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動知青 居無定所每一天都需要奮斗

　　核心提示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在被媒體頻繁聚焦的“白領”和“農民工”之外，生活著這樣一個青年群體：他們沒有所在城市的戶口，大部分有大專以上的學歷，一般從事非體力勞動性質的工作，居無定所。有青年研究者將其稱為“城市流動知識青年群體”(簡稱“流動知青”)。

　　這個群體以“北漂”最先引起關注，但其規模遠遠大于“北漂”。他們的絕對數量已經相當可觀。奮爭拼搏是他們的青春底色，漂泊不定是他們的生活常態。

　　從北京大學西門往北走，穿過車流喧囂的馬路，有一家名為藍院的宿舍旅館。走進大門，看見一條仄仄的通道，兩旁的大小房間里，住滿了為考研而忙碌的年輕人。他們有的剛搬進來，有的已經在這里住了幾年。每天晚上11時左右，他們結束自習，從各處回來，洗漱，交談，十分熱鬧。他們端著臉盆，偶爾向外一瞥，眼神帶著些許迷茫。

　　這里只是中關村周圍眾多“宿舍旅館”中的一個。在北京大學南門外，一家旅館門口總是掛著“客滿”的牌子。老板告訴記者，房子幾乎都被考研的學生訂下了，一直排到今年冬天。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周擁平副教授最近主持完成了一項“流動知青調查”。與人們熟悉的“上山下鄉”的“知青”不同，流動知青多是從小城市、農村來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他們有知識，很多人是專科或本科畢業，卻沒有大城市的戶口，這給了他們“流動”的感受；他們收入不高，在大城市過著中等偏下的生活；為了擺脫平庸的命運，他們愿意忍受暫時的貧窮和困頓，每天都在奮斗。

　　生活在北京大學附近的這些考研學生，只是流動知青中的一部分。“在對流動知青的研究中，他們身上那種不灰心、不自暴自棄的品質最吸引我。”周擁平說。

　　“如果不能留在北京，我簡直無法想像該怎樣生活”

　　1979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返城，第一個知青時代結束。那時，孫曉蕓(化名)還不到10歲。12年后的1991年，孫曉蕓來到北京，成為較早的一批城市流動知青之一。時過境遷，兩代知青流動的方向完全相反，不過，兩代人都有“向上”的追求，只是對“上”本身的理解千差萬別。

　　追求更好的生活，是孫曉蕓和她的同路人的愿望。

　　1989年，孫曉蕓的高考分數不理想，父親通過關系，將她送入河北保定一所大學學中文。她“覺得特別自卑，根本融不進同學當中”。只讀了一年半，孫曉蕓便自作主張來到北京，到一所大學學文秘專業。“同學們畢業都是國家分配，我沒有畢業證，得自己找工作”。她第一次有了“流動”的感覺。

　　孫曉蕓那一代流動知青，大多是因為個人因素來到大城市。時值上世紀90年代初，改革開放大潮涌動，個人創業的舉動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和青睞。孫曉蕓們相信北京有更好的生活在向她們招手。不過，那時候流動并不是青年們改變現狀的普遍選擇。一名比孫曉蕓早一年高中畢業的女孩是這樣選擇未來的：她接了父親的班，到縣工商銀行工作。

　　引發年輕人第一次大規模向大城市遷移的政策出現在1993年。這一年，曾讓孫曉蕓十分羨慕的“國家包分配”政策走到了盡頭，國務院發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指出“要改革高等學校畢業生統包統分和‘包當干部’的就業制度，實行少數畢業生由國家安排就業，多數畢業生‘自主擇業’的就業制度”。從這一年開始，感到工作不理想的本科畢業生，開始大批加入“流動知青”群體。那年，北京圓明園周圍出現了一群愛好詩歌、繪畫和音樂的藝術青年，人們稱這個地方為畫家村。“候鳥般的生活方式”開始廣泛為青年所接受。

　　正是這樣的社會氛圍，使劉勁(化名)決定放棄家鄉安穩的生活。1998年中專畢業后，他沒有接受父親安排的在家鄉某國企工作的職位，直接來到北京。“來北京之前，我覺得自己很聰明、很能干，到了北京，才發現自己很一般。”與他同來北京的好幾個中專同學，有的在快餐店做銷售，有的在洗浴中心做收銀員，工作都不是很順，最后都回家了，只有他堅持留下來。

　　1999年，高校開始大規模擴招。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突出，很多本科生拿不到留在大城市的指標，又不愿意回原籍工作，于是選擇了在大城市“流動”的生活方式。

　　25歲的小朱屬于高校擴招后第一批大學畢業生。2003年，畢業于首都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小朱發現，自己對北京有一種難以割舍的情結。面對畢業后回原籍的現實，他對好友說：“如果不能留在北京，我簡直無法想像該怎樣生活。”最終，他留在北京，成為一名流動知青。

　　在清華大學附近工作的陳某，用自己租下的一套房子設立了“學生公寓”，轉租給別人，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可以住12個人，每人每月房租300元到400元不等。擁擠的房間里，除了上下鋪的鐵床，幾乎放不下任何擺設，廚房里陳舊的煤氣灶上積了厚厚的油灰，幾個人輪流用它做飯。

　　住在這里面的，除了一個準備考研的，都是工作沒有著落的大學畢業生，江蘇來的小李就是其中一個。本科畢業后，他到北京投靠讀博士的哥哥。閑了幾個月，他覺得有些苦惱，剛剛參加了一家保險公司的面試。“經理對我不錯，希望我能跟他干。”電話里，他憧憬著自己的將來：慢慢熬，希望以后自己也能當經理。

　　與一次分配定終身的傳統大中專畢業生相比，流動知青有更多的自由，他們有可能通過奮斗改變命運。不過，這樣的自由，有時候充滿苦澀。

　　“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的區別

　　4月1日中午，北京市藍旗營小區某居民樓一個“學生公寓”里，本科畢業后從福建來到北京、尚未找到工作的小任正在電腦上玩游戲，他的床頭貼著“努力”、“奮斗”4個字。這個宿舍的7個人，要么是從外地來北京考研，要么是大學畢業后來北京找工作。整整一天，只要有人在，這里總是充滿笑聲。

　　但并不是所有流動知青的生活都這樣快活。“流動知青在整個知識青年群體里處于相對弱勢的位置，這些年輕人缺少經驗、缺少社會關系，往往處于工作、生活的極大動蕩中。社會位置漂浮不定，對很多流動知青來說是常態。”周擁平說。

　　孫曉蕓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月薪是200元。她干得很苦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為了省錢，她吃、住都在學校，“我想存錢，貼補家里”。為了多賺錢，孫曉蕓曾去抄信封，抄一個信封賺3分錢，她最多時一個晚上抄了400多個信封。

　　工作了兩年多，孫曉蕓總覺得失落，于是參加了成人高考，在北京大學讀夜大，學習財會。這次讀書，她目的很明確，就是想學個能謀生的專業。3年后，她順利拿到了大專文憑，找到第二份工作———做社會調查，月薪400元。為了省錢，她在北京大學旁邊跟另一個女孩兒合租了一間平房，每人每月30元，房子沒有暖氣。“吃飯、洗澡什么的還是在北大，便宜。”

　　之后，孫曉蕓又換了幾份工作，有幾年就住在辦公室，連租房的錢都省了。“那時候年輕，也不覺得苦，現在回過頭來看，挺心疼自己的。”她從不吃早飯，午飯就吃1.5元一個的煎餅，整整吃了一年。

　　幾乎每個流動知青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回憶。陳顥廬至今還記得初到北京，在人才交流市場吃盒飯時碰到的那些別有意味的笑臉。一位作家好心提醒他：“你還是到勞動力市場去試一下。”

　　“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的區別，讓他強烈地感受到“身份對人的重要性”。

　　沒多久，陳顥廬的錢快花光了，因為他是自作主張來北京，家人拒絕提供援助。連吃了3個月方便面，他開始掉頭發。為了補充營養，他買來韭菜，用開水反復燙熟，撒些鹽，強迫自己吃下去。

　　目前的陳顥廬已經在籌辦自己的文化公司。說起那段日子，他仍然無法抑制自己的感傷。記得當時絕望之下，他曾給姐姐寄去一幅畫：一個小孩，端著碗站在路邊，旁邊寫著一行字———大爺，行行好，賞點米吧！姐姐收到信后哭了，給他寄了2000元錢，他得以活下去。“那時候，我心中不切實際的幻想都消失了，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人首先得活下去。”

　　幾經周折，陳顥廬在一家酒店找到工作———洗碗，每月300元，這些錢他大多用來訂報紙，了解各種信息。老板有一次表揚他：“你是我見過的第一個訂報紙的洗碗工。”

　　工作兩年，攢了點兒錢，陳顥廬終于作為旁聽生進入北大中文系學習，實現了自己的夢想。不過，已經畢業的他，又有了新的苦悶。“不想做但不能不做的事，實在太多了。”伴隨著社會地位的上升，陳顥廬開始懷念自己丟掉的很多東西。

　　“就好像有一扇門，可是別人卻把它關上了”

　　來北京已經14年了，孫曉蕓至今沒有結婚，沒有北京市戶口，收入也不高。回望14年的生活，孫曉蕓有些沮喪，她的目標也變得很實際：“月薪達到五六千元，有自己的獨立空間，就比較滿意了。”

　　如今，與孫曉蕓同時來到大城市的最早一批流動知青，已經步入中年。他們的知青生涯即將走到盡頭，一些人終于躋身城市的主流，另一些人則無奈地發現，自己還在城市的邊緣游走。

　　劉勁對自己的生活也很不滿意。“我原來很排斥公務員之類很穩定的工作，但現在覺得這種工作挺好。”他發現在北京創業并沒有給他帶來想像中的成功和優越感。自己的同學，很多已經有房有車了，相比之下，他缺少一番事業來支撐自己的信心。

　　此外，一種漂泊不定的感覺也讓孫曉蕓感到不安。有一次上課，老師講詩歌，當講到“嗒嗒嗒的馬蹄聲，是過客，不是歸人”時，她的心就像被抓了一下，非常難受，“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過客”。

　　許多流動知青都有這樣的心理感受。在北大讀書的時候，陳顥廬發現，“正牌”的北大學生往往不愛和他說話。他這樣形容自己的難受感覺：“就好像有一扇門，只要走進去，我就可以進入另一種生活，可是別人卻把它關上了。”

　　“流動知青要努力尋求自己在社會職業結構中的位置，努力融入當地社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陸建華說。在他看來，流動知青作為整體很難成為大城市的主流人群，但經過有效的努力，其中一部分人可能會進入城市主流，成為城市主流的一部分。

　　正努力向社會主流人群靠攏的劉勁，明顯感覺到了自己在社會上的尷尬位置。“我跟有北京市戶口的人不一樣，跟正規院校畢業、在北京找到工作的大學生不一樣，跟在家鄉工作的同學也不一樣。”

　　在城市白領階層和農民工之間，流動知青成為一個“不上不下”的尷尬群體。他們沒有城市白領的較高地位；而與農民工相比，他們的知識技能、就業前景較好，卻仍不穩定。

　　陸建華說，流動知青現在缺乏的，是對自己所在群體訴求的整體認識。白領階層和民工階層都有自己明確的訴求，流動知青也要發現自己所在群體的訴求，獲得表達群體意愿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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