門利益各行其政的局面并沒有被打破。
這位人士舉例說，雖然在歷次機構調整中，衛生部的一部分職能被劃分出去，但是在2002年，衛生部又成立了衛生監督中心，職能包括了食品衛生，化妝品衛生，飲用水與涉水產品衛生、消毒產品衛生、醫療服務衛生，職業衛生的監督，權力重新膨脹。
還有人解釋說，一些部門都愿意建設自己的實驗室和監測隊伍，名為加強監管，實際進行的是“有償服務”。因為企業沒有抽檢能力，委托檢驗是要收錢的，檢測一頭生豬五元錢，批一個認證萬余元。因此各部門紛紛把工作重點放在最終產品監督上，都來搞抽檢，搞認證，獲得部門的經濟利益。
系統
除了各部門之間自行擴權，造成食品藥品監管局、衛生部、質檢總局、農業部等幾個“塊塊”之間的模糊地帶，各部門從中央到地方的“條條”——垂直系統也十分復雜。衛生部、農業部從中央到地方均為分級管理；質檢總局當中，商檢系統屬于垂直管理，其余機構屬于分級管理。原藥監局中央和省一級部門屬于分級管理，而省以下部門屬于垂直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成立后，地方上尚無食品監管的職能部門，如何實行地方上的監管，也是未知數。
條塊分割，更加劇了食品安全體系中的混亂局面。在2003年遼寧海城豆奶事件發生瞞報情況之后，衛生部就有專家指出：“地方上的衛生局長都是市長、縣長任命的，你說他會聽誰的？”
中國食品安全發展綱要的執筆人之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認為，我國食品安全管理體制條塊分割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有效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應該以清楚、合理、科學的國家食品法律體系為基礎。在此基礎上，應建立統一、權威的食品質量安全標準和檢驗檢測體系。
國家正試圖通過新一輪的改革重新厘清部門間的關系。2004年，國務院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中指出，今后各部門的職能劃分是，農業部門負責初級農產品生產環節的監管；質檢部門負責食品生產加工環節的監管，將現由衛生部門承擔的食品生產加工環節的衛生監管職責劃歸質檢部門；工商部門負責食品流通環節的監管；衛生部門負責餐飲業和食堂等消費環節的監管；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負責對食品安全的綜合監督、組織協調和依法組織查處重大事故。據稱，這一職能分工的協調方案前后起草了十幾稿之多。
對于公眾來說，這些糾纏不清的部門利益不是，也不應當是他們關注的信息。一個，并且只有一個權威的負責任的聲音，告訴他們蘇丹紅、雙氧水、黃曲霉素，二惡英與健康生活的關系，這是普通民眾的全部要求。這個要求背后，仍然將是艱難的制度設計與部門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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