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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西安的暴力襲警事件頻發，致使多名警察受傷，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爭論。在眾議的聲音之中，有一種來自專家，認為警察社會威望的高低是與襲警事件發生的多少呈反比的。
近年來，在一些地區一些人心中警察的威信有所下降，其中原因很多。除了警察中的一些“害群之馬”為非作歹等因素之外，某些媒體為尋找“賣點”，不甘落后地挖掘警界
“丑事”，將警察“妖魔化”也難咎其責。從孫志剛事件開始，四川餓死吸毒女犯的幼女的案件、佘祥林案、警察打死警察案，諸多事件使得一時間關于警察群體的負面報道充斥著各色媒體。很多報道違背了新聞真實性的原則，是在刻意炒作關于警察的話題。
通常不負責任的報道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報道失實。這是由于某個組織或個人的有意誣陷或編造，使新聞界被蒙蔽，引起誤發報道，使警察形象受損。比如2003年5月22日，鄭州某報刊登了一篇題為《警察鳴八槍鎮住百人群毆》的嚴重失實報道，此報道見報后一天內，包括幾家國內著名網站在內的30多家網站進行了轉載，在社會上造成惡劣的影響。在記者的筆下，原本數人毆斗變成了百余人群毆，警察根本沒有開槍卻被編造為連鳴8槍。
二是過頭或不全面的報道。由于過度追求“新、奇、特”和所謂“神秘”、“刺激”、“轟動效應”，因而警察題材成為愉悅讀者的故事主體。例如在對上海同濟大學在校研究生兀培玉被幾名歹徒追打至河中溺水而死一事的報道，眾多新聞媒體都進行了連續追蹤報道。因為被打至水里造成溺水而死的是一名有著很好發展前景、可成為國家棟梁之才的在校研究生，此案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和對歹徒的憤慨。但此案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另一個原因，是由于歹徒行兇時開了一輛有“法院”字樣的警車，其中一人還穿了制服。于是乎，一些報道憑主觀推斷，認定是警察干的，繼而是鋪天蓋地的強烈要求追查出真兇的報道，許多媒體索性用了“公安車”一詞。公安機關當時已抓住的兇手之一是工商所干部，竟被人懷疑是替罪羊。只有《人民日報·華東新聞》發表了一篇《假警車的由來》，報道了那輛案發現場“警車”的出處�？梢韵胂螅诔惺苣敲创蟮膲毫臀那闆r下，公安民警堅持依法辦案有多艱難，而這種艱難竟然就來自媒體捕風捉影式的報道。
還有一種情況則是新聞界有的人習慣按照自己的思維定勢、觀念、態度分析看待事件，曲解事實，從而導致警察形象產生危機。如《我是警察我怕誰》、《你不讓路，我就開槍打死你》這樣的報道。以第一人稱反映事件中的警察的心態，固然很有讀點、看點，但的確有記者主觀臆想的成分攙和其中。應該說，新聞媒體曝光丑惡，是媒體的重要功能，本無可厚非，但是我們的媒體一定要考慮到，任何一次輿論監督，就其目的與效果而言，不外乎匡扶社會正義、規范倫理道德、服務黨和人民、規范政治秩序。它與群眾監督、黨紀監督、法律監督一樣，其出發點與落腳點都在于公開問題、緩解矛盾，而不是反過來添亂，不能僅僅為了捕捉聳人聽聞的“看點”和“賣點”而忽略了報道的負面影響。媒體應切記江澤民同志的一段話：“歷史經驗反復證明，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
事實上，一線工作的民警平均每天工作11至15個小時，平均3周才能休息一天，全國每年都有400——500名警察因公殉職。警察因為是特殊職業，從生命權上講是弱者；從經濟待遇上講是弱者；從社會地位講，由于職位少，是弱者；工作繁重，休息時間少，是弱者；工作壓力大，需要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是弱者。只有在精神上，這個群體是強者，是他們在維護著社會的秩序。試想，警察一旦淪落成誰都可以肆意攻擊的弱勢群體，既流血，又流淚，那么得意的又將會是誰呢？
輿論是影響公眾觀念的有力工具。有一部名為《大事件》的電影通過故事說明了媒體“襲警”的威力：電視攝制隊無意中拍攝到警察隊伍于街頭被悍匪重創，當警察向匪徒舉起雙手的鏡頭出現時，全香港市民嘩然，警察威信蕩然無存。為了重整士氣，警方也打算將整個剿匪行動現場直播，利用傳媒一洗警隊頹風……為了電影故事的情節不被“變現”，媒體不應該惡意“襲警”！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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