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皋假酒何以屢禁不絕

　　本報駐滬記者　鞠靖

　　江蘇如皋市，苦惱于假酒叢生。對這里的白酒造假現象，媒體沒少口誅筆伐；監管部門也沒間斷過打擊。然而，它卻總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據《中國消費者報》4月20日報道，今年一季度，單是如皋的磨頭鎮，就被查處假酒案件108起，涉及假酒的生產企業31家、地下窩點67處、經銷單位10家；而“3·15”前夕，江蘇省工商、質監部門僅兩次在 該鎮查獲的假酒、假包裝，就要用20輛大卡車才能裝完，數目之大令人驚訝。

　　就連如皋市委書記陳惠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如皋假酒確有多年歷史了，政府也一直毫不手軟地在打擊，可為什么它還是‘屢打屢發’？”

　　對此，如皋市質監局的負責人回答說：“這個問題既簡單又復雜。說簡單，是因為做假酒有利可圖，且違法成本較低；而說復雜，則是因為它不是一個地方政府或某個部門可以解決的問題。”

　　刑法“鎮不住”造假者

　　鄭圣中和柳明鳳夫妻沒有想到，他們可能會在如皋眾多造假酒者中成為最早被判刑的。

　　鄭柳二人是南通陳香酒業有限公司(下稱“陳香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在如皋假酒制造的鏈條中，他們扮演著“帶頭人”的角色，通過分散制造、包裝、儲藏，結成了家庭間的連鎖制售網絡。而他們最終卻被處于這個鏈條中的一戶村民家的賬本“出賣”了。

　　在今年1月的一次打假行動中，稽查人員共發現了13戶制假窩點，其中有7個圍繞陳香公司在生產。而其中一戶的賬本上清楚地記錄了幫助該公司制假的時間、數量、工錢數額。他記下這些本是為了年底好跟陳香公司結賬，不想卻成了該公司的罪證。

　　“如果不是那個賬本提供了直接的證據，我們還很難對他們進行刑事處罰。”如皋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孫鋒告訴記者。

　　鄭柳二人4月15日被抓獲。在被刑事拘留后，他們交待：自2001年7月至2004年年底，他們制造和銷售的假酒，貨值共計約33萬元。

　　刑法第140條規定，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定罪標準至少是銷售貨值達到5萬元。而孫鋒稱，他們此前在如皋還沒查到過假酒單次銷售貨值滿5萬元的，多數情況是在生產地查到尚未銷售的假酒，而在這種情況下，貨值必須滿15萬元才夠得上追究刑事責任；且這一標準是針對單次查獲數值而言的，對于分多次查獲并已給予行政處罰的不能累加計算。“正因為如此，刑法對于制假者的震懾作用很小。”

　　據悉，如皋迄今尚無一人因制售假酒而被判刑。

　　另外，如皋假酒大多以食用酒精勾兌而成，這與使用工業酒精造假有很大不同，后者可能“鬧出人命”，所以違法的成本較大；而用食用酒精勾兌造假的人，即使被判刑，刑期也不長。因此孫鋒說：“違法的成本太低、利潤又很大，自然容易引人鋌而走險。”

　　處罰弱，執行難

　　刑事處罰的“門檻”偏高，并不是打擊如皋假酒中碰到的惟一問題。

　　很多人，包括許多媒體都認為，如皋假酒之所以屢禁不絕，是因為地方保護作祟。孫鋒對此予以了否認。他對記者稱，由于制售假酒的行為都是偷偷摸摸進行的，其收入根本不繳稅，對地方財政沒有貢獻，所以當地政府不可能對其給予保護。相反，從全社會角度來看，制售假酒敗壞了如皋的聲譽，影響了如皋的形象，政府也是“恨之入骨”，多次整合各方力量，對其圍追堵截，嚴厲打擊，從不姑息。“但是，在打假過程中碰到的一些具體問題，就遠非基層政府所能解決的了。”

　　據孫鋒介紹，質監部門執法的依據主要是產品質量法。該法在1993年頒布時規定，對于假貨處以違法所得1-5倍的罰款，當時所說的“違法所得”就是利潤部分。2000年該法被修改后，處罰力度比過去加大了，規定對假貨可處以貨值50%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但這樣的處罰力度，對于制假者來說，依然沒有起到震懾的作用。”

　　孫峰還告訴記者，即使是數額不算多的罰沒款，也很難執行到位。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制假者不主動繳納罰款，執法部門只好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而法院調查后發現，這個制假者根本就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難以執行。今年初，最高法院又出臺了一則司法解釋，要求強制執行時必須給被執行人留足必需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在這種情況下，執行就更難了。”

　　如皋市委書記陳惠娟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則指出，如皋假酒之所以屢打屢發，除了一些農民還存在著小生產意識，監管部門管理上有疏漏，打擊力度不夠等原因外，“法制不健全，相關法律滯后、不配套、威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陳惠娟聯合35名代表提出議案，建議修改懲治制售假冒偽劣商品違法犯罪行為的相關法律條款，把“雙倍賠償”變成“十倍賠償”，“要罰得制售假分子傾家蕩產”。

　　基層單位授權有限

　　記者在如皋采訪期間注意到了一個十分特殊的情況：當地假酒制造者大多擁有自己的酒廠，這些廠也都有白酒生產許可證、營業執照等。非法行為有合法“掩護”，這就給監管帶來了更大的難度。

　　據孫鋒介紹，白酒生產許可證并不是基層質監部門發放的，而是由過去的國家輕工業部發放的，當時的發證程序也不是特別嚴格，領證條件之一就是，申請廠必須是1999年以前成立的。

　　“如皋現有的30多家酒廠中，已有好幾家被查出生產假酒。在去年以前，如果我們想要吊銷制假企業的生產許可證，還沒有法律依據。”孫鋒說。

　　白酒生產許可證的管理職能現在屬于全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辦公室，它設在國家質檢總局。2004年7月，該局出臺了《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注銷程序管理規定》，其中規定，“存在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違法行為的，吊銷許可證”。

　　“但是，法規雖然有了，吊銷許可證的權力仍然不在基層，基層單位只能協助上級進行監管。從行政許可的角度看，這個吊銷行為須由國家質檢總局或由總局委托省局來執行。這樣一來所需要的時間就很長。”孫鋒說，“吊銷許可證是比較嚴厲的行政處罰行為，程序比較嚴格。在江蘇，凡責令停產、停業、吊銷許可證和營業執照以及處2萬元以上罰款，均必須經過聽證的，程序要求很高。”

　　據了解，去年以來，如皋市質監部門已向上級申請吊銷五六家當地酒廠的生產許可證，但至今還沒有結果。

　　打假人財兩缺

　　經過近一段時期的嚴厲打擊，過去那種公然猖狂制假的狀況已受到遏制，但是，監管部門并不敢保證如皋假酒就此絕跡，因為“現在做假酒很難發現”。

　　據悉，已被查出制假案，要么是經人舉報的，要么是稽查人員巡查發現的，而現在這兩方面工作的難度都在加大。

　　孫鋒介紹說，以前做假酒，要先洗酒瓶子。而在家里洗瓶子的動靜是很大的，周圍的人一聽就知道這家要做假酒了。他們一舉報，一查一個準。但現在是酒廠造假，而酒廠洗瓶子是正常現象，它造假就很難發現。

　　更重要的是，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村民從幫助制假者做假酒中獲得好處，并且認為如皋假酒既喝不死人，又不在本地賣，所以“無所謂”。這就使舉報者越來越少。

　　少了舉報，質監部門只好加大自身的巡查力度。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上午剛去查了，下午又去，晚上再去。有一次，稽查人員下午1點在一個酒廠里查到300箱假酒，晚上12點到該廠殺“回馬槍”時，又發現了300箱同牌子的假酒。

　　據介紹，今年以來，如皋質監部門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巡查上，并為此投入了幾十萬元，十多個稽查人員分成了3組，每組盯十個廠。但即使這樣，也還是捉襟見肘。

　　首要的問題就是人力不足。孫鋒告訴記者，質監部門在鄉鎮沒有分支機構，而從今年起它又新增加了食品生產加工企業日常衛生監管的職能。如皋有500多家食品廠，可整個稽查大隊才有十多個人，根本管不過來，“我可以365天盯住它們，但是我不能保證24小時盯住”。人力不足使得稽查的情報和信息來源受到很大限制。工商、公安等部門在每個鄉鎮都有派出機構，熟悉當地情況，容易走訪和發現線索，而質監部門顯然不具備這種條件。

　　稽查不僅缺人，還缺錢。在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后，行政執法機關的收入全部要上繳財政，其經費則根據情況核定下撥。“今年起，稽查人員按每人35000元發給人頭費。”孫鋒說，“這筆錢坐在辦公室工作可能夠了，但對稽查來說就不夠了。因為搞稽查，在不在當地、到沒到現場，效果顯然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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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皋假酒的產銷鏈條

　　□本報駐滬記者　鞠靖

　　如皋所產假酒，大多是仿冒幾元錢一瓶的白酒；其銷售主要是面向農村。但即使是仿冒低價酒，制假者依然有利可圖，有的利潤甚至可以達到100%。

　　據了解，如皋造假酒所用的食用酒精，是從蘇北、山東等地正規的酒精廠里批發來的。制假者對這些酒精加水和香精勾兌，通常會將酒精度兌得很低，標明42度的其實也就只有20多度。勾兌好的假酒裝在大桶里，放在桌子上，引一個皮管往酒瓶里罐，整個生產工藝十分簡單，村民在家里就能生產；做起來也很快，一天做幾百箱完全沒有問題，也不用繳納稅費，工人工資也很低；做好的假酒就藏在儲藏室甚至豬圈里，隱蔽性非常強。這樣勾兌出來的酒，每瓶成本只有幾毛錢。

　　成本當然還包括酒瓶、標簽等包裝費用。酒瓶通常是回收的，一只也就幾分錢。制假者本身就是酒廠，回收酒瓶很正常；把酒瓶收回來，就可以做其他牌子的酒，有時候連醬油瓶也可以用上。

　　假酒上使用的標簽，基本上是委托浙江溫州蒼南一帶的印刷廠印制，然后托長途客車帶過來；即使在路上被查，因為不知道貨主，也無法追究責任。如果算上包裝費用，一瓶酒的成本不過1元，這樣即使賣2元一瓶，利潤也很可觀。

　　但是，這些利潤中有相當一部分其實都被中間銷售商拿去了。因為中間商是按假酒的價格來進貨的，卻是按真酒的價格對外銷售的。

　　如皋雖然“盛產”假酒，但通常并不在本地銷售。假酒銷往外地的運輸和銷售渠道相對來說是比較固定的：運輸往往是由造假者的親戚或鄰居承擔，而銷售則有一些相對固定的市場，如在江蘇南京的江都、常熟的支塘、南通的通州、啟東，以及浙江的蕭山等地，都有“專賣”如皋假酒的點；而有些地方的人素知如皋假酒的“大名”，會主動來聯系進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