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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漏丹 實習生 張丹 北京報道
“眼下尚沒有科學依據證明其有害”；
“油炸食品可能致癌”；
“三氯生在牙膏中的使用應該沒問題”……
今年，在蘇丹紅、雀巢碘超標、高露潔牙膏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中，媒體炒得熱熱鬧鬧、不亦樂乎，卻幾乎從沒有人給公眾一個“是或不是”的簡單答案，我們很少看到權威專家站出來，給出翔實可靠的證據向大家解釋，某某產品吃了不會有問題，或者吃了就會致病。
相反，絕大多數專家選擇緘默不語，或者他們會解釋一大堆非常專業的某種化學成分的性能，之后得出一些讓人無法安心、充滿聯想的結論。“可能”、“應該”、“一般”、“影響不大”，這些模棱兩可的說法充斥了公眾的視線。
比如“微量攝入蘇丹紅未必能致癌”，什么叫“微量”？什么叫“未必”？表面看上去科學嚴謹的說辭，在很多人看來卻有些推卸責任的味道。
至少到現在為止，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科學仍然缺位。科學界還沒有對涉及全民健康乃至生命問題進行嚴肅的探討，甚至哪怕是粗魯的指摘。至少，在公眾層面，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樣嚴肅的探討。科學家們寧愿選擇讓自己在公眾面前變得面目模糊。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安全技術中心教授胡小松說：“就算你現在問我，我仍然只能這么說，雀巢碘超標可能問題不大，應該說不會造成太大危害，公眾沒必要恐慌。”
中國有制造“兩彈一星”奇跡的科學英雄，有把神舟飛船送上天的科學英雄，但是似乎還沒有關心柴米油鹽的科學英雄，盡管柴米油鹽之類的“小事”關系著每個人的健康和生命。科學界為什么不愿意在“柴米油鹽”上發出有力的聲音？
脆弱的獨立性
“中國有七八億農民在生產食品，能管得了那么多人按規范使用農藥和獸藥嗎？政府有這個能力嗎？即便有這個能力，我們需要多少監督員？那需要多高的成本？”
“中國三分之二的食品加工企業是中小型企業，政府能管得到所有這些中小企業的生產過程嗎？”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研究員、科技部食品安全重大事項首席科學家陳君石的這些反問呈現了中國食品安全的現狀和水平。
這種現狀決定，中國的食品安全是一個漏洞百出的地方。“就像一個水葫蘆，這邊摁下去那邊又浮上來。” 國家體育總局運動醫學研究所主任醫師黃光明這樣告訴記者，他同時也是首都保健營養食品學會的副會長。
而科學界是整個食品安全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它的處境與這個鏈條之上的每個環節都密切相關。
黃光明不愿過多談論食品安全問題，他說這種問題應該去問質檢部門，因為各種國家標準和制造工藝他們更加了解，“專家就不方便談了，權威性不夠。”
其實，對于蘇丹紅之類的問題，黃光明基本都能說出一些看法來，但他擔心無意中沖撞了各種各樣的“標準”，也擔心食品的成分在包裝上表現出來的并不真實。
大環境的狀況限制了科學界發出聲音的能力。科學家畢竟只能站在學理的角度進行論述，而無法控制食品加工生產鏈上的各個環節。
中央電視臺《每周質量報告》的主編沈偉經常為在節目中找不到愿意出鏡的專家而犯愁。他說：“如果一個事情真的有問題，那就絕對不能說。這是行業的潛規則，否則你怎么在這個行業繼續混下去？”
胡小松是少有的與《每周質量報告》保持良好關系的專家。“專家各有各的特長，而且即便某一方面的專家說話，也只能是個人觀點。這樣說，可能得罪企業；那樣說，可能得罪有關政府部門；再換個說法，可能得罪消費者。環顧左右而言他，那就不如不說！” 胡小松說。
如果得罪了企業，企業可能不再找這位專家進行測評或者做顧問；如果得罪了有關政府部門，這些部門可能責怪專家說話不小心，增加了他們的壓力，科研和晉升都會成問題；如果得罪消費者，那么專家可能名譽掃地。
在食品安全領域，獨立的科學精神似乎很少見。在這種情況下，要求一個科學家像孤膽英雄一樣站出來振臂高呼，幾乎不切實際。
被媒體嚇壞的科學家
“你這是理想狀態！”當記者提到科學家應當在食品安全一事上具備更加崇高的人文關懷精神時，陳君石這樣反駁。
他自己曾經是一個樂于向公眾說話的科學家，對媒體也很友善。雀巢碘超標一事，他曾接受多家媒體采訪。但最后稿件出來，其中一個標題是“又一科學家為雀巢公司辯護”，也有媒體對陳君石的話進行斷章取義。
從此以后，陳君石對媒體敬而遠之。
“媒體總是挑需要的一兩句話寫進文章，完全曲解了我們的意思。專家的真實觀點有時候很難傳遞給消費者！”陳君石說。他認為一些媒體阻斷了專家的聲音，“惟恐天下不亂，吹毛求疵，把消費者的神經繃得緊緊的”。
他把科學家之所以沉默歸結為兩個原因：一是專家意見很難到達消費者；二是專家們害怕。而媒體與這兩個原因直接相關。
“你現在打電話到疾控中心來，專家基本都不會接受采訪，他們會推掉。”陳君石說。他1956年從北京醫學院畢業，現在已經是中國食品營養和安全方面的泰斗。“像我這樣年紀的人反正已經做到頭了，一般40到50歲的專家絕對不敢對媒體說話。他們還要往上升遷，沒做院士的還想做院士，如果出了雀巢那樣的事情，他們能受得了嗎？”
科學界的環境在陳君石的描述中顯得非常微妙和復雜。他舉例：比如一位科學家出了科技成果，需要經過評審。只要評審專家中有一位說一句“他不就是為雀巢辯護的那個人”，那么這位科學家的成果基本就會被否決。這就意味著他在業內很難立足。
“站出來說話，風險太大。”陳君石說，“另外，胳膊擰不過大腿。媒體總想吸引眼球或者吸引人民幣，很容易把專家搞臭。專家還不如明哲保身，不犯錯誤！”
出于類似的顧慮，胡小松最近不愿多接受采訪，他連央視的節目也已經很久沒做了。他說：“食品安全不可能100%，有很多不確定性。”
現有的監測水平
食品安全確實具有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但總有方法降低這種不確定性。
“吊白塊”是一種漂白劑，早在很多年前政府就明確規定，如果用這種東西漂白食品，就要被判刑，因為它可能致癌。
但“關于‘吊白塊’究竟怎么致癌？多大量致癌？在哪些人群中更易致癌？在哪種食品中更易致癌？質檢部門、衛生部門卻沒有做過相應的研究，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很膚淺。”沈偉說。
直到現在，“吊白塊”還被一些食品生產加工廠家添加到米、面、腐竹、食糖等食物中進行增白。
黃光明也表示，國家在食品安全方面，缺乏相關課題，比如動物實驗、人群觀察以及對添加物、殘留物的檢測。他說：“在體育領域，各部門每年都會組織專家評審科研課題。在主管衛生的部門，關于食物安全的課題是不是一直沒有被列上或者根本沒有人提出呢？”
以蘇丹紅為例，在google搜索“蘇丹紅”和“科學家”這兩個關鍵詞，可以發現搜索結果中，只有國外科學家曾經對蘇丹紅做過動物實驗，并聯系本地情況，公布蘇丹紅的危害程度。
例如，歐洲調味品協會專家委員會調查了不同辣椒粉中蘇丹紅一號的含量、歐洲人每天使用辣椒的數量，從而計算出人體每天可能攝入的蘇丹紅一號的劑量，然后與動物實驗結果進行比照，衡量其致癌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
在中國，即便像陳君石這樣的泰斗級人物，也只能這樣衡量蘇丹紅的危害性：“一支香煙的致癌性就頂得上幾十罐蘇丹紅。”而且他認為，至少在蘇丹紅的問題上，中國不需要再做基礎調研，因為任何國家都不允許采用蘇丹紅作為食品添加劑。
目前，中國在食品衛生領域的監測水平還處于對“食源性疾病”(各種食物本身所攜帶的致病微生物導致的疾病)的研究水平上。比如，科技部正在全國15個省針對食品污染建立全國監測體系，其中一種針對生肉里的沙門氏菌進行監測。沙門氏菌能導致人類食物中毒、傷寒和副傷寒，以及家畜的多種感染性疾病。“結果驚人啊，有一種沙門氏菌對15種抗菌素都有抗藥性。這就意味著人以后因此生病都沒藥可吃了。”陳君石說。
而對于目前媒體上廣泛報道的因食品添加劑所導致的食品安全問題，似乎已超出中國食品安全的調研能力范圍。
陳君石認為，對禁止在食品使用的各種添加劑等的調研屬于“公共信息”，其他國家都做過調查，“誰都能拿到”。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在食品安全問題上應該做最關鍵的事情，把精力投入在調研“允許使用的東西”上，例如霉菌等在某些食品制作過程中必然產生的物質。“對于國家不允許使用的添加劑，我們為何還要做調研？”
但是，最近食品安全領域出現的問題，恰恰大多出在“不允許使用的東西”上。
投入不足
食品安全領域所處的這種監測水平，與中國目前對食品安全的投入不足有關，要達到更高層次的食品安全監測在中國還是件困難的事情。
例如，早在10年前，中國就明令禁止在食品中使用蘇丹紅，但令人尷尬的是，各個質檢單位(包括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一直以來根本不具備檢測蘇丹紅的設備和能力。
“沒有投入，科學家更沒有發言權，因為他們什么都不清楚”，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安全技術中心教授胡小松認為，食品安全方面，在基礎科研方面國家投入不足，研究基礎很薄弱。
身在政府部門的陳君石認為，國家已經在這個領域做了大規模的投入。十五期間，科技部投資1.5億，立下《食品安全技術重大專項》，現在成果還沒有驗收。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關于食品安全方面的重大項目。
“十一五期間，科技部還會繼續做食品安全的專項。”陳君石說，“而且投入會更大。之前的1.5億，配上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其實都達到10億以上了。”
但是胡小松反駁說，“投入1.5億，一個問題都解決不了！”，他舉了個例子，聯合利華公司每年投入于食品安全的科研經費達到10億歐元。這個數字幾乎可以與中國各級財政在2003年安排非典防治的資金數目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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