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詐騙花樣翻新 靠法院強制力運作得手

　　貌似正常官司 背后暗藏手腳 靠法院強制力 兵不血刃得手

　　編者按

　　民事訴訟詐騙是近年來司法實踐中出現的一種新動向，而且有發展蔓延的趨勢。一些人利用民事訴訟中各種程序的特點，通過制造假證據、隱瞞事實、制造假債務、惡意串通等

多種手法，表面上看是正常的民事訴訟，背地里通過各種“運作”，最終使法院作出有利于他們的錯誤裁判，并依靠國家強制力，堂而皇之騙取本不應當屬于他們的財產和相關權利，或者免除自己的債務。

　　面對那些屢屢得手又隱蔽在法律裁判保護下的訴訟詐騙“能手”，有學者稱，這是現實版的“蛇吞象”，是現代版的巧取豪奪。如果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不僅影響法律的嚴肅性和法院、法官在人民心中的尊嚴與威信，更對整個社會誠信的建立和弘揚帶來極其消極的影響，對實現

　　目前，我國現行相關立法尚不完善，法律、司法界對相關問題尚存爭議；實踐中，各地法院對相關問題的認識、態度各異，所以采取的處理方法也大不相同。但是，有證據表明，民事訴訟詐騙的現象還在不斷發生著。

　　面對如此狀態，盡快出臺相應的司法對策，防范和遏制這種行為的發展蔓延，已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本報今天刊登記者采寫的相關報道，希望全社會對此類問題能夠引起高度重視。

　　動向

　　本報記者 王斗斗

　　方萌傻了，她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這不是在做夢。

　　面對上門執行的法官，面對要賠償3萬多元的敗訴判決書，面對一張真假難辨的借條，面對原告的名字竟是她的前男友林洋，方萌百口難辯。

　　“自己從未向林洋借過錢，哪來的借條？”滿腹委屈的方萌無奈來到上海市徐匯區檢察院申訴。

　　2006年1月，隨著鑒定中心對借條的鑒定，案件的真相浮出水面：原來，林洋采用掃描、臨摹技術，假冒方萌簽名偽造了借條，又利用她賣房后戶口暫未遷移的時間差，致使她收不到法院傳票，法院只能公告送達并作出缺席判決。

　　“林洋的行為屬于典型的訴訟詐騙。”最高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告訴記者。訴訟詐騙是司法實踐中的一種新類型案件，一般是指行為人以提起民事訴訟為手段，通過偽造證據或者提供虛假證據欺騙法院，使法院作出錯誤判決，并依據該判決騙取財物或者免除自己的債務。

　　訴訟詐騙花樣翻新

　　近年來，通過民事訴訟詐騙發財的“歪招”，在我國正越演越烈，手段可謂花樣翻新。一些人得手了，在一旁偷著樂；一些人被發現了，有的被司法拘留，有的卻毫發未傷。

　　記者通過采訪，將已經被發現的做法作了大致概括。

　　捏造事實欺詐型

　　一方當事人故意偽造、編造證據，或者明顯沒有證據而捏造和虛構案件事實，試圖通過訴訟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自己獲取不正當利益。

　　案例回放：2005年7月，已經在自己的別墅里住了10年的張英突然收到了法院的傳票，原告陸野向法院提起訴訟稱自己才是別墅的真正主人，張英只是臨時租住。原來，張英于10年前從陸野手中買下一塊宅基地，出資建造了別墅(無產權證)居住至今。陸野向法庭提供了一份他出資12.8萬元建造別墅的收條，上有張英的親筆簽名。張英承認簽字是真實的，可她從未收到過這筆錢。最后，法官發現了真相：收條是經過精心拼接粘合而成的，是陸野利用張英以前提供的其他簽名材料偽造的。

　　惡意逃避債務型

　　因欠債被告上法庭后采取編造事實、提供虛假證據、阻礙執行等手段，達到擺脫債務或減少債務的目的。

　　案例回放：2005年10月25日，江蘇省宜興法院周鐵法庭同時受理了兩起巨額民間借貸糾紛案。原告蔡元和鄧斌分別訴稱被告宜興保溫廠曾向他們借款100萬元和120萬元，現要求被告支付欠款并承擔逾期利息。庭審中，原、被告雙方對借貸事實均不否認，被告也同意償付借款，雙方愿意達成調解協議。但法官總覺得有點蹊蹺。

　　經過調查，法院查明被告因另一起貨款糾紛，已經敗訴，案件已進入執行階段。這起官司完全是當事人虛構借款事實，企圖逃避債務的行為。

　　玩弄技巧獲利型

　　當事人明知自己的主張不是事實但試圖利用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對方證據不充分或對方失誤等，故意擾亂視線，歪曲事實，使法官在認定事實時陷入錯誤，從而達到對方敗訴自己獲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案例回放：河南省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田強于1999年11月退出該公司。2001年5月，社會人員李鳴拿著一份自稱和該公司于1999年4月簽訂的售房合同及收據起訴該公司，請求法院判令該公司退還所收房款17萬元及其利息。田強冒充該公司簽收了法院送達的起訴狀副本、應訴通知書。開庭審理時，該公司因此未能出庭。法院缺席判決該公司返還李鳴房款17萬元及其利息。判決生效后，法院強制執行時，該公司才知道這場官司。

　　相互串通欺詐型

　　一方當事人與對方當事人惡意串通，有意影響、歪曲事實甚至黑白顛倒，導致法官作出錯誤的裁判，間接地使部分當事人受到侵害。

　　案例回放：2005年1月21日，江蘇省宜興市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民間借貸糾紛案。原告王志訴稱宜興市陶都進出口公司欠他現金95萬余元，被告對此事實當庭承認。開庭僅15分鐘，雙方就達成和解協議，并到銀行辦理了交接手續。幾分鐘后，案外人黃文打電話給主審法官，稱被告賬上的錢是他暫時放在被告的賬上的，原、被告是串通好了利用訴訟將這筆錢劃走。經過法院調查，認定原、被告雙方訴訟詐騙，對雙方予以拘留。

　　串通法官牟利型

　　一方當事人與法官串通，相關司法機關的內部人幫助出主意、做手腳，甚至利用法律規定的模糊地帶和不完善的地方，通過貌似正常的法定程序，枉法裁判，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

　　采訪中，幾位受訪者，無論是法官、負責民事行政案件監督的檢察官，還是律師，都不約而同地提到本報6月20日5版《院長和老婆打官司國有醫院大樓成私產難道是“蛇吞象”的現實版》那篇報道。他們隱諱地表達了同一個意思：法官整天審案，想騙過法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還有律師、當事人的監督，還有內部的一些關口。但一些人之所以能一路兵不血刃，順利得手，背后的原因很復雜，業內人大多“心知肚明”，只是，很多事情無法公開披露。搞法律的要講究證據，況且，查找證據也非常困難。另外，一句“對法律有不同理解和認識”也會將一切掩蓋過去。

　　法律“瘸腿”拿訴訟詐騙沒轍

　　緣何如此多的人來“鉆營”法律的空子？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一位法官指出，訴訟詐騙最主要的原因是立法的“先天不足”。對此類訴訟行為如何處罰？我國現有的法律力不從心，甚至有空白。

　　實踐中，訴訟詐騙行為人一般僅承擔敗訴的法律后果，即使法院查明了有關人員“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了人民法院審理案件”，依照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也只能對其作出“15日以下拘留，1000元以下罰款”的處罰。由于缺乏懲治力度，行為人的投機心理更加膨脹。

　　這位法官說，除了法律“瘸腿”的原因外，還有多種因素。當事人在民商事活動中缺乏應有的防范意識，如不注意保存合同，簽名時粗心大意，對印章使用保管不善等。個別法官未嚴格依照法定程序辦案，如對當事人的主體資格審查不嚴，不按法定方式送達訴訟文書、缺席判決等。

　　他告訴記者，根據民事訴訟法，當事人起訴只要符合法定條件，法院就應受理，缺乏對案件的實體審查。規定避免了當事人的“投訴無門”，卻為少數不懷好意者開了“方便之門”。

　　如何制裁披著羊皮的狼

　　通過制造假證據、隱瞞事實，騙取法官的信任，這些披著“羊皮”的“狼”在法庭上，堂而皇之索取自己的所謂“合法權利”，背后卻借助司法權謀“黑心之財”。

　　“針對訴訟詐騙行為產生、發展的現實，在現行立法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采取相應的司法對策予以防范十分必要。”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官吳在存說。

　　強化法院主動調查職權

　　吳在存認為，應適當強化法院職權，對涉及公益性較強的訴訟案件，法院應主動依職權收集證據，特別是當懷疑訴訟當事人之間有串通欺詐可能時，應加強職權調查。尤其對三方訴訟、群體訴訟和非具法人資格的其他組織參加訴訟等案件，是否存在訴訟詐騙要特別予以關注，必要時可將相關情況向利害關系人進行通報，以防訴訟詐騙的發生，避免誤判。

　　增加罰款數額并完善刑法

　　中國政法大學民事訴訟法教研室主任宋朝武認為，訴訟詐騙給對方當事人造成重大損失，如企業停產、破產等，應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我國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偽造、毀滅重要證據等行為可追究刑事責任，但如何追究卻無相應規定，刑法亟待完善此方面內容。

　　另外，民事訴訟法中規定對個人的罰款金額為人民幣1000元以下，對單位的罰款金額為人民幣1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這種罰款數額顯然過低，必須加大懲罰力度。”宋朝武說，即使對訴訟詐騙不能以犯罪論處，也要在經濟上予以相應制裁。

　　引入精神賠償制度

　　吳在存認為，在不違背現行立法原則的前提下，應賦予受害人一定的司法救濟權。對于因詐騙受害、權利將受侵害的第三人，可考慮將其視為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使其有權提起訴訟，有效對抗和防范訴訟詐騙行為。

　　“訴訟詐騙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害，不僅包括財產上的，還包括人身精神上的，應引入對受害人的精神賠償制度。”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強調說。

　　(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