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小曼

　　《詩刊》人正是用溫暖的情懷和內心寧靜來化解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演變和時代喧囂，給人心靈帶來的躁動，維系人們對詩歌的熱忱

　　作為中國詩歌報刊的“領頭羊”， 《詩刊》的歷史不僅與中國新詩緊密相連，也與社會文化歷史進程相系，《詩刊》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一個文學期刊那么簡單，它承載著一個特定時代的記憶。在風風雨雨50年后的今天，面對網絡和新的詩歌載體，《詩刊》的角色將會發生怎樣的改變？

　　詩歌黃金時代

　　“1982年2月22日，我攜著一堆行李到《詩刊》社報到。和那個年代所有懷揣文學夢的青年一樣，對那時的我來說，《詩刊》不僅是一個最具權威性的詩歌刊物，而且意味著一塊靈魂的凈土。”在《人與事：我所親歷的八十年代〈詩刊〉》一文中，詩歌評論家唐曉渡深情地寫道。即使是時光被拉回到20年后的今天，他對上世紀80年代的《詩刊》記憶依然激情滿懷。“時至今日我也不打算嘲笑當初的浪漫，相反卻時常驚悚于這種綠色情懷在歲月風塵中點點滴滴的流失，或被蒸發。”

　　這與很多歷經過80年代的詩人一樣，他們不僅對自己經歷過的詩歌“黃金時代”充滿懷想，也對《詩刊》充滿感激。“當時在《詩刊》發表一首詩意味著什么？是的，很可能一夜成名！”一位著名小說家談起自己的文青歲月，直到今天還耿耿于懷， “只是我沒有應付生活的勇氣，所幸沒有滑入詩人行列。”這真是五味雜陳。看來不管是喜歡或者不喜歡，幾乎所有寫詩的人，都繞不開《詩刊》，討厭它、喜歡它，但不能不談論它。

　　或許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意義，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員、詩歌版本學家、收藏家、現當代詩歌研究者劉福春開玩笑說，那些罵它的人，一定也是因為它是標桿、旗幟，而《詩刊》的重要性恰恰就體現于此，“中國有名的、沒名的詩人，都想在《詩刊》發表作品，食指、林莽、北島、舒婷、韓東，這些當代重要的詩人，沒有一個人沒有在《詩刊》發表作品。”

　　從劉福春為《詩刊》50周年作的“大事記”可以看到，被人如數家珍的當代詩人的作品多集中在1978-1986年。比如，1979 年3月號《詩刊》轉載了《今天》上北島的詩《回答》，4月號轉載了舒婷的《致橡樹》，8月號發表了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這些作品當時在文學界乃至文化界廣泛引起過爭議。

　　1980年，《詩刊》舉辦第一屆“青春詩會”，隨后，10月號推出特輯；8月號《詩刊》發表章明《令人氣悶的朦朧》一文，由此展開了所謂“朦朧詩”的大討論。此后，詩作、詩歌討論，活動不斷，到1986年、1987年、1988年這3年達到高峰，可謂是詩歌的“黃金歲月”，以艾青等為代表的老詩人與“朦朧詩”代表的新詩人形成“新舊陣營”，多次展開觀念上的論爭，甚至超越詩歌理論之外，這些在唐曉渡《人與事：我所親歷的八十年代〈詩刊〉》中也有細致的描寫，比如舒婷在1983年獲獎時熱淚盈眶，發出“怎么在中國寫詩這么難？”的呼聲，在詩歌流派風起云涌的同時，也在進行“精神污染”的討論。但盡管如此，在詩人、《詩刊》、詩歌界引發的爭論卻讓人激動，并為之落淚。各種詩歌觀念、新詩潮、新的詩歌刊物也在這個時期應運而生，詩歌刊物發行多達幾十上百萬，讀者難以計數。

　　“《詩刊》從發行12萬到14萬，直到高峰時的55萬，這對于詩歌刊物來說，是非常不正常的現象。”劉福春說，當年《詩刊》在工體舉辦的“詩歌朗誦會”有幾萬人參加，其盛況并不比今天的明星演唱會差，當年《星星》詩刊舉辦的“10大青年詩人評選”頒獎，那些上臺領獎的詩人被蜂擁的學生舉起來，葉文福的臉上被很多女生印上口紅印。詩歌如此的狂熱在他看來，不可能重演了，“這一切再也回不來了。因為當時大眾文化相對匱乏，很多人只能通過詩歌來宣泄情感。而今天的方式有多種，這或許說明詩歌正在回到它本來的狀態。”

　　弄潮者的角色

　　作為上世紀80年代詩歌的親歷者、見證者，以及一個時代的記憶載體，《詩刊》所扮演的角色也就非同尋常。在很多人看來，80年代不僅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也是風云際會的文化復興時代。

　　從劉福春梳理的“80年代《詩刊》大事記”可大致看到，80年代所有的問題都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且與社會文化的歷史進程相呼應， “文革”后復出的一批老詩人和正在“崛起”的一批青年詩人，在度過了最初的“蜜月”階段后，其內在的分野正變得越來越不可回避。

　　這種分野遠不止是藝術風格的歧異，也無法被歸結為當時人們樂于掛在嘴邊的“代溝”，在更深的層面上，它是新詩在謀求自身“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綜合“癥候”。

　　《詩刊》作為公開出版的詩歌報刊的“頭羊”，在新格局的形成和演變中則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理論和批評方面甚至扮演了弄潮的角色。然而，隨著復興大潮的潮頭初平，《詩刊》的角色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

　　“是不是《詩刊》從創刊以來就葆有的敏感性在喪失？　一陣說不出的疲倦感突然攥住了我。”回顧過往，唐曉渡說自己總會感概萬千，與這種情感類似的還有很多人，感覺《詩刊》自90年代后，已經難以掀起什么大的回響了。

　　與之相對應的是，《詩刊》發行量也從高峰時的50多萬冊，到1998年低谷時跌至2萬冊左右，對比這些變化，有人自然會質疑《詩刊》作為“弄潮者”的角色變化，或者在商業社會，它已經不能“領風氣之先”。

　　劉福春卻認為，《詩刊》一直就是領“社會風氣之先”的， 90年代以來沒有轟動的詩，那不是一個刊物的問題，而恰恰是文學本身的問題。

　　回歸90年代的平靜

　　著名詩人、《詩刊》編輯部主任林莽也認為，《詩刊》的發行量下降是正常現象，這也與讀詩人的變化有關，不能說《詩刊》自身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即或如此，它也是所有詩歌刊物發行量最好的，自2002年后，《詩刊》發行量已有所回升。林莽說這與詩歌的回歸不無關系，目前一些多年不寫詩下海經商的人現在又開始關注詩歌并回歸寫作狀態，而且他們的詩歌從技巧上要比以前更顯成熟，至于不能產生80年代那樣的關注度，這是多方面的原因。

　　“它可能與詩人更關注自身，詩歌更內部化、文本化有關。據林莽介紹，近年來寫詩的人并沒有減少，而且詩歌出版物每年都在遞增，有很多詩歌是通過互聯網等其他新媒體手段傳播，致使詩歌讀者發生分流，社會對詩人、詩歌關注度也在回升。”

　　劉福春說，90年代以來詩歌之所以看起來沒有80年代那么熱鬧，一個很大原因是當時寫作發表一首詩有一種期待，往往寫完一首詩，寄到編輯部再經過三審發出來，這需要時間，現在的寫作就不需要時間了。有時候往往還沒寫好就在網上貼出來了，這里面就有很大的不同。想想那時候在《詩刊》上發表一首詩是多么有影響。今天的詩人注定是短命的，網絡時代“各領風騷三五天”。這一切都是因為時代發生了變化。

　　歷史的回響

　　“不論怎么變化，所有寫詩的人還是想到《詩刊》發表作品。”這就足以證明《詩刊》已經是一個品牌，它不僅是歷史最長的刊物，也是創刊時間最早的詩歌刊物，很多《詩刊》編輯都引以為傲，對于“最早的詩歌刊物”的說法，劉福春卻不太認同。“《大眾詩刊》的創刊時間比《詩刊》要早，此后還有《人民詩歌》(上海)。但它們的壽命都比較短。”

　　1957年創刊的還有《星星》，《詩刊》是作家協會的，屬于國家刊物。《星星》屬于省級刊物。

　　《詩刊》的敏感性、包容性從它創刊就已經體現了出來，這也是由于它的特殊身份。當年不僅刊發了臧克家、艾青等的詩、也刊發了穆旦、杜運燮的詩，但它很快又刊發了工農兵的詩，說明《詩刊》的敏感性，是有傳統的。

　　1964年，《詩刊》的突然停刊一直是個謎，即使是《詩刊》人也說不清當時為什么突然停刊，劉福春說。

　　《詩刊》老編輯王燕生說當時停刊，是《詩刊》編輯人員深入農村工廠參加火熱勞動，加強思想鍛煉。

　　劉福春覺得這顯然不是主要原因，因為，停刊是非常匆忙的，而且是一個突然的決定。在他收藏的1964年12期的合刊號上有一封隨刊附信。

　　信是付頁，說社會主義建設的群眾運動正在蓬勃開展，為使編輯部工作人員有較長的時間深入農村，“本刊決定從1965年元旦起暫時休刊。”從附信看，顯然是非常匆忙的決定。不然就不會隨刊附信。劉福春說，這也說明了《詩刊》的敏感性，因為其他的文學刊物都是在1976年才休刊，這因此讓很多人覺得不解。

　　詩人的守護神

　　《詩刊》1964年12月停刊，直到1976年復刊，這之中又充滿了怎樣的故事？在休刊12年后，直到80年代“思想解放”時期在文學界又擔當“弄潮者”的角色，這些在劉福春看來，不僅是“敏感”，還多多少少體現出了《詩刊》人的智慧。

　　唐曉渡在回憶中說，剛去《詩刊》工作，編輯部主任吳家瑾給他送來一封折成燕形的便函，是副主編邵燕祥先生留請她轉交的。

　　“一個初來乍到者，一個游子，懵頭懵腦之下，突然讀到來自一位景慕已久的前輩和領導的如此親切的文字，其心情可想而知。”唐曉渡說，他批閱稿件的細致程度常常令人汗顏：每一個值得推敲的句子，每個錯別字，以至每一個標點符號。他在稿箋上很少只署諸如“同意”、“不用”這樣更多示其權能的批語，而總是盡可能詳細他說明用或不用的理由，包括必要的提醒以至警告。

　　一些到過《詩刊》的詩人都有如此的感覺，據一個詩人回憶，80年代他來北京，時任《詩刊》副主編的邵燕祥竟到車站去接他，這在今天真的是很難想像。

　　除了邵燕祥，還有此后的編輯，無不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見到林莽的人也有同樣的感覺，溫暖、寧靜，即或是一個不知名作者的來信也一一回復。他們正是用這樣忘我工作、內心寧靜來化解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演變和時代喧囂給人帶來的心靈躁動，同時，也用溫暖的情懷來維系人們對詩歌的熱忱。這讓我們想到兩年前去世的波蘭詩人米沃什的話：“詩人的守護神永遠是但丁”。

　　因為他們心中已經有了守護神，才可以使《詩刊》即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失卻過重心。(相關文章見G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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