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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降價百姓沒感覺
國家發改委醞釀的降價所指向的降價藥品全部是醫保目錄品種，其中包括16種最常用的抗生素，遴選藥品價格平均降幅在60%以上，個別品種的降幅甚至將達到93%。據了解，這第17次降價將是歷次藥品價格調整以來，降幅最大的一次。
不過，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老百姓對于這次“藥品大降價”卻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期待。在北京安貞醫院，一位正在排隊掛號的患者告訴記者：“沒什么感覺，這幾年藥品降價的消息多了，但看病越來越貴！”
衛生部今年三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顯示，我國居民平均每次門診費用在2003年達到了108.2元，比1998年增長了57.5%，而每次住院費用達到了3910.7元，上漲了76.1%，遠遠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為此，我國約有48.9%的居民選擇有病不就醫，29.6%應住院而不住院。治療一次感冒用藥動輒上百元，甚至上千元，讓不少人看不起病。采訪中，記者了解到，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對于藥品降價，國家上有政策，企業卻下有對策。
謎底之一 藥品變臉
政府前16次大幅降低藥品最高零售價，為的是壓縮流通當中的虛高價格，但是在目前醫院掌控市場主動權的情況下，醫院不會自動放棄利潤，壓縮的藥價必然向上游延伸，最終，降價的板子打在了生產企業的身上。藥企既不能與政府討價還價，也不敢得罪掌握自己經濟命脈的醫院、藥店，于是，企業們就想出了給藥品變臉的“高招”。
家住北京市海淀區的姜女士告訴記者，以前她常用治胃病藥西米替丁，每瓶100片僅4元，用了一年多。但是去年年底，藥廠改變藥品包裝后，改名為“泰胃美”，雖然成分無任何變化，但每盒20片售價升至42元，價格比以往增長了50倍。劉女士想買原來包裝的同廠藥卻被廠家告知停產了。
北京市某醫院副主任醫師向記者透露，現在不少藥廠都在玩這樣的“變臉”把戲，比如一種維生素B12類藥物腺鉗鈷胺片，原來1瓶只賣1元多錢(100片／瓶)，但換個名稱和包裝叫“弭可寶”就變成了每盒40元(30片／盒)；又如將紅霉素改名為“抗生紅霉素”，將黃連素改為“鹽酸小檗堿片”，將20粒裝改為10粒裝，改單一成分為復方產品等等，手法不一而足。治療頭痛感冒的阿司匹林，原來的價格為每10片0.3元，更名為“巴米爾”后，價格變為每10片6.3元，價格翻了20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這是企業在認定降價藥品無利可圖時最常用的方法。
據報道，廣州市醫藥工業研究所是華南最大的醫藥研發機構，該所每年所接的業務，有一半以上是一些藥企委托更改藥品劑型的(如將片劑改成膠囊等)。而某醫院管理專家則介紹說，2004年，國家藥品批文中更改劑型、規格的高達1萬多個，出現了一種“井噴”現象，一些制藥企業在原材料、能源上漲的壓力下，開始追求“短、平、快”的投資，頻繁改變規格、劑型，出現“新藥不新”的現象。而按照有關規定，每增加一個劑型、規格可以補充申請一個批準文號，而在藥品招標中，如果別的企業沒有這種規格、劑型，就可以變成“獨家品種”，還可以申請單獨議價。
謎底之二 不斷地推出新產品
針對降價藥物，藥廠停止供貨、停產轉產，某醫藥流通企業醫藥代表郭先生介紹說，對于藥品降價，有些廠家會用暫停供貨來避免損失。最典型的就是2001年12月原國家計委實施第11次藥品降價后，中美施貴寶及強生中國公司在除上海以外的地區停止供貨的例子。當時中美施貴寶的百服寧從7.9元降至1.8元，強生的泰諾林從9.6元降到1.8元，生產廠家認為這種價格甚至低于成本，隨即撤貨，并要求監管部門單獨定價。據了解，這兩種藥品從未執行過1.8元的價格。這一情景也在前不久北京市發改委根據差比價規則對某些藥價進行調整時重現，記者在海淀區花園路附近的多家藥店均被告知被調整了價格的阿莫西林顆粒斷貨。
另外，有的廠家認為無利可圖不愿再做，忍痛停產，轉而生產檔次更高、價格更貴、利潤更大的產品，這也是許多廉價藥品逐漸絕跡的原因。現在，人們已經很難在城里的大醫院見到曾經熱銷的青霉素的身影了。經過國家發改委數次調價，一支青霉素的價格如今大約僅有0.7元，利潤極低，藥廠或轉產，或將市場轉移至消費能力較低的農村，而醫生只得用與之療效接近的頭孢曲松類價格較高的藥物代替。
業內專家認為，不斷地推出新產品，是制劑企業積極應對藥價下跌的另一主要手段，實際上哈藥、麗珠等制劑企業都是通過這種方式來應對降價的，這需要企業有強大的研發和市場能力做支撐，一旦產品銜接不上，就有可能出現業績下滑。而目前抗生素的不斷平民化已經迫使許多企業把目光放到了第四代頭孢上，而不斷升級的抗生素的應用，未必就是患者的福音。(桑雪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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