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上世紀之交被引入中國，她有幸親證了中國百年歷史，也印證了幾代人俯仰沉浮的心路歷程。然而，由于多種復雜原因，話劇沉寂了。如何振興話劇，成為一個富有挑戰性的藝術文化課題——

　　——訪中國話劇理論和歷史研究會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田本相教授

　　胡兆燕

　　話劇，本來是西方的劇種。

　　百年來，中國話劇走過了曲折而艱難的歷程并取得了偉大輝煌的成就。在回顧中國話劇百年歷程之際，本報記者獨家采訪了中國話劇理論和歷史研究會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田本相。

　　百年話劇成就斐然

　　記者：中國話劇在過去的百年歷史中取得了哪些成就？

　　田本相(以下簡稱田)：中國話劇百年來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首先充分表現了中國人的詩性智慧和文化開放精神。話劇作為一種“舶來品”，中國人把它吸納過來，經過創造性地轉化，不但使之成為中國民族的話劇，發展成為全國的第一大劇種，而且還構建了一個遍布全國的話劇體系。

　　另外，縱觀世界戲劇的發展，還沒有一個國家、民族的話劇如同中國一樣，在民族的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如果把作為綜合藝術的話劇、同油畫、交響樂、芭蕾舞等加以比較，雖然都是從外國引進的，但話劇的發展規模及其在中國現代歷史上產生的廣泛影響，又是其他望塵莫及的。

　　中國的話劇，在長期的藝術探索中形成了從田漢、曹禺、夏衍，到姚一葦、劉錦云、杜國威等為代表的詩化現實主義傳統。這些劇作家創造出一批話劇的經典著作：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田漢的《名優之死》和《關漢卿》、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陳白塵的《開官圖》、老舍的《茶館》、劉錦云的《狗兒爺槃》、姚一葦的《紅鼻子》、杜國威的《人間有情》等。

　　中國的話劇在演劇形態上形成了中國的作風和中國的氣派、并涌現出焦菊隱——北京人藝演劇學派。百年來，中國的話劇涌現出一批優秀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劇作家、導演藝術家、表演藝術家、舞臺美術家。中國的話劇隊伍不但擔負著話劇創造的歷史史命，而且成為中國電影、中國戲曲的助手，更成為中國電視劇創作的主力軍。三十年歷經危機低迷徘徊記者：話劇演出的模式和體制經歷了怎樣的轉折和變化？田：新中國成立，國家給話劇以充分的物質保證，話劇團遍布全國，而目前存在的只有幾個省市的話劇劇團。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電視的巨大沖擊波迅猛撲來，使得話劇經歷了生存考驗。許多劇團難以為繼，觀眾大量流失，“不演戲不賠錢，越演越賠錢”。90年代，在市場經濟的熱潮中，一些戲劇人不得不面對票房，于是制作人興起，進行獨立制作，小劇場話劇一度興起，在極端蕭條的境況下，重新找回觀眾，探索話劇發展的道路。

　　記者：近年來，話劇似乎變成了“奢侈品”，越來越遠離人們的娛樂生活，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田：近三十年來，話劇的境遇越來越不讓人樂觀，話劇的危機越來越深化。

　　早在上世紀80年代，話劇迎來了百年來最活躍的歷史階段。而90年代則成為劇作家缺席的時代。首先是戲劇創作精神的萎縮。劇作家失去了80年代那種政治的激情和社會的責任感，失去了那種敢于面對現實的勇氣和風骨；失去了藝術創新的銳氣。另外，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時代給知識分子提供了致富的機遇。物質的和金錢的誘惑大大調動了人們的發財欲望，許多劇作家轉向較之話劇的觀眾更多、報酬更多的電視劇，或者去寫小說。似乎目前還找不到一個招魂之術，使那些具有才華的并具有思考的戲劇人才回到戲劇中來。這是一件十分令人悲哀的事情。

　　中西文化交融迎接開放時代

　　記者：既然說話劇是“西風東漸”的舶來品，那么，在當下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時代，是不是話劇能夠再度繁榮起來呢？

　　田：話劇在第一次西潮中，成就了像曹禺、田漢和夏衍等這樣一些杰出的戲劇家，體現了最初的中西文化的融合。

　　凡是融合最好的，一定是建立在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藝術的深厚的土壤上，同時又必須是對于西方的戲劇有著深切的體驗和研究，是真正理解了西方戲劇精髓的結果。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空前開放的時代，當然也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時代。話劇，給了我們一個最佳的中西文化融合的對象。當西方的布萊希特、阿爾托都向東方汲取資源時，我們為何不從自己的優勢中去擁抱西方呢？這將是一個廣闊的融合的天地、我認為這種融合僅僅是一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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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話劇的起源

　　西方戲劇專家認為，1907年的日本東京，一批留日中國學生演出了西方名劇《茶花女》，中國話劇從此開始。

　　在一百年的歷程中，中國話劇以演“外國戲”為起點而逐步發展，始終與它的本源千絲萬縷。中國話劇是從演“外國戲”開始的，這個傳統由來已久。從最初搬演《茶花女》、《玩偶之家》、改編《瓊斯皇》等西方經典劇目到后來長時間內，外國戲在引導著中國話劇。選擇外國戲，涉及到選材的問題。如何在外國戲和中國觀眾之間找到平衡點，讓外國戲走近當代的中國觀眾。外國當代戲當中更多是大家還沒看過的，中國演出的外國戲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應盡量打開渠道，重視并引進新的外國戲，及時了解世界同行的步伐，這是有益的也是需要的。經典都是從新劇目沉淀而來的，沒有天生的經典，而是需要發掘、搬演，每一個好的新戲都可能成為經典。如果只有舊的經典，就會局限眼界，束縛創造力。新世紀以來的新劇目當中，影響較大的外國戲有《紀念碑》、《屋外有花園》等。外國戲給觀眾帶來新鮮的視覺享受，同時給我們的創作開拓了一定思路。

　　(吳朱紅:作者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創作室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